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度被捕后、菲律宾媒体人雷萨来港开讲：数码威权下如何营运独立新媒体？

菲律宾独立媒体 Rappler 创办人雷萨（Maria Ressa）早前获选为《时代》杂志2019年百大风云人物之一，其嘉许词由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 执笔，以“真相守护者”为题，表扬她无惧政权打压，揭露不义、纪录真相的贡献。去年底，她更获颁顶尖的“奈特国际新闻奖”（Knight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Award）。然而，上周五于香港外国记者会出席座谈期间，言及这些荣誉，她只云淡风轻地半笑著说：“对我来说，2018是管理愤怒的一年。”

作为 Rappler执行总编辑，雷萨及其团队目前被菲律宾当局控以“逃税”及“网络诽谤”等多项罪名，于今年2月和3月两度被捕，一共保释了8次，团队亦持续面对来自政府与“爱国网民”的滋扰与恫吓。“你能想像每项控罪的保释金额都不一样吗？”她在座谈上表示，为了从菲律宾来港做讲座，她多番奔波：“我们一共付了300万披索的保释金———就只为了来这里。”

“最坏情况，我可以坐近一个世纪的牢。”这些罪名广被外界视为杜特尔特政权针对 Rappler 报导菲律宾“反毒战”暴政的秋后算帐，不过，雷萨表示，来自政府的检控亦促成了“菲律宾史上最大型的众筹运动”，再加上她原来为新项目调拨的开支，Rappler 共75人的工作团队得以继续维持日常工作。她坦言，跃身为国际名人不是其意愿，惟乐见外界更关注杜特尔特治下的实况，建立更多对抗专权的盟友。她说，如果能选择，“宁以所有奖项，换一个运作得宜的民主制度。”

5月13日，菲律宾刚刚举行了中期选举，非正式结果显示八名参选参议院的反对联盟成员全军尽墨，意味杜特尔特政权将完全免于国会制衡，他将有机会恢复死刑、甚至修宪令自己得以再次竞逐连任总统。回顾菲律宾近代史，对上一次参议院完全失守的往绩，已经要追溯至1938年、即上世纪美国殖民的时期。

强人当道，拜不实信息所赐？

“越是求变，现况越是维持不变。菲律宾人像世上其他人一样渴求改变，但我们好像只是换上一些附带自家盟友的新面孔。在马可斯（执政）的时代，我们叫这些人作‘朋党’（‘cronies’），而马可斯家族已经悉数回归政坛，他们赢下了每一场选举。”

在美国的默许与庇荫下，马可斯于1965年当选菲律宾总统，执政期间与朋党亏空国库、滥权打压异己，终在1986年被“人民力量革命”推翻，连夜偕家人登上美国空军飞机仓促逃亡。马可斯病逝夏威夷后，妻儿回国重返政坛。在2016年杜特尔特参选总统前，菲律宾民间开始出现怀缅马可斯执政之声；杜特尔特就任总统后，即在同年底无视争议之声，批准马可斯遗体落葬英雄墓园。

记者问雷萨，马可斯家族的贪腐指控到今天仍未被清算，加上独裁治下的幸存受害者不少仍然在生，亦有下一代述说家人被迫害的经历，为何所谓“黄金时代”的神话，仍能如此盛行？雷萨表示，亲历马可斯执政的一代已年迈，他们的口述历史再可歌可泣，都敌不过“职业网军”们终日散播的谎言。

她举出两个生动的例子：“在杜特尔特参选时，‘DDS’ 这个缩写指的是 ‘Davao Death Squad’（注：达沃市行刑队，指杜特尔特担任达沃市市长时一直被质疑涉及法外处决），但后来他们的支持者仅用了五至六个月时间，就成功将这缩写的意思转化为 ‘Diehard Duterte Supporters’（“杜特尔特的死忠支持者”）。同一时间，黄色本来一直是象征阿基诺家族有份领导的人民革命，这些支持者花了几个月时间就将它挪用己有，就连阿基诺的外甥本人都拒绝再用了。而那本来是象征希望与反抗独裁的颜色！”

有组织的社交媒体力量能改变大众的认知与观感，相比政权单方面审查教材、粉饰事实去篡改历史，社交媒体的力量更为强大，正如雷萨在座谈上引述的话：“谎言重复说了一千次，就会成为真理。”

本月，杜特尔特政府更公开了一份反政府名单（“foe list”），Rappler 与事实核查机构 Vera Files 及部份资深媒体人皆在名单之列。雷萨认为政府此举荒谬可笑，但的确有不少同业忧虑自身安全，特别是“反毒战”至今已佐证了政府“黑名单”变相是为法外处决背书。

