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杀是传染病吗？哥伦比亚暴力之都的解药

布赖恩（Brayan Rupe）看着我，一时说不出话， 下意识地把手指指着自己。“第一次见尸体？”他说，“四岁的时候。”

这是2019年3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在卡利（Santiago de Cali），南美国家哥伦比亚的第三大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凶残的地方之一。 谋杀率以每10万居民为单位，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或城市，这个数字都是个位数，在住有240万人的卡利，每年每10万人中就大约有40人被杀。

23岁的布赖恩在卡利土生土长，我长这么大都还没见过凶杀尸体，这让他很是惊讶。他决定分享一下孩童时的经历。他说，他生活的那一片，被卡利人称为“白水”（Aguablanco），是这座城市暴力和凶杀案最为集中的地方。在那儿，每当发现尸体，大家都会聚到现场。第一次聚过去的时候，布赖恩记得很清楚，他才四岁。 “一天早上，每个人都在喊：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然后我叔叔把我抱在肩上……带我去看看。”

“尸体被扔进了一个装满混凝土的滚桶里，这样，就没人可以把他带走”，布赖恩回忆道。他戴着一副有涂层的眼镜，我很难看清他的眼睛。停了停，他又补充说：“我回家害怕了好几天，被那具尸体的样子吓坏了。”

凶杀传染病学

在卡利，凶杀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

1992年，一名传染病学家格雷罗（Rodrigo Guerrero）被选为卡利市市长。作为医生，格雷罗习惯性地翻开了公共卫生报告，他发现，远超其他疾病，凶杀才是这座城市的头号死因——1993年，卡利的凶杀率是十万分之124（作为对比，智利那个年份前后的凶杀率为十万分之2.9）。格雷罗提议，既然是公共卫生问题，就可以用传染病学（epidemiology）的方法来控制谋杀。

格雷罗现年81岁，带着友好的微笑，颤抖的声音和沉重的眼镜，他笑着说：“当时，我把它称之为‘传染病学方法’，因为没人听过这个词，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传染病学通过对疾病传播模式的研究来控制疾病。将凶杀与原因不明的疾病进行比较，听起来很创新，其实本质就是数据收集和分析，更好地了解问题，然后对症下药。只是，要把凶杀问题管起来，在格雷罗前，卡利还没有哪位市长愿意去尝试过。

半个多世纪以来，哥伦比亚一直在与自己作战。早有1940年代到50年代被称为“The Violence”（“暴力”）的、造成20万人死亡的内战。之后有左翼游击队运动，反叛乱的准军事组织和该国武装部队相互作战，在各地袭击、爆炸、绑架和暗杀。尽管有意识形态起源，但时间一久，这些武装力量开始越来越多地围绕着可卡因的生产和出口而斗争，游击队和准军事组织都依赖毒品获得资金。

源自哥伦比亚共产党的游击队组织FARC（哥伦比亚革命武装组织）就是如此，他们在某个时刻控制了哥伦比亚60%的可卡因生产；而最初为了打击游击队而建立的准军事组织，也最终成为哥伦比亚的主要贩毒网络。在这一过程中，包括军队和警察在内的国家机构也严重腐败。

因此，刚开始把卡利的凶杀当做传染病来研究的时候，格雷罗觉得，要对卡利谋杀负责的“罪魁祸首”，定是那些强大而残暴的毒贩集团。但当格雷罗好不容易集合警局、医院、法庭等等机构的数据后，他发现，若是排除事故或政治暴力，这座城市三分之二的凶杀案都是出于个人动机，而且很多都是在发工资的那个周末，或是新年夜、母亲节这样的假日，因酗酒、争吵和泛滥的枪械而发生，并非因为毒贩。

“毒贩就像是艾滋病毒，袭击防御机制，让身体在面临其他病毒时变得脆弱。”多年后，格雷罗在一篇题为《谋杀解药》的文章中写道，毒贩让这座城市的警力和法治极为脆弱，因而无法应对其他造成凶杀的因素。当时，卡利警方每年仅能指认8%的谋杀嫌疑人。

格雷罗打算对症下药，即便治不了艾滋病毒，但能清扫一下其他的症状。他要求酒吧实行宵禁，并限制携带枪支，这些措施很快就产生了效果。一年后，凶杀率从1993年的每10万人124例，降到了1994年的86例。

