张育轩：宗教圣地爆发的肺炎疫灾，如何让伊朗深陷危机？

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扩散全球，伊朗也爆发多起感染，延烧 23 个省份。截至 3 月 3 日为止，根据伊朗官方的信息，目前伊朗确诊人数为 2336 人，死亡 77 人。

最令众人意外的两件事是，最初按照公开的数据计算，新肺炎在伊朗的死亡率比其他国家都来得高，中国约 3 %、日韩不到 1%，伊朗则接近 10%，直到三月这两天公布的确诊人数攀升上去，死亡率才落到正常水准。第二点则是伊朗有多名高官遭受到感染。包括副总统 Masoumeh Ebtekar、改革派议员 Mahmoud Sadeghi 、国会国防安全与外交委员会主席 Mojtaba Zonnour 以及在 24 日开完疫情记者会后隔天被验出已经感染的卫生部副部长兼伊朗防疫负责人 Iraj Harirchi。甚至一名议员 Mohammad Ali Ramazani Dastak 和国家利益委员会委员（Expediency Council）Mohammad Mirmohammadi 因感染死亡。

感染来自何方？伊朗目前有两种推测，一种认为是圣城库姆（Qom）的中国工人所带来。这个说法较难成立，因在伊中国工人往往远离市区，不太有机会跟当地人往来。第二种说法是从中国回来的伊朗商人经过第三地转机，绕过了政府的检测，但这推测，目前尚未获得证实。

无论如何，伊朗的疫情已经快速蔓延，并扩散到其他中东国家甚至更远的西方国家，包括黎巴嫩、阿塞拜疆、新西兰、加拿大、美国与英国都发现来自伊朗的确诊案例。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黎巴嫩、澳大利亚等国相继暂停与伊朗的交通往来。卡塔尔政府也撤出在伊朗的公民。究竟为何疫情在伊朗蔓延的如此快速？而伊朗政府应对疫情又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宗教圣城

姑且不论最初感染来源为何，疫情首先在圣城库姆快速爆发有几个因素。

首先，库姆作为宗教与伊斯兰学术重镇，造访的朝圣游客与交流的学者繁多，也是来自巴基斯坦、黎巴嫩、伊拉克等地的什叶信徒喜爱造访的圣地。

其次，在伊朗的伊斯兰礼拜中，信徒往往彼此挨得相当近，清真寺的密闭空间中，伊玛目讲道动辄两三小时，参与者通常紧密地席地而坐聆听。另外，伊朗的伊斯兰还有一个什叶派独特的特色：圣祠中纪念先知后裔，陵墓周围有银色的栅栏。许多信徒喜欢亲吻栅栏或是靠著哭泣吊念死去的圣裔，往往人挤人水泄不通。很难想像疫情爆发期间还进行这样的朝圣，得承担多少风险。库姆的法蒂玛圣陵就是这样一个陵墓，安葬第八位伊玛目 Imam Reza 的妹妹法蒂玛，至今仍尚未关闭。

拒绝关闭宗教场域和封锁，在伊朗引来不少抨击，若基于防疫的专业判断，应当暂时关闭人群密集的工作场所，避免进一步扩散，如果能及早采取措施，对库姆封城，或许也不至于扩散到全国以及国外。

只是，直到目前，伊朗官方也未有隔离和封城计划，现在封城恐怕也无济于事。由于库姆市距离首都德黑兰只要两小时左右车程，德黑兰一早就出现感染案例，并延伸到更北边靠近里海的吉兰省（Gilan）。

谎言与谣言

雪上加霜的是，伊朗政府近来公信力低落。

今年年初，美国与伊朗对立情势急遽升高，特朗普下令刺杀了伊朗革命卫队的高级指挥官苏莱曼尼（Soleimani），伊朗则发射数十枚飞弹攻击美军在伊拉克基地（无人死亡）作为报复，但在攻击期间，在德黑兰机场附近的革命卫队基地却误击一架飞往乌克兰的航空班机，导致机上乘客全数罹难。伊朗政府开始先是口口声声说不是飞弹射下，最后才承认是革命卫队的人为疏失。（不过相比之下，俄罗斯至今未承认与2015年于乌克兰一班马来西亚航班遭到飞弹击落的关系）令伊朗公众大为震惊，原本总是声称保卫国家的革命卫队居然误击客机，这让原本才享受一波“爱国主义红利”的革命卫队公信力尽失。

另外，现任总统鲁哈尼内阁的领导能力也大有问题，去年 11 月中，鲁哈尼政府决定采取行动删减油气补贴，并用现金方式补偿给弱势家庭。这项政策研议许久。历届政府都希望让补贴更有意义而不是无条件发放。然而政策忽然宣布上路，燃油价格飘涨，导致伊朗爆发近两年最大的示威抗议。伊朗政府史无前例以全国断网一周来控制抗议。这又令公众质疑伊朗政府断网决定缺乏问责与程序。值得注意的是，伊朗高层在 2017 年的抗议后，决定封锁伊朗最多人使用的通讯软件 Telegram，但近两年来，即便需要翻墙，仍然没有显著降低 Telegram 在伊朗的使用率。最近，官方通讯社 IRNA 甚至罕见地发文呼吁解禁 Telegram，认为这样有助于帮助政府传递即时的疫情信息。