网络四起烽烟，似虚形实

雷萨虽有担忧杜特尔特进一步巩固权力或将收窄媒体自由，但她同时提醒，强人政治抬头的现象不独于菲律宾：“（菲律宾过去三次选举）投票率以西方民主政体的标准来说都非常高。但现在我们回到一个问题：很多政策和管治的议题，菲律宾人已不再在社交媒体上讨论了。”她以美国为例，指特朗普的 tweets 总是一再炒热舆论，“但我们却不再讨论一个健全的民主制度重大攸关之事。”

雷萨又跟座谈与会者一再推荐耶鲁大学学者 Timothy Snyder 两年前出版的《暴政：掌控关键年代的独裁风潮，洞悉时代之恶的20堂课》(On Tyranny: Twent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儆告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与有组织网络攻击及政治工程相辅相成：“世界各地越来越多具专权色彩的政府都在利用‘爱国’网络打手去攻击自己的公民，而社交媒体平台都在促成（这现象）……这种技俩在撕裂社会。”

两年前，英国牛津大学一份研究就证实，杜特尔特团队的核心成员在2016年的大选前后开始以不同形式雇用近400至500名“网络打手”在社交媒体上散布不实信息、攻击记者及异议人士，所涉开支达20万美元。该研究一共分析了全球28个国家，指社交媒体已成为全球公共领域的重要平台，为年轻人建立政治身份、接收新闻信息的渠道，并点名提及 Facebook 与 Twitter 为首的社交媒体平台同时成为了“社会控制的工具”。雷萨对此表示：“我不认为这跟 Facebook 在2015年邀请全球所有媒体加入 ‘Instant Articles’ 功能是一个巧合……Facebook 自此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新闻传播者，然而规管传播形式的演算法却没有改变。”

跟西方社会不一样的是，我不想 Facebook 消失。我希望 Facebook 能清理门户。

“这既令人兴奋，也令人生惧。”她忆述去年参与一个闭门讨论的经验：“当时席上是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前以色列司法部长（注：利夫尼，Tzipi Livni）代表的旧势力，以及 Facebook、Microsoft 代表的新势力，还有我和另外一位记者一行十人同桌交流。我发现旧势力亳不理解新势力的影响，而新势力也对自己所摧毁的体制一无所知。”

然而她说，轻谈抵制、杯葛，并非应对之路。“跟西方社会不一样的是，我不想 Facebook 消失。我希望 Facebook 能清理门户。如果你生活在一个贪腐肆虐、执法失效、缺乏体制的国家，我们更需要用它来做到由下而上（公民自发）。”

雷萨出生于马尼拉，高中后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主修英文系。毕业后，雷萨于 CNN 任职，廿年内先后担任马尼拉与雅加达的社长，2004年转投菲律宾的英语广播公司 ABS-CBN 出任新闻总监。2012年成立 Rappler 的初衷，本来就是雷萨紧握网络新媒体发展的鸿流，追求创新与凝聚公共参与。雷萨为 CNN 效力的二十年间，亲身见证新媒体崛起与传统新闻业经营方式的剧变。她说，当年拿 Rappler 的构思去申请资助时，出发点不只是为了办好一个媒体，而是希望透过新的媒体科技，推动社群参与。

救灾前线实例，用好社交媒体

“在2012年创办 Rappler 时，当时我们的口号就是 ‘Social Media for Social Good’。”雷萨在接受端传媒访问时表示。

目前，Rappler 设有一个名为 “MovePH” 的公民参与项目，最早关注的是如何在经常遭受台风袭击的菲律宾建立社群，协助减低及管理灾害风险。“当时我们发现，每当有天灾发生，绝大部份菲律宾人——不论职业身份差异——都会在网上表达乐意帮忙，包括为政府部门担任救灾义工……”雷萨说，“同时，我们能为义工分流，或是创建一个让人们能轻易寻求协助的系统。如有人在风灾中需要外界协助，你只需要在 Twitter 或 Facebook 上以 ‘#RescuePH’ 的标签更新状况，你的信息和身处位置就会自动出现在‘菲律宾民防办公室’（Office of Civil Defense）的网络上，再获调配到有关的（救援）团队。”她续说：“‘MovePH’ 的目标是要在现实世界发挥影响。”

“MovePH” 始于2013年，该网络平台创建仅一个月后，位列史上最强的超级台风“海燕”吹袭菲律宾中部，多个城镇伤亡惨重、亟待救援。这场历史性天灾，促成了平台首次实验救灾应对的契机。

