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与舆情十七年：被瞒报的SARS与被孤立的武汉

2019年12月31日，即将跨入2020年的前夕，一则关于武汉市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被媒体披露，当日一度引起热议，但在微博的热搜榜中停留7小时便淹没于信息流中。直至如今农历新年前夕，官方通告里不断恶化的疫情与舆论关注、警惕、恐慌及流言均在1月20日之后袭来，不同平台的热度指数均在从那一天起呈指数级增长。

据中国卫健委今晨发表的数据，截至1月24日24时，内地累积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287例，当日新增444例，总计死亡41例。在两天前的1月23日，湖北省武汉、黄冈、鄂州三市相继实施“检疫隔离”，当地医疗物资紧缺、病人无法及时医治、感染链未切断、与空中消毒等谣言也伴随“封城”的消息传了一整天，而这一天的微博热搜，则是官方置顶的四个字——“武汉加油”。

1月24日，央视新闻联播终于大幅增加了对疫情报导的时长，指国务院应对疫情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会议”在20日、23日、24日连续召开，提及将采取更严格措施。

而在舆论场中，不少人将是次疫情与2003年的SARS事件相类比，同在春节前夕爆发，同样来源于野生动物。由于SARS时期的瞒报仍在目，此次“武汉肺炎”即便有院士钟南山、世界知名传染病专家袁国勇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向外表露未有瞒报，民间对医护感染及未统计案例的质疑却无法平息。这种被命名为2019-nCoV的新型冠状病毒，与17年前一样，考验著中国的防疫系统及媒体生态。

武汉疫情二十天的沉寂：“只能跟官方通报，解释性科普也不行”

2019年12月30日晚，一份《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的红头文件图片在坊间流传，其中提及湖北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要求各单位做好应对，并禁止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同时流传的，还有关于病毒是SARS的微信聊天纪录截图。

翌日，财新网、第一财经两家媒体的记者致电武汉市卫健委，对于不明原因肺炎情况获得证实。下午，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第一份有关疫情的通报，指出目前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其余病例病情稳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转拟于近期出院，又指“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末段表示“病毒性肺炎多见于冬春季，可散发或暴发流行”，但该病情可防可控。随后多家媒体跟进转发武汉市卫健委通知。

《人民日报》的微博在当天以“武汉肺炎不能断定是SARS”为话题发布消息，称病因尚未明确，不能断定是网上传言的SARS。“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12月31日中午12时左右便立刻登上微博热搜榜首位，约两小时后，“武汉不明原因肺炎不能断定是SARS”的热搜紧随其后居于第二，“不明原因肺炎”一条，则在当日晚7时许渐渐淹没于即将到来的2020年跨年晚会及跨年信息中。

与此同时，据社交网络中一度流传后被删除的《武汉肺炎暗与明》文中的时间线，如“江宁婆婆”等一些博主当日曾发布微博指对不明肺炎“要重视但不要恐慌”，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号称生物病毒安全研究航母，“如果武汉搞不定，没人搞得定”。“江宁婆婆”原名王海丁，是中国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网安大队副大队长，早期因风趣幽默和常识普及走红微博，后多参与评价时事。1月23日，“江宁婆婆”的原微博已删除，转发了一条暗示武汉市地方政府瞒报并延缓递交相关样本信息的微博，并表示“我等着看到底是谁坑了中科院病毒所（和微不足道的我）”。

12月31日至1月5日，在武汉肺炎引发关注的最初一周中，《人民日报》等官媒仅跟随武汉市官方发布信息，以及转发武汉市公安局发布“8名散布武汉肺炎谣言者被查处”的微博。其他媒体如《中国经营报》、界面新闻、澎湃新闻、《财经》等有零星对患者家属及事发海鲜市场的报导，而在此次疫情中受到较多关注的财新网则更新频率最高，并覆盖香港相关疫情管理情况。

界面新闻在1月2日，曾以《武汉肺炎患者讲述：高烧不退，家属未被要求体检》为题，讲述一位患者妻子表示自己与患者同住，但未被要求检查，“说明这个不传染，也算是好事情。”而1月3日，财新网发布港澳台三地加强检疫措施的新闻，当日起港府每日公布监察数据。1月4日，由于香港每日公布的数据增至7例，港府启动“严重”应变级别（共戒备、严重、紧急三个等级）。

不过，这些信息并未引起什么波澜。当时，网民们关注的焦点在视频网站B站的跨年晚会、伊朗独裁领袖被杀等事件之中。而不时报导港澳台消息的官媒小报《环球时报》，在这期间也将重点放在“港警打击暴徒”、“研究教材编制”等，并未提及任何有关香港“武汉肺炎”防控的内容。

