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毛党是个什么党？他们立志 “吃干榨尽这人间”

2019年1 月 20 日凌晨1点多，大二学生何驰的手机开始“嘀嘀嘀”响个不停，打开一看，QQ群里超过100条未读信息。其中，群主施庆德单独发给他的文字，让他立马从床上坐起身来：“你到底在不在？？？有疯狂羊毛，赶紧去薅！”最后还附上了一条拼多多领券的链接。

何驰和施庆德事后回忆，这是一场“百年难遇的羊毛战”。

1 月 20 日凌晨，有网民在购物平台拼多多发现一个超级大Bug（漏洞），用户可以不限量领取100元（人民币，下同）优惠券，以0.46元的价格买到100元的商品。消息传出后，引发疯狂哄抢，传闻有人通过抢券充值了价值54万的Q币（编注：腾讯推出的虚拟货币，1Q币＝1元人民币）和64万话费。尽管拼多多随后修复了漏洞，并收回尚未使用的优惠券，但据其发言人表示，损失依然近千万。

这起事件，令一个数以百万计的群体浮出水面——羊毛党。

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找平台、找返利、找优惠券

每天下午一点开始，一个名为“薅羊毛宇宙小分队”的QQ群都会响个不停：

“苏宁重大羊毛！新用户领满30减30优惠券，重视，重视，大家冲鸭！”

“电信免费领取7天芒果TV会员，机不可失！”

“免费领高德地图10元打车券！立减！全国通用（该券不适用于出租车）！”

……

这是“团长”施庆德给群里“团员”发的“每日福利”。

“薅羊毛”的说法最早来自199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在宋丹丹、赵本山、崔永元合演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里，宋丹丹扮演的白云大妈利用工作之便拔羊毛织毛线，这一行为被谑称为“薅社会主义羊毛，挖社会主义墙角”，通俗点说，就是占国家和人民的小便宜。

羊毛党则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在中国大陆涌现出的一个特定人群：他们每天紧盯着各大互联网平台推出的注册返现金、限时优惠、满减折扣等活动，希望以较低成本、甚至零成本，换取物质上的实惠。

1月发生的“拼多多事件”就是一次典型的薅羊毛操作：“团长”们从各大平台内部得到消息后，迅速在群里“放料”，部分“团长”会单独给自己信任的“团员”打招呼，提醒后者“羊毛有限”，务必“及时薅”。

在“薅羊毛宇宙小分队”群里，只有一个人能发言——“团长”施庆德——这是绝大多数羊毛群的群规。所有关于薅羊毛的问题，都必须通过小窗（编注：即私下一对一发信息）向团长提问。

施庆德很享受在羊毛群里“一言堂”的感觉。每天登陆QQ后，他都有几十甚至上百条未读信息：“团长，这个优惠怎么领啊？”“团长，流量返券含泪求带！”

“我就坐在水利大院的办公室，在QQ上给他们一一回复，和皇上批阅奏折一个感觉！”施庆德说。他觉得，移动互联网造就了不断推活动、搞优惠的各大平台，也让一群以精打细算自居的羊毛党人迎来了最好时代。

施庆德今年35岁，用他自己的话，是个“精打细算过日子”的80后。他在南方某省的水利系统上班，“工资奇低无比”。

2012年夏天，工作了5年的施庆德觉得“公务员上班太无聊，又没什么“油水”可捞，所以一门心思想离开体制内的工作。

“后来我有个朋友去了趟广东，回来跟我说，’你平时上班清闲，干嘛不去炒更啊’。”施庆德当时还不理解什么叫“炒更”（粤语，指业余收入）。没过多久，朋友把施庆德拉进了一个P2P理财的薅羊毛群。“我记得，当时的群名还叫’赚钱不是梦’。”

严格来说，互联网羊毛党的早期雏形，诞生于2012年前后——互联网金融野蛮生长时。彼时中国大陆P2P平台进入爆发增长期，一些草根P2P平台开始推出注册返现金的活动，以提升平台知名度，也能适量补充一点现金流。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的统计，2012年P2P网贷市场成交量约为229亿元，而到了2015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1805.65亿元。

