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朱凯廸：利用黑社会成为镇压机器会成为香港常态吗？

香港立法会议员朱凯廸最近十分警惕。他故意脱离固定的作息和出入时间，不返回原本的住所，借用朋友的车，在夜晚的香港街头打起十二分精神，留意身边人的一动一静。

不过防不胜防———朋友的车才开了几天，一条WhatsApp信息发来，报出他车牌的准确号码。

这是2019年8月的香港，恐惧和警惕快速渗入日常。拐点自7月21日夜晚开始，大批涉黑白衣人在元朗西铁站附近无差别袭击路人，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多人受伤，两轮袭击中，警察不知所终，而影片拍到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和白衣人握手道谢。两天之后，何君尧宣布自己家坟被毁，网络谣言传出：是长期在元朗乡村深耕的朱凯廸派助手毁坏何君尧家坟。

8月1日，朱凯廸召开记者会，公开自己收到四条死亡威胁信息：何君尧直接在脸书上让朱选择“生路”或“不生路”；有信息说江湖“暗花”要抓朱的助手；也有朱相熟的乡士人士和政府人士告诫他，江湖上已有暗花，找一个身患绝症的人暗杀他等。一切只是开端，元朗袭击事件之后，过去一个月，在北角、荃湾、将军澳等地，来历不明的红衣人、蓝衣人和白衣人用棍、铁通甚至刀袭击途人、黑衣人，甚至记者，而警方继续消极执法。

“政权及其支持者的暴力正在增加强度，也蔓延至不同地区，未来可能会继续恶化，”在立法会大楼内接受端传媒访问时，朱凯廸说出忧虑。过去12年，他从城市走入许多港人甚为陌生的新界乡郊，扎根元朗八乡，并于2016年立法会选举中打出“反官商乡黑”的鲜明口号，将长期存在却又远离公众视野的“乡黑”议题带入主流视野。对于和乡事盘根错节的黑社会力量，他早已不陌生。只是他没有想到，三年之后，“乡黑”背后，缠绕了更复杂的政治力量，而本应制衡“黑”的警察力量，似乎变得无法依靠。

黑社会无处不在，好像草一样哪里都会冒出来，如果没有警察去除草、做铲草机，就会飞啊飞啊，变成一个森林。

“黑社会无处不在，好像草一样哪里都会冒出来，如果没有警察去除草、做铲草机，就会飞啊飞啊，变成一个森林。”朱凯廸语气平缓地说著，“关键不是黑社会存不存在，而是你除不除草，如果香港的警察都压不住，那就死定了。”他干涩地笑了笑。

元朗压力煲的“失控爆炸”

朱凯廸上一次感受到严峻的死亡威胁，是2016年9月。9月5日，他以票王之姿当选新界西议员，三天之后，他报警并召开记者会，公开自己在选举过程中多次被跟踪、恐吓。两周后，警察在八乡、荃湾等地以涉嫌恐吓罪名拘捕六名男子。朱凯廸当时指出，虽然乐见警方执法，但“背后操控恐吓者、包庇‘官商乡黑’勾结的权力仍然控制着香港政治发展及港人生活”。

香港是健忘的。过去三年，“乡黑”问题并不常见于舆论热点。在港岛和九龙之外，新界乡郊依旧长期维持著独特的权力结构。根据土地正义联盟成员梁俊彦的分析，新界分三大势力，俗称“三大约”：“南约”包括荃湾、大屿山、离岛等，政治实力相对低；“大埔约”包括大埔墟一代，掌权主力为新社联派系，而政治实力最强的是“元朗约”，是新界乡事最核心的重镇。

因为庞大的土地利益和历史沿袭，黑社会长期活跃于元朗乡郊，某程度上，已成为居民生活的日常。某条围村的家族，可能有人做警察，有人经商，又有人投身黑社会，大家同枱吃饭，不是新鲜事。在朱凯廸看来，与城市黑帮有别，乡村黑帮流动性没有那么强，帮和村混杂融合，韧性强度更大。