事实上，有前期试图报导疫情的内地记者余欣（化名）对端传媒表示，早在11月北京市朝阳区确诊两例肺鼠疫患者时，他便收到了有关疫情报导的禁令，当时他与几家较有影响力的媒体到医院了解情况后被告知不可以出稿，只能等官方通报。而本次武汉疫情，12月31日到武汉当地的媒体几乎都收到了禁令，“编辑老师说只能跟官方通报，解释性的解读科普也不让做”。

据余欣了解，1月20日之前所见的报导多是赶在禁令前出，而之后的报导则有不少是早前已采集好了资料，也有媒体选择“打擦边球”，例如《财经》刊发一篇病毒史介绍，但边界如何要看媒体领导。

1月5日，官媒《人民日报》微博在转发武汉市卫健委未有新增病例的通报后，以“武汉不明原因肺炎排除SARS病原”为标签发布消息，称已排除禽流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呼吸道病原，溯源仍在进行。

接下来便是官方通报沉寂的4天，直至1月10日，武汉市卫健委表示自2020年1月3日以来未发现新病例，但出现第一例死亡案例。

1月11日下午，官媒及其他各大媒体转载武汉卫健委《专家解读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最新通报》一文，重点标识“目前没有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和“情况可控”。同日，中国完成病毒基因测序并报送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高力肯定中方对识别病毒种类的反应速度。新华网则同日发出了官媒对疫情的第一篇原创报导——《专家称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可防可控》，接受专访的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王广发。

1月11日至15日的5天内，武汉卫健委通报里未见新增案例。16日新增4例的数据于18日凌晨才公布，19日凌晨则通报17日新增17例。总数上，相较此前新增一例死亡案例。而在此期间，泰国、日本分别出现共3例确诊。

1月14日，香港数家电视媒体随香港专家到访武汉，RTHK、NOW、TVB等在医院范围拍摄期间被截查并带入当地派出所，被要求删除医院内影片及搜查随身物品，拍摄回乡证和记者证。

世界卫生组织在14日否认曾提“有限度人传人”说法，17日再表示鼓励其他国家做好准备，疫情可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及其他国家发生。同日，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MRC全球传染病分析中心（MRC Centre for Global Infectious Disease Analysis）发布报告表示，根据目前已有数据估算，感染者或上千。

1月17日，由1月11日开始召开的湖北省两会（政协会议及人大会议）闭幕。1月18日当天，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花园社区举行万家宴，当地最大都市报《楚天都市报》19日对“万家宴”进行了报导并置于头版中心位置，小标题为“一万多道菜品映出邻里温情 二十届万家宴见证社区和谐”，该版面及报导在20日疫情集中通报后发出，导致舆论哗然。1月21日，《新京报》曾对社区负责人求证，对方表示万家宴是传统，目前一切正常。

在此期间，知识类论坛知乎中曾一度出现问题，询问为何国外有发现感染者，而中国境内其他省市反而未有发现，质疑疫情通报的回答及社交平台豆瓣中类似的质疑均遭到删除，部分网民在微博中一度将新型病毒称为“爱国病毒”。除此之外，武汉市公安局2020年1月1日“传唤并依法处理”的8位网民，也在1月20日之后引发关注。当局称，8人因“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发布、转发不实信息”，而被传唤。

无独有偶，2003年SRAS疫情爆发初期，当时中国最大的官方论坛之一——人民网强国论坛，也有用户因讨论相关疫情而被管理员封号。事实上，无论是对民间声音的管控，还是媒体报导口径的统一，17年前的SARS与是次武汉疫情，有诸多相似之处。

SARS的瞒报与禁令：“所有非典的报导决定权限在我部”

2002年11月中旬至12月，广东河源及佛山等地相继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市民在不辨真假的传言中陷入恐慌，人们涌向药店抢购抗生素，《羊城晚报》1月3日发表《河源市民争购抗生素》，被视为最早有关SARS的报导。报导中，记者前往河源市疾病防疫控制中心求证，负责人表示几位患者被初步诊断为“非典型性肺炎”，但当地并未流行病毒，呼吁不要恐慌。

1月2日，河源市将感染情况上报广东省卫生厅，同时，中山市发生医护感染，广东省派专家组至中山调查。1月23日，省卫生厅以“粤卫办2号文”将专家组21日完成的《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印发至广东各市相关部门。

不过，这份报告并未公开发布，而疫情却在不断扩散。时任《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的程益中昨日接受端传媒访问，回忆当时的信息公开情况，由于疫情发布那时被视为国家机密，个人与机构均无权利公布。因此，虽然当时民间已传得沸沸扬扬，不少人排队抢购板蓝根，但当时的地方媒体，只能报导官方消息，或撰写辟谣文章，可作有限。