“刚开始，羊毛党其实还没有‘团长’这种领袖，通俗点说全是‘散户’。”施庆德说。

施庆德薅的“第一把羊毛”，是一个如今已倒闭的P2P平台推出的一个年化收益率为15%的短期标。当时，“赚钱不是梦”的群主吼了一声“火速收割15%”，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群就被一个接一个的链接刷屏了。“全是些‘群主给力’，‘群主带我们飞’之类的奉承话。”

发现目标后，施庆德迅速出动，他掏了1000元在平台上注册并激活身份，在扣除交易手续费后，他拿到了110元的回报。“当时惊呆了，一天110，一个月就三千多，比我当时的工资还高！”

尝到薅羊毛的甜头后，施庆德开始了自己的羊毛党生涯。“坐机关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时间。水利系统的公务员除了年末的年终总结、年初的展望汇报，其余时间清闲得很。”

他的公务员生涯，也以2012年的那个夏天为界限，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之前，他上班后第一件事就是挂QQ聊天；如今，他上班第一件事是去找平台、找返利、找优惠券。

他为自己能在体制内在线“炒更”感到满足。每天一到办公室，他就在电脑里打开一个excel文档，然后开始搜寻“优质羊毛”。有人从身边经过，他就立刻把页面切换至excel文档，装出一副钻研表格的表情。就这样，他坚持了7年，“从没漏过馅。”

施庆德在P2P领域薅的最大一把羊毛来自广东一个平台——注册就返50块。无意中发现这一大把羊毛的施庆德立刻给家里20多个亲戚打电话，让他们去这个平台注册，“最后我空手套了1200多块钱。事后请亲戚吃饭花了700块，等于我当天赚了500块。”

这次经历被施庆德看作薅羊毛生涯的“史诗性节点”。“那笔钱到账后，我才把这个消息放到群里，但好多人后来去注册，发现已经没有返利可以领了。”

这让施庆德开始在羊毛群里积累属于自己的威望，越来越多群友开始添加他为好友。“后来群主都来加我了，发来的好友验证我现在还记得：哥们你好，有兴趣做管理员吗？”

羊毛党内部的“鄙视链”

大二学生何驰找到施庆德“求带薅羊毛”时，已是2018年。这6年间，施庆德在羊毛党内部不断“升迁”：从刚入行时的“小白”，成为“管理员”，再到如今近千人羊毛群的“团长”。

“我不信正，也不信邪，我只信团长。”何驰的嘴很甜，刚入群时，他一口一个“团长”地叫。

添加施庆德为好友后，何驰曾在QQ上向团长转账50元，希望给团长“意思意思”，并附言：“团长以后有好羊毛记得想着我”。

不过施庆德“不吃这套”。“我跟他说赶紧拿走，薅羊毛靠的是眼疾手快，不是递便条、走后门。”

这让何驰认为团长“一身正气”。过年时，何驰小窗联系施庆德：“祝团长新年快乐，阖家欢乐！”久而久之，施庆德便开始关照起这个90后。

何驰就读于华南某大学市场营销专业，自称来自“普通家庭”，父母每月给他寄1000元生活费，但大一时交了个女友后，何驰开始觉得这个费用远远不够日常开支。

“还是想赚点小钱。后来室友告诉我，你怎么不去薅羊毛呀，那东西来钱快。我想，就算是小钱，拿去给女朋友充点视频网站的会员费也好啊。”何驰说。

何驰是被室友拉进“团长”施庆德领衔的薅羊毛群的。入群后的第三天晚上，何驰就和群里的某个老乡，聊起了家乡这些年的变化。正聊得兴起，一个群文件突然弹出窗口：“为整肃本群氛围，从即日起全员禁言：重大羊毛信息由群主发布，其他人严禁发言。”

何驰一惊。接着，和他聊天的老乡被施庆德踢出了羊毛群。事后向端传媒记者回忆此事时，何驰用“禁言事变”来描述当时的场景。

“那感觉吧，就像是一起上阵薅羊毛的战友突然牺牲了，我自己得继续匍匐前进。”