由于伊朗政府公信力低落，导致公众往往很难相信政府政策。例如伊朗政府呼吁公众尽量不要离开自己所在城市外出，不少德黑兰民众却驱车前往北部里海岸边城市避难，间接导致疫情往北延烧。

伊朗官方早期的确诊数据也令人质疑。副卫生部长曾经召开记者会驳斥民间“政府隐瞒真实感染人数”的传言，结果随后就宣布自己确诊。2 月 29 日，BBC波斯语频道甚至引述匿名的伊朗卫生单位人士，声称死亡人数高达至少 210 人，不过这项数据未获得伊朗卫生单位证实。

政府公信力低落的另外一个副作用，是谣言与阴谋论在伊朗很有市场。伊朗的政治文化当中充满阴谋论，就连理当建立起公信力的政治人物也热爱使用，例如，总统鲁哈尼七年前以开明与改善国际关系的形象上台，然而现在发言却越来越像是伊朗保守强硬派。在 2 月 26 日的内阁会议中，他指责“敌人密谋让我们的国家关门”、“病毒不应该成为敌人用做阻断我们工作的工具”，并声明不会采取封城措施，并呼吁人们正常工作。

阴谋论经常成为伊朗政坛卸责的理由，灾难经常怪罪于美国与以色列，即便没有任何证据与关联。有意思的是，美国政界不时也把中东的不顺利都怪罪在伊朗头上。

阴谋论在伊朗横行，有其历史与国际政治背景，19世纪以来，伊朗先是遭受到英国与俄罗斯帝国主义入侵，又在 1953 年遭遇美国秘密策动的政变，伊朗人确实在历史上被不少“阴谋”坑害过。以至于各种夸张的阴谋论大行其道。甚至，反政府人士中也流传阴谋论，比如“美国策动了伊斯兰革命是为了阻止当时即将变成世界强权的伊朗”，或者“霍梅尼其实是英国间谍”等等。阴谋论也导致伊朗政府时而歇斯底里，认为美国总是在密谋对付伊朗，时常以间谍罪名逮补学者和双重国籍伊朗人，等等。总而言之，这样的政治文化环境，对需要专业与坦承来对抗的疫情相当不利。

除了阴谋论以外，谣言、假新闻与真相往往难以辨明。例如网上流传伊朗卫生部长辞职信（后证明为伪造）、未经证实的感染死亡数据、官员没戴口罩探访受到感染的副总统（ 2014 年的旧图片），等等。2 月 26 日，伊朗警方特别针对疫情设立的网络警察以“散播谣言”罪名逮捕了24人，另约谈 118 人后释放。这些人有多少是真的散布谣言，有多少又是披露真实信息，或者有多少半真半假，很难核实。

伊朗防疫的经济窘境

伊朗面对疫情的另外一项困境，来自于美国单方面的金融制裁，令伊朗很难取得许多防疫设备。

伊朗长年饱受国际制裁，近两年，特朗普又为了逼迫伊朗上谈判桌单方面增加了经济与金融制裁，由于美国金融霸权“长臂管辖”的威力，几乎没有银行敢冒被美国财政部盯上的风险协助伊朗转帐，使得伊朗对外贸易几乎寸步难行。

在医药方面，伊朗在基础药物方面可以自给自足，口罩也能自己生产，但涉及一些高端、稀有的药物设备，仍然依赖进口，例如实验室的防护衣，等等。这对伊朗对抗疫情形成额外的压力。

一直有人批评，特朗普的单方面金融制裁未能对人道必要的医药与粮食领域采取足够的豁免措施，造成的伤害主要由普通伊朗民众承担，也未必能达到特朗普所希望达到的政治目的。无疑，美国制裁对伊朗抵抗疫情的能力造成非直接的影响，其中伊朗的感染案例可能被低估，就或许在于伊朗的检测能力受到金融制裁限制，导致检测工具不足，欧洲公司又因畏惧美国制裁而无法向伊朗出售检测工具，伊朗目前接受 WHO 支援以及仰赖接下来国内生产，拖慢了检测的进度。不过， 特朗普政府近日稍微放宽了制裁，透过瑞士建立的管道让伊朗获取相关的医药设备。

实际上，伊朗的医疗基础并不弱，每年的医疗卫生投入占 GDP 的 10%。根据国际卫生组织报告， 2008 年时，已经有超过 90％的乡村伊朗人口可以获得免费医疗机构的照顾，透过基本医疗保健计划触及全国各地乡村，地方医疗机构承担基本医疗、家庭计划宣导、疫苗等责任。然而尽管如此，伊朗面对流行传染病的能力却面临许多考验。在 2000 年世界卫生组织所做的一份全球医疗体系报告中，伊朗排 93 位。而在一份 2019 的全球卫生安全调查中，伊朗落在第 97 名，六项指标中最强的是预防与健康，最弱的是应对、检测与治理，这些数据排名，多少可以反映出当前伊朗医疗体系面对疫情为何左支右辍。