2月10日上午，广东省政府新闻办首次发布新闻通稿，公布非典型肺炎疫情。同时广州不少媒体刊登出一篇《初春谨防感冒肺炎，专家提醒广大市民注意》的新闻，其中提及记者自医院了解到广州肺炎病人增多，提醒避免去人群密集的地方。

翌日，广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病例数字统计才首次见报。官方统计，广东当时共发现感染305例，死亡5例，广州市有192例。但同时，发布会中强调300多人患病相对于总体千万人口是小比例，并指病人病情均可控。事实上，当日广东省宣传部向各大媒体发布通稿，《广州非典型肺炎已得到有效控制》一文几乎被刊载于广东每一家党政机关报上。

程益中说，当时时值两会前，通稿下发时有报纸、电台及电视台发布位置或时间的规定，报纸刊发的字号、标题也要求统一。这篇通稿，同样发在了当年2月15日（周六）的《人民日报》头版中下的位置上，在大标题下，写著一行大于正文的字——“大部分病人痊愈出院”。

通稿与禁令，像是硬币的两面。一份《媒体对非典事件报导情况的调查报告》中，提到广东省宣传部的一条明确禁令：“从2月23日起，所有非典的报导决定权限在我部，未经我部同意，一律不得报导的。”

然而，“得到有效控制”与禁令的统一口径之下，是当地医护人员及专家的焦急。程益中至今还记得，钟南山当时要求媒体披露时提到的一个估算模型：一个携带者若如正常人一样活动，一周之内至少会传播7个人，而这样的传播数据是在不断裂变的。于是，他带领采编团队，筹划于两会时趁例行给各代表团送报纸的机会，将SARS疫情报出，使其难被掩盖。

3月6日，《南方都市报》的《非典型肺炎正寻求国际合作》一文，通过专访参会的卫生部部长副部长朱庆军发出，并提取重点表示疫情暂时未能完全控制主、应加强消息透明度以应对谣言、及准备进行国际合作，副文配以当时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院士和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黄文杰博士的专访，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然而文章刊发当天的广东代表团舆情通报会上，时任广东省省委书记的张德江，在会议中面对诸多记者大发雷霆，要求将《南都》记者驱离会场。程益中说，当时去报导两会的两个年轻记者，被当场吓哭跑出了会场。

即便《南都》的文章将疫情揭破，但广东省宣传部的禁令仍未停息。据程益中回忆，当时一天经常会有20多道禁令下来，会详细标明例如佛山或某地、某医院的病例不许报导。与此同时，疫情的报导也并未完全放开，广东政府反而加大了对媒体的管控，3月6日之后一个月的时间内几乎没有太多媒体报导，《南都》也一直沉寂到3月26日才发布了一则《我省非典型肺炎防治成效明显》的消息。

然而这一个月时间内，非典病情却持续蔓延至其他地区，以北京和香港的疫情最为严重。2月21日，已出现肺炎病症但未被隔离的退休教授刘剑伦将病毒带入香港，香港开始遭遇大规模感染。至当年3月31日，港府因淘大花园一幢公寓中有逾100人受到感染而隔离整栋公寓。

北京则在3月6日输入第一例SARS病患。在疫情发展一个月后的4月3日，时任中国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公开称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著名外科医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蒋彦永听到后，同日将他了解到的数据告知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与香港凤凰卫视——仅309医院已有6例死亡、60例接诊，但两媒体均未发声。4月7日，蒋接受《时代周刊》和《华尔街日报》的专访，这一数据见报后震惊世界，国际压力之下，中国才开始加强官方通报机制。

1月20日之后的武汉肺炎：“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

1月20日凌晨2点40，武汉卫健委发布新通告，显示19日单日新增77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连同18日两日共增加136例。而在这一天，北京、广东等各地疫情也开始爆出，官媒亦开始做通告转发及科普报导。

当日下午，据媒体报导和微博流传的文件截图显示，由钟南山带队的国家高级别专家组，1月19日曾赴武汉调研疫情防控工作。日程安排包括视察金银潭医院，调研疾控中心病原学实验室，以及乘车查看华南海鲜市场周边情况。20日晚些时候，专家组就考察结果答记者问，钟南山证实有“人传人的感染”，也存在“医务人员的感染”；而专家组成员，流行病学专家曾光则建议，“人群现在能不到武汉去就不去，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

20日晚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部疫情做指示，舆论及媒体报导也在这一夜过后开始井喷。