施庆德回忆起这次禁言时表示，自己作为团长，需要在团员面前“立威”。“何驰那个老乡之前就经常在群里聊和薅羊毛无关的事，动不动就给我弄个上百条未读群信息。后来我恼了，直接踢走了他。”

“所有羊毛党都应该明白，你在薅羊毛的组织里，你说话、做事就不能太过自由，太自由了，就容易出事。如果全中国几百万羊毛党你一言我一语这么聊，那羊毛还怎么薅得下去？”

施庆德所说的“几百万羊毛党”并非毫无根据。这个论断源自广东省互联网金融协会前会长陈宝国在2014年某次互联网论坛上的公开发言。陈宝国当时的观点是：“P2P‘薅羊毛大军’可能有几百万人的规模。”

“薅羊毛，你以为是躺在床上赚钱，但其实眼睛一刻都不敢闭上。”这句话堪称羊毛党人的座右铭。这群人立志“只薅最好的，不买最贵的”，目标“吃干榨尽这人间”，偶尔爱以“小薅怡情、大薅伤身、强薅灰飞烟灭”互嘲，都愿意认领各自归属的细分组织，一旦入群，第一句话不是“感天动地我终于找到团了”，就是“本人男/女，XX座，已入群，求带我发财带我薅。”

端传媒记者加入了5个以薅羊毛为主题的QQ群，2个微信群，发现羊毛党这个群体，会根据“羊毛”的具体种类区分身份，普遍的分类有P2P羊毛、高质量币圈羊毛、优惠兑奖羊毛、安卓软件羊毛、淘苏京羊毛（淘宝、苏宁、京东）等。

与此同时，羊毛党内部还存在不同程度的鄙视链。据施庆德介绍，紧盯P2P理财的羊毛党，会认为那些盯梢优惠兑奖的羊毛党“太low，太没格调”；混迹币圈的羊毛党，会觉得逛淘苏京的羊毛党“小家子气”、“太鸡毛蒜皮了”；那些时时“监控”安卓软件漏洞的羊毛党则谁也看不起，“他们太傲娇，觉得自己在通过高科技薅羊毛，其实天下羊毛一大薅，没有谁高，也不存在谁低人一等。”

“科技可以改变生活，但却无法左右人性”

“刚薅的时候，老婆还抱怨我怎么天天在网上混。后来我把薅到的羊毛给她一转账，她立马不吭声了。”施庆德说，妻子现在全力支持自己薅羊毛，“她说，只要能补贴点家用，你就放手去薅吧！”

施庆德如今每天至少能薅3到4次羊毛，最多的一次，一天在10个不同平台上领券、返利，一天收益超过300元。通过薅羊毛所得的收益，如今已逼近他每个月约4000元的工资。“我从不说我有副业，哪有和主业差不多的副业呀！我这叫打一份工，拿双倍月薪。”

每月近八千元的收入，让施庆德的父母为儿子“在体制内上班，在体制外赚外快”的而感到骄傲。“从小我奶奶就跟我念叨，说节俭是美德，说他们在40年代三年大饥荒时的事。”

施庆德有时觉得，自己在网上薅羊毛是“遗传了家里人的习惯”。施庆是被爷爷奶奶带大，他记得，奶奶家所有的水龙头一年到头都在往下滴水，每个龙头下面会放一个搪瓷脸盆。水如此缓慢地往下滴，水表并不会因此转动，也就是说，滴到盆里的水没有被计费系统记录下来，等于白拿。

“查水表的一敲门，我爸就飞奔去拧紧各个龙头，把脸盆撤掉，这才开门迎客。等人家一走，又跑去轻轻拧松龙头。”

家里的枕头缝了又缝，衣服上一个接一个补丁，身边的老人把这看作是美德。都说开源节流，家里人把节流摆在第一位，“先节流，再开源。”

他清楚地记得一件事：有一次爷爷去离家最近的一个菜场买菜，但土豆特别贵。后来邻居告诉爷爷，有个挺远的市场在做买一斤土豆送一斤黄瓜的活动，爷爷二话没说，走了四里地（2公里）去买了土豆和黄瓜。“回到家开心得不得了。”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表示，网络羊毛党虽然主要以80、90后为主，但不同的年龄段里，都曾出现过各种形式的羊毛党。在他看来，羊毛党其实就是过去那些无孔不入的“省钱党”，只不过曾经的战场是菜场、商场这些实实在在的空间，如今的“省钱党”则置身于一个虚拟世界。刘远举由此得出一个观点：科技可以改变生活，但却无法左右人性。