过去两个多月，反修例运动在香港遍地燃烧，起初，乡事和黑社会都显得和运动无甚关系。7月中旬，朱凯廸留意到，元朗开始气氛紧张，但不为外界察觉。

7月16日，元朗区凤攸北街公园，举行“黑警恶行观赏会”。有流言威吓活动，“真元朗人要赶走光复元朗的搞事分子”、“光复元朗千万不要来，否则打死你”、“十八乡守卫队拿着机关枪要把人赶走”。

“是在元朗的人才知道的，一种很严重的气氛，很危险的——你在元朗搞事就死定了。”活动当日，朱凯廸没有出席，但其议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有下场协助活动。放映会途中，大批戴口罩的人士现身围堵、叫嚣，双方更冲出马路发生冲突，冲突过后，十名警方机动部队人员才到场调查。

直到721无差别袭击事件之后，朱凯廸才明白，16号的冲突就像一场“预演”。

回到反修例运动之初，建制派、特别是乡事派，并不活跃。朱凯廸观察，乡事派没有必要和港府及北京对抗，但他们又确实不太上心，毕竟修例通过，对做生意的人会有影响；到了后来，反修例演化成管治危机，建制派开始动员各种“反暴力、撑警察”活动，主流乡事派仍然不想和示威者硬碰硬。

“去到713光复上水的时候，（上水区乡事委员会主席）侯（志）强都是出来派水、派柠檬茶（给市民），我觉得他们其实有点乐见其成⋯⋯”朱凯迪说，建制阵营并非铁板一块，修例事件重创政府和传统建制派，或许正是“乡事派抢夺权力真空”的好时机。

如侯志强等主流建制派，选择以静制动，但也有像何君尧一样的，选择剑走偏锋。

“主流乡事派和何君尧之间的竞争，不只是权力，还有路线。”朱凯廸分析说，“六七暴动后，工联会和民建联都抛弃了冲突式路线，要斯文、很体面。”

而律师出身的何君尧，2016年挟“太平绅士”称号，“坐火箭”一样直入乡议局核心，由于大获中联办支持，他被称为“西环契仔”，这些年逆势打造了说话做事都充满挑衅味的“民兵”形象。

721袭击事件之后，朱凯廸才知道，7月11日，中联办新界工作部部长李蓟贻曾出席十八乡乡事委员会就职典礼，席上呼吁元朗村民充份准备，相信村民“唔会畀佢哋（示威者）入嚟元朗搞事（不会让他们进元朗搞事）”。

这些（响应的）人是想去尝试激进路线，在这个乱局中杀出一条血路⋯⋯既然中联办有动员，他们便可以尝试操作一个很 localize（本土） 的反击。

“响应李（李蓟贻）的人一定不会是主流的乡事派，主流就像侯志强一样，不出声，最多派派水⋯⋯这些（响应的）人是想去尝试激进路线，在这个乱局中杀出一条血路⋯⋯既然中联办有动员，他们便可以尝试操作一个很 localize（本土） 的反击。”

元朗有著很强的本土特色。朱凯廸认为，香港各区，元朗乡民“保家卫族”的意识，无人能出其右。“你无缘无故去湾仔地铁站，叫湾仔居民去保家卫族，是骗不到人的。”

种种元素碰再一起，“就好像压力煲，满足了所有条件，到最后就发生了一个失控的爆炸。”

当然，操作过程可能比许多人想像的复杂。“我听说在现场白衣都有很多种人，有一些人是劝架，叫别的白衣人不要癫。”朱凯廸分析，“白衣人可能是多样化组合，有的人是收 order 收钱的，有的人是在群组里被动员起来的。群组可能是一条村，可能是一个帮派；没有钱的群组可能比较大，被动员的人自己穿了白衣冲出去‘保家卫族’；收钱的群组可能比较小，都是一些很能打的人。”

到底其中牵涉哪些乡绅、哪些字头？朱凯廸强调，重要的不是一两个人物。7月23日，既是元朗屏山坑尾村村代表、又是江湖人物的邓志学在香港机场准备离境时，因元朗袭击事件被捕。朱凯廸认为，没有这个邓志学、也会有第二、第三个邓志学，重要的是“黑社会作为政治打手的那个指令是否以后存在”。