这一传染病学方法，很快成了包括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Bogota）和很多拉美国家城市的“范例”。若能寻得控制谋杀的“解药”，很多拉美城市都会心动——全世界超过三分之一的凶杀，都发生在只占全球人口8%的拉美国家。

不过，当格雷罗在20年后，也就是2012年到2015年期间，再次当选为卡利市长，并再次梳理这座城市的谋杀数据时，他发现，如今，有组织的犯罪行为构成了卡利2/3的凶杀案。此时，卡利正在急速扩张，人口从1993年的180万增加到了240万，失业和经济不平等也随之激增。

哥伦比亚正经历一段前所未有的“和平期”。主要的游击队和准军事组织与政府达成了和平协议，开始解除武装。最近的一次大型和解，便是2016年的和平协议。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Dos Santos）因此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仍有一些武装力量拒绝投降，并继续毒品业务。生意很好。哥伦比亚的可卡因生产，在过去5年中增长了两倍，2017年和2018年都创收获纪录，再次成为世界第一的可卡因生产国，主要出口到美国。

夹杂着政治、毒品的内战和冲突，常常将平民作为筹码和掠夺对象，造成了极多难民。如今，哥伦比亚有770万在国内流离失所者（IDP），这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包括叙利亚在内。卡利便是很多流离失所者的逃亡目的地。在过去的15年中，超过20万前战斗人员和受害者来到卡利。而且，这一负担在城市内部分布不均。这些战争受害者和前战斗人员几乎没有经济手段，常常落入一些充斥着暴力和贫困的社区，也很可能加入这些社区的犯罪团伙。

大帮派消失了，城市更暴力了

在一条平静、绿树成荫的街道上，端传媒记者见到了莫斯克拉（Yesid Perlaza Mosquera），一个健壮、带着微笑的中年男子。乍见到他，你绝对猜不到莫斯克拉曾是一位著名的贩毒集团成员。而且据他说，他是一个“传说”级别的人物。

莫斯克拉坚持说完自己的人生故事。20世纪90年代，他14岁的时候，因为足球踢得好，他加入了当时哥伦比亚最大的毒贩集团：“北谷”（Norte de Valle）。足球是这个国家最为重要的运动，而毒贩则是这项运动的主要投资者之一。

“小时候我一直想要阿迪达斯的鞋子，”莫斯克拉解释他加入毒贩集团的原因。 “我父亲买不起，有一次他把所有的生活费都花了，给我买了双冒牌鞋子，但不到两个星期就穿坏了。”加入了贩毒集团，就会有收入，他逐渐可以买下大把大把的阿迪达斯，装满整个屋子。毒贩们都喊他叫“阿迪达斯男孩”。

莫斯克拉一直往上爬，成了一个颇重要的头目。直到2004年，莫斯克拉所在的团伙与同一个毒贩集团的对手开始了激战。残酷的毒品战争下，莫斯克拉不得不离开这座城市。 带着大笔钱财，在哥伦比亚另一个大城市麦德林（Medellin）狂欢了多年之后，莫斯克拉儿子的母亲在一次抢劫中丧生。这件事，莫斯克拉说，说服了他重新开始。回到卡利，莫斯克拉开始在教堂帮忙。“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任何从毒贩时期留下的东西了。”

卡利天主教会得知了他的历史，在2015年要求莫斯克拉去帮助卡利最糟糕的街区，尤其是帮派成员。莫斯克拉觉得他可以用自己的经历向今天在卡利活跃的帮派成员证明，“你可以离开那样的生活。”

“可是，现在的卡利，比以前更暴力了”，莫斯克拉说。

可以主导整个哥伦比亚的贩毒集团，像莫斯克拉所在的“北谷”毒贩集团，或同期的“卡利”集团，在1990年代解体，接替他们的中小型贩毒组织也陷入流血冲突。今天，卡利市的政府官员认为，卡利已经没有一个整体的犯罪结构。毒品贩卖并没有消失，但被一些小型的犯罪组织控制，这些组织给邻里帮派提供毒品，枪支和摩托车。

这些“中小型毒贩”会雇佣帮派成员杀人或抢劫，曾经“垄断”一座城市的毒贩某种意义上也维持着社区的秩序，但中小型毒贩不会这样。小帮派可以不受控制地互相争斗领地至死，这可能是卡利市的暴力程度仍然很高的原因。

