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浩铭：希望在于人民，改变始于抗争——雨伞运动公众妨扰案陈情书

【编者按】“占中九子”案今日（4月10日）继续开庭。本文为第八被告黄浩铭庭上发言。时任社会民主连线副主席的黄浩铭被裁定“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两项罪名成立，法庭将于稍后宣判刑期。

陈法官仲衡阁下：

自2011年你审理只有23岁的我追问时任特首曾荫权知否米贵，涉扰乱公众秩序的案件距今已有8年。在命运的安排下，我再次站在你面前，只是当你读到这封陈情书的时候，我已经不是当年被你宣判无罪释放的年青人，而是一个准备迎接第三次入狱的积犯。然而，今天我不是寻求你的怜悯，而是希望道明我参与雨伞运动，公民抗命的缘由，让法官阁下可以从我的动机及行为来给予合理判刑。

8年以来，我们的岗位稍有转变，但香港的变化更大，充满争议的各个大白象基建均已落成，更多旅客走访社区，似是一遍繁华景象，但同时，更多穷人住在㓥房，更多群众走上街头，亦有更多我们爱惜的年青人进入监牢。从前我们认为香港不会发生的事，都一一在这8年间发生了。当我8年前站在你面前那一刻，我们都不会想像得到香港人可被挟持返大陆，亦想像不到原来有一天大陆的执法人员可在香港某地方正当执法，更想像不到中共政府除了透过人大释法外，还可藉著“一言九鼎”的人大决定，甚至中央公函来决定香港人的前途命运和收紧宪制权利。

争取民主的本意

民主只是口号吗？当年，我痛骂无视100万穷人及30万贫穷长者利益，却庆祝不知辛亥革命本意的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并要求设立全民退休保障，废除强积金，因此首次被捕被控。但时至今日，香港仍然有过百万贫穷人口，超过30万贫穷长者，贫富悬殊及房屋短缺的问题愈加严重。2014年，我见过一位75岁的伯伯跪在立法会公听会向时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下跪，恳求政府不要拆迁古洞石仔岭安老院。2019年，我又见到一位67岁执纸皮维生的婆婆在立法会公听会哭诉难以找工作，现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竟然叫她找劳工处。为何官员如此冷酷无情？为何我们的意见均未能影响政府施政？归根结柢，就是因为香港人没有真正的选择，丧失本来应有制订政策及监督的权力！

所谓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任何施政，应当由人民倡议监督，公义分配，改善公共服务，使得贫者脱贫，富者节约。今日香港，顾全大陆，官商勾结，贫富悬殊，耗资千亿的大白象跨境基建接踵而来，但当遇见护士猝死，教师自杀，老人下跪，政府政策就只有小修小补，小恩小惠，试问如何服众？由1966年苏守忠、卢麒公民抗命反对天星小轮加价，乃至1967年暴动及1989年中国爱国民主运动，甚至2003年反廿三条大游行，无不是因政权专政，政策倾斜，分配不公，引致大规模民众反抗。2014年雨伞运动的起点，亦是如此。

多年来，港人争取民主，为求有公义分配，有尊严生活，有自主空间，但我们得到的是甚么？

多年来，港人争取民主，为求有公义分配，有尊严生活，有自主空间，但我们得到的是甚么？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联合声明》前夕，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曾回复香港大学学生会要求“民主治港，普选特首”的诉求，清楚承诺“你们所说的‘民主治港’是理所当然的”。当时，不少港人信以为真，误以为回归之后可得民主，但自1989年六四血腥镇压及2003年50万人反对《廿三条》立法大游行后，中共图穷匕现，在2004年透过人大释法收紧政制改革程序，并粗暴地决定2007及2008不会普选行政长官及立法会。自此，完全不民主的中国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掌控香港人的命运福祉，人大释法及人大决定可以随时随地配合极权政府的主张，命令香港法庭跟从，打压香港的民主和法治。

2014年8月31日，是历史的转捩点。尽管多少温和学者苦苦规劝，中共仍以6月的＜一国两制白皮书＞为基础，展示全面管治权的气派，包括法官阁下在内，都要屈从爱国之说。在《8‧31人大决定》之后，中共完全暴露其假民主假普选的面目，其时，我们认为对抗方法就只有公民抗命。

公民抗命的起点

违法就是罪恶吗？我们违法，称之为“公民抗命”，就是公民凭良心为公众利益，以非暴力形式不服从法律命令，以求改变不义制度或法律。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贺辅明（Leonard Hoffmann）勋爵曾在英国著名案例 R v Jones (Margaret) [2007] 1 AC 136 案提出：“发自良知的公民抗命，有着悠久及光荣的传统。那些因着信念认为法律及政府行为是不义而违法的人，历史很多时候都证明他们是正确的……能包容这种抗争或示威，是文明社会的印记。”