从1月21日起，《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央视等官媒开始逐步出现并增多武汉肺炎的疫情报导。不过，央视并未如SARS时滚动播出疫情新闻，重点多落在习近平、李克强等领导人的云南、青海春节行程，及外交和两会预热之上。晚间黄金时段的《新闻联播》中，1月20日首次因领导人指示提及肺炎疫情，21日及23日短暂出现疫情信息，22日则完全未提及，直至24日除夕夜春晚之前，才增多对武汉疫情的报导。

《人民日报》依旧以发布中国国家卫健委的通告为主，并转发湖北省卫生计生宣教中心的科普图片，及对一些如喝板蓝根可以预防新型肺炎等信息进行辟谣。其微信公众号自主撰写的文章内容，集中歌颂医护人员，并称他们为“逆行者”，如1月21日《武汉医生的这条朋友圈刷屏了》，22日的《请战新型肺炎，她写下现代版“与夫书”》、《致敬！逆行者》，23日的《抗疫一线90后的这双手，令人心疼》，24日的《请战！》等。

湖北当地的官方媒体也遵循著类似的内容路径。武汉市最大都市报《楚天都市报》曾在1月6日及10日对疫情有过报导，但均为通稿及其他媒体的删改稿，而20日晚习近平做出指示后，翌日的《楚天都市报》将习讲话置于头版头条之后，22日开始增加版面大量报导疫情，内容则为救治费政府买单等信息通知，歌颂定点医院医护人员及少量科普。

但在官媒的视野之外，其他派记者赴武汉的媒体和民间舆论，则在密切关注疫情的发展和“疫区”的生活状况。

1月21日，此前曾说明疫情“可控可防”的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王广发被传感染新型肺炎。1月22日，他本人在微博证实消息，并分析患病的原因可能是在发热门诊近距离接触患者而未戴护目镜，引发大量关注。而他之后不得不进一步解释，护目镜对于一线临床医生有必要，普通人“大街遛弯”时并不需要。

同样在这两天，《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在华南海鲜市场偶遇一位疑似患病的商贩，了解到有不少症状吻合新型肺炎的疑似患者，并未住院隔离。

1月23日凌晨2点，武汉市发布“封城”通告，于早上10时开始停运市内交通及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当日中午，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第2号通告（第1号即为封城通告），表示武汉市的商品食品及“医疗防护用品”储备充分。

在23日白天，媒体焦点也转移到对疫情新的认识与武汉医疗救治能力上限的关注。财新网发表对香港大学病毒学专家管轶的采访，后者表示，他刚刚从武汉回到香港，之前对形势的乐观估计有误，此次疫情的最终规模“可能会是SARS的10倍起跳”。访谈发出后，被部分网友质疑渲染恐慌而成为舆论焦点。

几乎同一时间，《三联生活周刊》发布一篇医生口述，认为先前对疾病的普遍认识不足，不严重的被感染者或许也具有传染性，“这可能是疫情扩大的关键点”。当天下午，《三联》微信公众号再发出一篇对疑似新型肺炎重症患者的采访，显示出武汉医院对患者的诊断与收治能力已到极限，重症患者走遍多家医院也无法得到收治。

1月23日晚间，在白岩松主持的央视《新闻1+1》节目中，也终于提及前线医疗资源短缺、医务人员的防护不到位、患者得不到确诊及救助的问题。

1月24日，包括湖北省在内的16个省及直辖市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而多家媒体报导了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流程复杂、试剂盒运输难题及并未下发至地方医院等问题。

余欣说，官媒之外的媒体在武汉是次事件中的报导，对于早前备受禁锢的记者而言，是一次很大尺度的突破。大家都知道禁令会来，但在钟南山肯定“人传人”后，一切都似乎藏不住了，各家媒体均开始突破禁令，没有人知道禁令是什么时候解除的，“同事说，感觉现在别家媒体尺度越来越大了，但我们不知道能做到哪一步。”

不过，除夕之夜来临，很多记者等来的则是采访对象被“封口”的结局。有财新记者在朋友圈公开表示，联系的数名医护人员被疾控中心命令不得接受媒体采访，也不得对外泄露疫情。

随著春晚预定的时间到来，网上却在流传湖北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湖北之声”发布的《武汉紧急求援！》一文，及部分医疗工作者因压力过大而情绪崩溃，在诊室失声痛哭的视频。而文中武汉各医院请求社会捐赠医疗物资的公告，最早于23日就出现在武汉协和医院医生@协和医生Do先生的微博。

晚上八点，春节联欢晚会照常开幕。在因武汉疫情临时添加的诗朗诵节目《爱的桥梁》中，主持人海霞激动地说：“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齐心协力，有最透明的公开信息，有最细致的防护准备，最科学的预防治疗，最强有力的合力保障，最有信心地向前走，在防疫的赛场上，我们，一定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