卡利有雇佣杀手的传统，提供有偿的谋杀服务。为了协助这些杀戮，卡利提供稳定的武器供应——除了由军队发放的近70万件“合法”武器以外，该市还有自制枪支武器的工厂。实在手头紧的话，你甚至可以以小时为单位租到枪，买几发子弹就行。

尽管极难准确统计，但据市政官员的说法，约有600个帮派团伙（西语称为Pandilla，也即英语的Gang，港译古惑仔、台译流氓，大陆常称地痞，本文统一称作帮派成员）在卡利活跃，每个团伙通常都有6到8名年轻人，占据各自所在街区的角落。他们大多13-14岁就离开学校了，有的因为要帮衬家人，有的因为无聊，无论如何，没有背景没有参考，他们都看不到人生什么前途。他们沾染上各种毒品：可卡因，大麻，或是“basuco”，一种廉价、类似冰毒的可卡因衍生物；接着，他们就开始通过出售毒品，来购买毒品供自己使用。街头帮派的上头，还有被称作“Bands”的毒贩和犯罪团伙，提供毒品和武器。

这正是布赖恩加入帮派的路子。

黑洞

布赖恩是12岁的时候加入了街头帮派。他说，那个帮派的领头人送给他少量的毒品，“那就是我帮派生活开始的时候”。接受了这些毒品，便让布赖恩成为该团伙的一部分。除了帮派生活以外，他一无所知，“为了金钱和毒品，我做了很多‘坏事’。”

从4岁开始，死亡就不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看著帮派里的枪战和杀戮，看著周围发生的一切，布赖恩说，“我可能在25岁前就死了。”

当布赖恩聊着生死，聊着第一次看到尸体的经历时，他的朋友维克多（Victor Rataria），一个20岁的年轻人，一直看着别处。他的头有些紧张地抽搐着。 维克多的父亲在他还是一个婴孩时就被杀了；他五岁时，他的叔叔站在他身边被射杀。

他刚从少年监狱出来。“长大后，我充满了愤怒并被谋杀所吸引，”他平静地说，他也像布赖恩那样，做很多“坏事”。“十岁的时候，我很已经擅长这些事情了，我做得非常好。毫无怜悯。”

这不是夸大其词。当曾经的毒贩头目莫斯克拉带着他的新角色——帮助像布赖恩和维克多这样的孩子们走出帮派生活——走进卡利最贫穷的几个社区时，这位深谙世事的黑帮老大也被震惊了。

他说，在第一次去某个社区探访的时候，他看到有一条街道的电线上挂满了鞋子。“满满的，根本数不过来，”莫斯克拉回忆那个景象，“我就问这些挂着的鞋子是什么？”

一旁的年青帮派成员说，那是他们杀掉的人的鞋子——战利品。附近的人们每日必须在这些鞋子底下通过，这条街便是一条“无形边界”（invisible borders）。

“无形边界”这一说法反复出现。它们标志出帮派的“领地”，在这条分界线上，敌对团伙激烈而持续地打斗。当一个团伙控制着某个边界内的贩毒活时，来自另一个帮派的人一旦越过这条边界，就会被杀死。更多的人是在帮派火并时丧生。

古斯塔沃（Gustavo Andres Gutierrez）把我们领到了6号社区一条曾经的“无形边界”边上。

6号社区里头有一片街区叫做Petecuy，这是16世纪曾组织土著军队抵御西班牙殖民者的一个当地领袖的名字，也曾是卡利最致命的街区，紧邻着缓慢流淌的Cauca河。以前，尸体会被丢到河里，因此这条河也被称为“死亡之河”。

古斯塔沃来自这个社区，他带着我们走到一条狭长的街道的末端，两边都是小小的砖房，门窗装著栏杆。“以前，我们管这儿叫做‘洞’（the hole），所有的坏事最终都被丢到这里——赃物，尸体，你知道的，就像一个黑洞。”古斯塔沃停下脚步，转过头，检查着我们的表情，“有人来这儿拍一部叫《Petecuy, the movie》的黑帮电影，演员都是在当地选的。但花了十年才拍完。”