“到底这是否一个、是否一种利用黑社会去作为镇压机器的一种常态化呢？还是一个accident（意外）来的呢？如果他是常态化，比如说我天水围有烟花射人，或者将军澳今天淋镪水，如果这样常态化，然后警察又不管，你就会看到那个这个现象就是在雨伞之后进一步巩固了。”朱凯廸说。

假新闻杀人事件？

中联办、激进建制派、乡黑混合的元朗、保家卫族的意识⋯⋯ 朱凯廸观察，这些都还不足够，要将各种力量更好地调动起来，还需要编织各种“故事”，而他自己，原来也在这些“故事”中被安排了角色。

7月21日晚上，朱凯廸在上环参加反修例游行。他表示，当天他参加了游行全过程，跟著游行队伍从维园走到湾仔，后来留在上环警民冲突前线，和立法会议员区诺轩、黄之锋等在现场做警民之间的协调工作。传媒报导显示，接近10点的时候，朱凯廸还在上环的警民对峙现场呼吁警方冷静。等到示威者全部散去，他才返回金钟的立法会办公室，离开示威现场的时间大概是凌晨一点多。

几天之后，他却从消息人士处看到721当天的一些群组信息。“就是动员那些白衣人去打人的group⋯⋯ 他们说，现在（晚上10点）朱凯廸下来了，需要更多的人到西铁站；朱凯廸杀紧入来，现在打到七彩，快点过来⋯⋯在那些很核心的动员群组里，都相信那刻我是到了的”。再深究，他才知道早于721之前已经流传，他和黄之锋“要带人入元朗”。

“他要建立的故事线是，打的不是元朗人，而是入侵者⋯⋯所以要创造我们这些外面的人、黑衣人，成为故仔（故事）、角色。”朱凯廸分析，在这个过程中，“真元朗人”意识被渲染到极致，是连“搬进元朗住在市区的人，也可能不被认为是元朗人，而是搞坏元朗的一部分。”

“在这个意识形态之上，才能一层层合理化攻击。”

朱凯迪观察，其实假新闻的问题早已存在，而社会运动中对这个问题不够重视；目前，在许多市民街坊中，类似的假新闻传播速度已经极快极广。“已经发展了一种很有系统的方法去生产和传播这种假消息，”朱凯迪说，假新闻的形式非常多样，有图片、短音频、小影片，其中不乏细节、绘声绘影；文字信息则通常真假掺半，由于部分内容属实，更能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

其实都挺危险的，因为fake news（假新闻）是很有吸引力的一件事，大家都在这里fake来fake去。

“有人说某种物资已经放在我的office的某个地方，办事处已成为物资基地。关于我这部份（的信息）是假的，但我的办公室是真的。”“黄之锋就最多经验，说他们去过美国军训之类。”他说，这些信息在某一个年龄层、学校或是村民的圈子里，传播的速度比所有主流媒体和机构都快，“我认识的很多人是在这些群组，在同一个时间收到这个信息，接着基本上所有人都会当是真的去理解。”

朱凯廸无法确定这些大面积假新闻的源头和背后操作者，暂时亦无法阻止这危险的趋势，“其实都挺危险的，因为fake news（假新闻）是很有吸引力的一件事，大家都在这里fake来fake去，”他说，这已经不是个体的信息选择问题，“是一个大面积的信息污染，或者一个大数据的操作，就是我抛某些东西进去，你是可以catch（捕捉）到多少人，令到他们改变想法。”

7月23日下午，何君尧家坟被毁，24日，何在脸书直播上，直指“毁坟”的是朱凯廸的追随者。而朱凯廸指，23日上午，他和何君尧在港台做直播节目，之后就一直开会和留在立法会的办公室里工作。关于“毁坟”的新闻，他也是从网上得知。

不过，一段带些许乡音的、以黑社会口吻说话的男人录音，很快在坊间广泛流传。这段“枱底话”与听者窃窃私语：是朱凯廸派助手去恶意破坏，朱凯廸与何君尧有“世仇”。

“你听下去就会觉得正、很好听，”他无奈笑著说，“所以，现在全新界西都知道我‘掘坟’了，不止在乡郊，连公共屋邨都是。”朱凯廸表示，自己并无派人去做这事，也想要为自己澄清，但无从下手。