有鉴于防疫是弱项，伊朗卫生与医疗教育部从 2003 年开始加强传染病防治的管理与应对，特别是在天然灾害期间，由下设的传染病管理中心（CCDM）负责，提升人员训练，增大基本设备投入，然而政府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数据搜集工具不统一、私部门与综合型医院缺乏参与等等，仍是挑战。伊朗的传染病监控系统受限于法规不完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案例回报系统在品质与数量上都差强人意，甚至只有 25% 的案例采用网络回报，许多医疗中心尚未有网络连接。许多伊朗人在私人医疗机构就医，而这些机构依然未能有效加入回报系统。在这次疫情中，这些问题都暴露出来，比如伊朗与世界不符的高死亡率，就有可能是因为中央的单位无法及时获知各地的案例所造成。

除了医药方面，伊朗疫情急剧恶化，对伊朗早已千疮百孔的经济带来又一沈重打击。特朗普施加制裁以来，伊朗已经相继在 2017 年底与 2019 年底爆发过两次源于经济的全国抗议，更不用说还有几次洪水与地震。许多商家指望三月底的波斯新年可以缓解损失，如今这个希望恐怕落空，更别说新年家家户户过年回乡并拜访亲戚的传统将增加病毒传播的可能性。如果说三四月将是全球疫情的高峰期，伊朗的挑战恐怕相当严峻。

宗教与政治

疫情的快速爆发也显露出伊朗政治体制的内部矛盾。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体制由两个机构叠加而成，在普通共和体制（议会、总统、行政部门）上面有神权体制，包括拥有最终决定权的最高领袖、可以审查法案与选举参选人的宪法监护委员会，以及受最高领袖统领的革命卫队。在这套体制底下，两者不时会发生摩擦。理论上来说，民选产生共和体制优先考虑的是选民利益与专业官僚的政策，非民选的神权体制优先考虑意识形态与宗教。

例如在这次疫情当中，临时设立的国家最高疫情指挥中心与德黑兰“周五礼拜总部”就发生了冲突。疫情指挥中心于 26 号宣布在受到疫情波及的城市，周五礼拜将暂停举行。然而德黑兰的周五礼拜总部却宣称在卫生部与德黑兰市政府的许可下，这周礼拜将照常举行。直到更上层的周五礼拜委员会跳出来指示取消周五礼拜，几乎在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以来史无前例。不过在宗教学者内部，也非统一有共同意见。 一些教士呼吁配合政府防疫措施，也有些教士认为周五礼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该取消。总统鲁哈尼深知伊朗双轨政治体制以及各个机构各行其是的状况，强调对抗疫情的措施以他带领的指挥中心为准则，实际成效仍有待检验。

疫情爆发以来，一直有人质疑伊朗官方刻意隐匿疫情，政治考量凌驾防堵疫情，是因为 23 号所举办的国会选举，官方不希望投票率过低，以及 3 月 8 日是伊玛目阿里的诞辰纪念日。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甚至声称投票是“宗教义务”，试图刺激投票率。然而开票后，民众普遍对当前台面政治人物失望——监护委员会 DQ 了大部分的改革派议员，几乎只有保守派能投，此次议会选举创下了40年来最低的投票率，官方数据只有 42%，远比2016年 62% 低，甚至在首都德黑兰只有 25%。由于选举是民众改变政治的主要管道，投票率低显示民众普遍对于伊朗政治没有信心。

目前伊朗政府开始采取各种措施，例如在大街上张贴海报宣导防疫知识，派遣国防军协助制作口罩、学校停班、一些公司采取远端作业。革命卫队也派出人员在库姆城内、清真寺等区域消毒，伊朗人也主动互相宣导防疫信息，具体成效如何，恐怕还得进一步观察。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伊朗与中国的关系。在这次疫情当中，中国与伊朗频繁地相互送暖。在中国疫情爆发后（伊朗爆发前），伊朗外长就多次特别以中文发布推文，给中国对抗疫情加油打气，甚至引述了中国与伊朗古诗来彰显两国紧密的关系。伊朗特别派遣一架专机装载救援物资送往中国，甚至在德黑兰的自由塔以灯光打上两国国旗和以中英波斯语写满“中国加油、伊朗加油”口号的 Hashtag。不久伊朗爆发疫情之后，中国也回报资助防疫物资。尽管官方关系热络，民间便未必如此。由于武汉肺炎可能由蝙蝠传递到人身上，加深了伊朗人认为中国人甚至东亚人各种飞禽走兽都可以当作食物的印象，笔者有学中文的伊朗朋友就必须费力解释这非实情。

九世纪伟大的波斯伊斯兰学者布哈里（al-Bukhari）引述一段圣训说：“如果听到一个地方有瘟疫，就别前往。如果你所在的地方爆发瘟疫，就别逃离。”希望伊朗人跟伊朗政府能从祖先的告诫中获得教训。

（张育轩，自由撰稿人，长期关注中东，经营有“说说伊朗”脸书专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