雷萨回忆道，“海燕”来袭之后，很多居于海外的菲律宾人都在焦急找寻自己的亲人的下落——而当时在灾区前线鲜有卫星电话，于是 Rappler 团队向 Google 和 Facebook 寻求协助，特别是 Google 的 “Person Finder” 以及 Facebook 的人脸识别技术与通知功能。“他们于是派来编程人员帮忙。我们为急须粮食物资的灾民拍照并附上姓名，并上载至我们的 Facebook 专页，这些资料再由 Google 的‘Person Finder’ 自动整合，帮助海外菲律宾人联系上他们的亲人。那时，Facebook 的 Safety Check 功能才刚成形不久。”

讽刺的是，尽管 Rappler 成为杜特尔特政府的头号打压对象，但雷萨的团队仍在跟教育部持续合作，致力在校园培育新世代的公民记者，合作持续到今天。“在菲律宾的教育制度里，数码新闻并不存在，他们仍然在做纸本功课。但这不合常理，因为菲律宾的网民比例与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都是数一数二的。”

“在2013年菲律宾大选时，我们用了六个月时间去选拔 ‘movers’ —我们称他们作 ‘movers’，其实都是学生——我们在他们身处的城镇办工作坊，然后选出12至25名表现最积极投入的学生，提供微薄津贴，让他们在选前数星期来马尼拉，参与我们（团队）的工作流程。我们甄选出有潜质的好记者，让他们亲身熟习地区选举运作，然后他们在毕业后，就能成为‘回馈者’。”

雷萨说，“MovePH” 项目现时的主管从前就是这样的一位 “mover”，后来成为 Rappler实习生，再获聘为记者。“那就是建立社群行动的第一步。”她说，菲律宾全国岛群面积分散偏远，团队有尽力在不同省份选拔学生，扩大报导来源的代表性，但自言目标尚未成功。

未忘创办初心

“我一直觉得，希望是在年轻一代身上。没错，要是你毕业投身社会，你也会想找份好工作，但你还在求学时，那是最理想主义的时期，你也没有既得利益，真诚渴求改变。我们的目标，就是捕捉他们在这个阶段涌现的梦想，建立一个免于既得利益、单纯为社会利益而努力的社群。”

雷萨说，Rappler 的主要读者群是18至35岁的年轻人，报导内容更追求多元，除了时政热话，亦涵盖时尚、娱乐、体育等“软性”新闻。此外，早在 Facebook 提供 “Love”、“Angry” 等赞好以外的功能之前，Rappler 的网页及 App 已引入了更全面的 “Mood Navigator” 创新功能，读者能就每则报导的文末表达自己的情感。

这项功能或不起眼，在雷萨眼中却意义重大：“我希望年轻读者能有方法回应，哪怕他们本身没有特别兴趣。这不是传统记者所熟知的量化评估方式，因为（这方式）不会让你知道他们对某则新闻的真实感受。对读者来说，点按选择情绪很简单，却给了我们一个实在的数据点，让我们能看到这些新闻故事整体在社会上掀起了怎样的情绪反应。”

跟年轻人互动，也对雷萨经营“贴地”新媒体的宗旨有所裨益。“他们提出的问题对我们都很有启发性；我经常会问他们如何使用社交媒体。”从2016年开始，她也开始关切地问这些年轻人：“我该如何应对呢？面对这些攻击，我该如何保护自己？言论自由正被用来箝制（其他人的）言端自由。”

面对打压，我们最好的抗辩，就是继续把故事说好。

社交媒体也许造就了民粹狂人的得势，但 Rappler 的经验时时提醒她，这世界的出路毕竟仍然系于科技的创新与应用。

“我们仍然在继续跟 Facebook 合作，因为来到最后，它始终只是一个促成者，我们需要清理那些渗进信息系统里的毒害。问题在于 Facebook 没有履行‘守门人’的权责，容许谎言、怨气与仇恨比事实散播得更要快。当他们开始学习应对、体认并承担这个责任，情况就会改善。”雷萨说。去年起， Facebook 开始响应全球打击假新闻的呼声，月前在菲律宾境内就封锁了三名用户，其中一位正是杜特尔特竞选时负责社交媒体的主管。

“面对打压，我们最好的抗辩，就是继续把故事说好。”雷萨说，不过在这个时代，把故事说好只是前提：“我们不能指望将科技拱手让给编程人员与社交媒体平台……我们对科技的熟知，需要跟我们做新闻一般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