“我觉得我现在的状况，是721之前的假消息与721的关系的延伸，在所谓掘坟墓去报仇的那个故事底下，成了一个受威胁的对象，”8月1日，朱凯廸报警，称从25日开始的一周，他及团队收到连串恐吓，说他“掘坟”而要暗杀他。

“我死了的话就是 fake news 杀人事件了，”他苦笑，“ fake news（假新闻） 杀人在江湖上不少见，但变成一个政治上的手段，挺新的。”

那条谈论许久的龙

这些年来，似有似无的关联、若隐若现的变化在香港政界和公民社会此起彼伏，草蛇灰线，指向一个不明朗的、充满忧虑的前景。

2012年，仍是特首候选人身份的梁振英被曝与部分新界乡绅在流浮山小桃园酒家出席饭局，据闻席上有“江湖社团人物”。2013年，时任特首梁振英到天水围朗晴邨出席地区论坛，大批市民在场外大批抗议，元朗黑帮则前来滋扰市民，成为当年政府涉嫌以黑社会作政治打手的标志性事件。2017年习近平访港，社民连准备了一副棺材作为示威道具，但当时有自称黑社会的人在社民连总部流连，最后示威物资被破坏。

“这些事来来去去、不是有很大变化，组合上有一些不同，但那条线就是由2012、13年开始的。何君尧当选之后，中间就再多了一层人。”朱凯廸忧虑，黑社会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到香港政治中，而反修例运动中爆发的涉黑事件，又在不断加强他这一忧虑。

而他始终不认为，我们需要消灭黑社会，真正的问题是：黑势力背后的力量是什么，而另一边，有没有力量去制衡黑势力？

“当政权和黑社会勾结，或者是派黑社会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呢？这个问题就好像有人问我，公安有没有权在关口查人的手机，甚至对有黑衣嫌疑的人抽血做DNA样本？我会说，你问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朱凯廸直言，“因为他有权或者没有权，他都这样做了。”

阴暗从地底翻出，一切曝光在白日之下，想看的、不想看的，全部摊开在人们面前。

反修例运动或许不能马上为香港带来可行的出路，目前也没有人能预测一切正走向何方，但朱凯廸觉得，这场运动中港人正在用各种方式，冲撞被威权束缚的种种出境。在朱凯廸看来，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是港人与中共政权在回归以来最激烈的一次对抗，或许，香港人才刚刚开始，模模糊糊的看见那条龙，那条谈论许久的民主自由之龙。

“我们会不会叶公好龙呢？就是说给你 progress（进展） 的时候，你反而怕了吗？我觉得我们要向世界各地的人物一样克服过程当中的困难，才会练到自己强大。条龙出现了，我们不会再马上退缩、不搞，又说稳定最紧要，这样我们过去的牺牲就完全不会白费，”朱凯廸认为，“很多人都觉得有民主是好的，制度比较好是好的，自由的保障是很重要的，但（现在才）发觉，一路向前行是这么困难的。”

民主从来都不是他给你的，一定是斗争会来的，一定是他去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不给。

“面对中国这么强大的力量，可以说那个让步已经非常有标志性。而进一步，要整顿警队或者要特首普选、立法会普选，真的要实践上来，困难全部都高到一个没有办法想像的高度，”他举高手腕比划了一下，“你从来没有和那个政权对抗到这样激烈的程度，他的合法性从来没有被质疑到这个地步，民主从来都不是他给你的，一定是斗争会来的，一定是他去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不给。”

而此时此刻，站在激烈的博弈之局和历史长河中，朱凯廸说，自己只能选择警惕的直面，他说每一位香港人现在都需要如此直面，去勇敢的“盘问每个人心中想要的那些东西，在复杂的世界形势和中港关系底下，到底是什么？”

“屌，原来条龙是这样的，”他继续快语，“我会放低过去的事，然后望着这条龙开始想：到底我们是否真的在做想做的事，或者，我们想要的是什么？”

（端传媒实习记者 余美霞、梁中胜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