古斯塔沃慢慢地解释：“因为他们换了五个主角，因为这五个主角都在片子没拍完的时候，就陆续被杀了。”连接着“洞”的那条街道，也是一条“无形的边界”，两边的团伙在边界的两端争抢领地。

在走进 Petecuy 前，卡利的保安部秘书长 Andres Villamizar 将我们带到他办公室的大地图前，展示了这座城市凶杀最为集中的地方，他指着环绕着城市东边的几个街区，这便是“白水”。布赖恩来自那里，莫斯克拉也来自那里。

止暴有效，可选民在意吗？

在2012年再次回到市政厅的格雷罗决定双管齐下：一边打击有组织犯罪，一边针对很多帮派群体改善社区，并称之为“社区包容和机会”项目（Territories of Inclusion and Opportunities）。这也是现任市长阿米蒂奇（Norman Maurice Armitage）延续下来的政策，在市政厅，我拿到一张传单：“防止暴力的综合模型”。这个模型下有许多项目，大多可以在今天的 Petecuy 找到。

古斯塔沃在 Petecuy 出生并长大，街坊邻里都认识他。正在铺设道路的三名工人走来跟我们聊了一会儿。他们二十多岁，穿着卡其布工装，看起来很专业，但都忙不迭地承认，他们要向“真正的”工人学习：三位都是前帮派成员。

古斯塔沃带着我们参观社区里为了防止暴力而设置的计划：一个提供免费午餐的公共活动室，一个全新的游泳池，有漂亮的灌木和草坪。那条“隐形边界”现在也有了新的面貌：巨大的涂鸦铺满了街道两边的墙面，巨大的动物、和平的邻里、为未来而奋斗的口号。街道中间，还有一间小小的“贫民窟图书馆”，一旁写着：“五颜六色的街道是和平的街道。”

类似的项目也出现在其他“白水”社区里头。

那天早些时候，我们站在13号社区的一个“公园”里：一块有着几片草丛和一些散落着的树木的空地。很多人来庆祝这儿重新开放的一间图书馆，并且种下树苗，绿化公园。一旁，十多个十来岁的男孩在一块混凝土球场上踢足球。

社区领袖米里亚姆（Miriam）个子矮矮的，模样坚毅。她说，几年前，这个公园被新来的帮派“入侵”了，公园一角成了“隐形边界”。父母不再让他们的孩子来这儿的旧图书馆玩，因为这边变得太危险。最终，米里亚姆说他们去请市政厅介入，投资给图书馆建新楼。

有趣的是，这样的项目也吸引了那些帮派小年轻。这天，好些以前的帮派成员也来帮忙种树，有些敦实的查腊（Clever Chala）就是其中一员。他戴着眼镜，笑容满面，衣服已经沾满了泥土，T恤上写着：“爱丽丝梦游仙境”。他说，这块地以前只是一片泥地，不同社区的孩子们聚在一起踢球也是极为难得。只因为水泥球场少见，大家为了能够踢球，决定和平共处。

在附近长大，查腊很熟悉街头帮派的模样，小时候总是害怕，想躲着走；但长大一些，帮派生活变得有吸引力，“他们看起来很酷，能买得起漂亮的衣服。”

光鲜有代价，加入帮派，就要打架。查腊指着公园的一角——“总是要在这儿跟其他帮派打架。如果有其他帮派的人闯过来，那么他一定会被我们用枪或用刀袭击。”

当市政厅在公园里的图书馆还在建的时候，查腊和同伙们还占据着公园另一边。一天，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拿着一项提议过来跟查腊打招呼。简单的举动，改变了查腊的生活。如今，他已经不再混帮派了，甚至还念完了高中。

同一个提议，也让布赖恩和维克多摆脱了帮派生活。

他们三人都参与了卡利市政厅推行的“和平促进者”（Peace Promoters）项目。目前，已有750位年轻人参加了这个项目，为了让帮派成员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市政厅给他们提供教育、咨询和不同工作的机会，并会给他们付18个月的收入。

离开帮派生活，穿上市政厅派发的蓝色T恤，布赖恩开始有梦想了。“我想成为一名心理学家，”他说，过了一会，又补充说：“我还在学弹吉他。以前，我爷爷总是试着教我吉他，但我当时并不感兴趣。”我才注意到，他脖子上纹有一个音符。