终审法院在最近的公民广场案（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2018) 21 HKCFAR 35）亦道明“公民抗命”的概念可获肯定（该案判词第70至72段）。因此，亦印证我等9人及其他公民抗命者并非可以一般“违法犯事”来解释及施刑。港人以一般游行示威争取民主30年，无论从殖民年代乃至特区年代，皆无显著改进，今日以更进步主张，公民抗命争取民主，正如印度、南非、波兰等对抗强权，实在无可厚非。诚然，堵塞主要干道，影响民众上班下课，实非我所愿，但回想过来，中共及特区政府多年来岂不更堵塞香港民主之路，妨扰公众获得真正的发声机会？

如果我是公民抗命，又何以不认罪承担刑责？2014年12月，警方以成文法“出席未经批准集结”及“煽动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在村口将我逮捕。2017年3月，警方改以普通法“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提控。正如戴耀廷先生在其结案陈词引述英国剑桥大学法学教授 John R. Spencer 提及以普通法提诉的问题：“近年差不多所有以‘公众妨扰罪’来起诉的案件，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的其中一个：一、当被告人的行为是触犯了成文法律，通常惩罚是轻微的，检控官想要以一支更大或额外的棒子去打他；二、当被告人的行为看来是明显完全不涉及刑事责任的，检控官找不到其他罪名可控诉他”，无独有偶，前终审法院常任法官邓桢在其2018年退休致词提及：“普通法同样可被用作欺压的工具。它是一种变化多端的权力，除非妥善地运用人权法加以适当控制，否则可被不当使用。”如今看来，所言非虚。

今我遭控二罪，必定据理力争，冀借助法官阁下明智判决推翻检控不义，但法庭定谳，我自当承担刑责，绝无怨言，以成全公民抗命之道。

今我遭控二罪，必定据理力争，冀借助法官阁下明智判决推翻检控不义，但法庭定谳，我自当承担刑责，绝无怨言，以成全公民抗命之道。

试问谁还未觉醒

我是刻意求刑标榜自己，让年青人跟从走进监狱大门吗？我反复推敲这个问题。然而，我的答案是，正正是希望后辈不用像我此般走进牢狱，我更要无惧怕地争取人们所当得的。纵使今日面对强权，恶法将至，乌云密布，我依然一如既往，毋忘初衷地认为真普选才是港人获得真正自由之路。任何一个声称为下一代福祉者，理应为后辈争取自由平等的选择权利，让他们能自立成长，辨明是非，而非家长式管控思想，让下一代沦为生财工具，朝廷鹰犬。

主耶稣基督说：“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去，它仍然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很多子粒来。（《约翰福音》第12章24节）”没有牺牲，没有收获。故然，我不希望年青人跟我一样要踏上公民抗命之路，承受牢狱之苦，但我请教所有智慧之士，既然举牌示威游行均已无显其效，公民抗命和平抗争为何不是能令政权受压求变之策？若非偌大群众运动，梁振英岂不仍安坐其位？

刑罚于我而言，无情可求，唯一我心中所想，就是希望法庭能顾念75岁的朱耀明牧师年事已高，望以非监禁方式处之，让港人瞥见法庭对良心公民抗命者宽容一面。美国法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在1968年论及公民抗命时（On Not Prosecuting Civil Disobedience），不但认为法庭应给予公民抗命者宽松刑罚，甚至应不予起诉。事实上，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贺辅明在2014年12月4日，即雨伞运动尾声（已发生大规模堵路多日），占中三子自首之后一日，接受《苹果日报》及《南华早报》访问时提到“抗争者及掌权者均未有逾越公民抗命的‘游戏规则’，抗争活动并没有损害香港法治”，更进一步提到“一旦他们被判有罪，应该从轻发落，认为这是传统，因为自首的公民不是邪恶的人”，由此，我期盼法庭将有人道的判刑。

我已花了最青春的10年在社会运动上，假若我有80岁，我仍有50年可以与港人同行。

法官阁下，我能够参与雨伞运动，争取民主，实是毫无悔意，毕生荣幸。我已花了最青春的10年在社会运动上，假若我有80岁，我仍有50年可以与港人同行，继续奋斗。要是法官不信，且即管以刑罚来考验我的意志，试炼我的决心，希望我的战友们在我囚禁的时候，可以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更加有勇气和力量作个真诚的人对抗谎言治国的中共政权。

“希望在于人民，改变始于抗争”，唯有透过群众力量，直接行动，才能改变社会。8年前如是，今日亦如是。但愿港人坚定不移，争取民主，打倒特权，彰显公义。自由万岁！民主社会主义万岁！愿公义和慈爱的　主耶稣基督与我同在，与法官先生同在，与香港人同在！

社会民主连线副主席、雨伞运动案第八被告

黄浩铭

二零一九年四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