“80后是建国后的第一批独生子女，毕业后又遭遇房地产泡沫，他们承受的压力巨大，网络薅羊毛成本低，性价比高，是个不错的选择；90后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接受新事物快，愿意用新潮的网络手段谋取利益。”

甚至在上专业课时，何驰都会打开电脑，薅那些“限时羊毛”。有次他在课上薅一个移动流量的免费羊毛，被老师抓了个正着，全班通报批评。没想到，课后两天，老师找到他，问他是不是在薅羊毛，“还问我现在有什么好的优惠券吗？可不可以推荐给他……”

薅羊毛的边界在哪里？

施庆德不愿透露自己是如何得到拼多多那次大Bug消息的，不过据他透露，“羊毛党都有组织，每个组织的团长一般都会在全国范围内找新上线的平台，因为新平台优惠多呀。”

据了解，羊毛党的团长一般会和一些资深大平台的运营部门谈判，通过刷注册人数、投资人数来提高平台的整体人气。

“羊毛党其实是以此为谈判条件，向那些平台争取到更好的折扣和物质回报。”施庆德说。拼多多Bug让他和何驰每人入账一百。但自称“薅羊毛老江湖”的施庆德坚称从未触过法律的底线。“拼多多那次，有行业大牛薅走50多万，那才是违法获利。”

他表示，拼多多事件里，很多团长在同一IP地址下，拥有多个拼多多账户，“这就产生了黑灰色产业漏洞，你一个人就可以拥有许多不同的账户，可以不断地注册、返现、领优惠券。”

与薅拼多多“百年一遇”的“羊毛漏洞”相比，羊毛党人更看重的其实是对互联网平台上规则的极致利用。2017年4月，共享单车ofo推出“红包车”骑行活动，规定“用户首先在App内寻找带有红包标识的区域，在该范围内解锁车辆骑行超过10分钟、距离达到500米后，便可领取现金红包，结束行程并确认支付后，即可获得随机最高5000元现金红包。”

但不久之后，一份由羊毛党人出品的“ofo红包漏洞攻略技巧分享”就在网络上出现，抓住ofo小黄车本身不具备定位功能的漏洞，利用虚拟额GPS地址软件，把自己所在的区域设置为红包区域，以此套取红包。事后，有不少羊毛党人在论坛上分享薅羊毛心得：“每个账号每天仅能使用16次”、“今天提现成功943.40元”。据某位羊毛党估算，按活动初期平均每次能薅5元左右红包的收入，一天16次大约收入80元，而如果使用批量操作软件，可以对几百个ofo账号进行操作，一天最多可获利近千元。

刘远举介绍，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薅羊毛行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积极参与各种营销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满减、返现、抽奖、优惠券等，但并不能给平台带来实际的活跃用户增长。“另一类的羊毛党把薅羊毛当做职业，利用商家或者平台的漏洞，攫取大量利益，更有甚者会进行诈骗。”

2018年5月发布的《数字金融反欺诈白皮书》显示，2017年，中国大陆黑产从业人员超过150万人，年产值达千亿元级别。与之相比，网络安全市场规模还不足400亿元。从暗扣话费、广告流量变现、手机应用分发，到木马刷量、勒索病毒、控制肉鸡挖矿（编注：指通过代理网络跳板，占用CPU和GPU来劫持资源，以期获得虚拟货币），网络黑产无处不在，而“薅羊毛”正是黑灰产的重要盈利模式之一。

薅羊毛的边界在哪里？刘远举指出，根据最高法《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撤销已履行的民事行为，被告或补足价款，或退还，解除原买卖关系。

他以拼多多优惠券的漏洞为例做了个比喻：“这就好像摊主让自己小孩卖橘子，然后小孩不懂事，5块钱一斤说成5毛钱一斤了。这个时候，不管买的人是否有意占便宜，摊主都是可以找上门去要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