稳定的工作和一个未来的可能性是这些孩子们的希望。格雷罗和现任市长的措施看起来很有效果，卡利的谋杀率在下降。2018年，卡利发生了1154起凶杀案，这比2013年的1959起，下降了41％。2019年1月到5月，卡利仅有375例凶杀，比2018年同期又有下降。

对于一个长期因毒品战争和持久武装冲突而闻名的国家而言，卡利的凶杀率正在讲述一个成功的故事，并且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

不过，有些讽刺的是，卡利市民可能并不在意。

四年一任的卡利市长要在2019年年底换人了。如果这些针对街头帮派和暴力行为的项目无法得到选民的支持，下一任市长可能不会把这些项目坚持下去。

对于普通卡利市民而言，凶杀案只集中在城镇的几个地方，那些“坏”社区，人们平时压根不会涉足。而且，卡利市安全秘书长告诉我，发生在那儿的谋杀总被视作是“罪犯相杀”。很多普通市民可能不会赞成市政厅把预算投资在贫困的社区。

这样的项目还有“道德风险”，卡利市政府负责人权和建设和平的副秘书长博特罗（Felipe Botero）说：“想像一下，在市民眼里，那些曾经在当地帮派中贩毒、抢劫的年轻人，怎么现在就穿上了市政厅派发的衣服？”给混迹在毒品和杀戮中的帮派成员工作机会，很多人会视其为不正当的激励。

包括“和平促进者”在内的项目，并没有耗掉市政厅太多预算。博特罗说，他们像是一个协调员，游走在市政厅各种基建、教育、医保项目里，试着加入一层“防止暴力”的视角，譬如建设育婴所或开展课后的体育活动，让单亲妈妈们不必把孩子丢在危险的社区里。又或是邀请像莫斯克拉这样的“前帮派成员”介入当下的小帮派，言传身教，给这些还是青少年的孩子们一个离开的动力。

很难给出直接证据，到底是怎样的措施在让卡利的谋杀率下降？单个项目给人积极的印象，但效果难免有限：免费育儿所接纳了少数单亲孩子；一个公共图书馆，改变了一个帮派和一个公园；几个插画家，让一条“隐形边界”变了模样，但不远的下一个街区，就会出现下一条“边界”……市政官员告诉端传媒，这些项目能够进入“白水”社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长的执政意愿。若下一位市长不再紧抓，脆弱的贫穷社区将很难抵制暴力文化的冲击。

后记

在 Petecuy 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威尔逊（Wilson），外号“僵尸”，戴着一副反光太阳镜，骨瘦如柴。他是这个社区帮派生活的老手，经历过很多帮派的来来往往。如今他参与了市政厅针对帮派的援助计划，对自家社区年轻人进行“干预”，也穿着一件市政派发的T恤。

快下午5点了，威尔逊身边围着一些人，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她跟著威尔逊，因为有些害怕如今的小帮派，还有一个社区警察。道路另一头，一对情侣模样的年轻人捕捉到我的眼神，狠狠地盯了回来。很快，市政厅的博特罗连番打电话过来，语气担心：“你们真的得离开了。”

古斯塔沃说，Petecuy 的安全问题已经有所改善，2015年的时候，一个月至少有一起谋杀，如今，顶多每年出现两到三次。然而，作为一个长着外国脸孔的陌生人，在夜幕降临后还在附近闲逛，显然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我没有听完威尔逊的故事，但只得说再见——他说他的儿子还年少就失踪了，说他依然担心街区的安全问题，一切只是在慢慢复苏。

车子慢慢开出白水社区，同行的翻译和司机都松了口气。街边模样也有变化，早前的6号或13号社区，家家户户都在门窗上装了严实的防盗栅栏。小卖铺也不例外，只留下小小一个口子收钱。到了市中心，当代大都市的标准配置，从酒吧、高档社区到艺术中心、咖啡馆、精致的西餐厅、日料店，一一出现。或许这才是最坚不可摧的“无形边界”。暴力、凶杀、毒品、帮派……好似留在了另一个宇宙。日落前，我们与一些路人搭讪，大家都纷纷表示心知肚明哪里是安全、哪里是危险，买车也会装上深色玻璃。

白水那边，他们几十年都不曾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