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他们犯下的罪叫做“祭奠刘晓波”

5个月来，黎学文一直过得小心翼翼。他不坐火车、不住酒店、不见朋友、避免上网，连火车站也不靠近。但那天，他的女朋友从外地带病回来，在火车上发著高烧。黎学文实在担心，决定去广州火车站接她。然而，他刚走上地铁大堂，都还未来得及刷卡出闸，便被警察截下，带了去车站派出所。

那是2017年12月19日。5个月前，7月19日，黎学文和十多位中国公民曾在广东新会的海边，奠祭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

7月13日，刘晓波在当局严密隔离中于沈阳医院逝世。同日赶到沈阳的卫小兵等9人没能见上刘晓波最后一面，只能带上鲜花、蜡烛，以及手写的“悼念晓波，自由刘霞”标语，在医院门口做了一个简单的悼念仪式。这也是中国大陆境内第一个公开悼念刘晓波的行动。

在中国大陆，当局严防死堵各种民间祭奠刘晓波活动，带有“刘晓波”、“诺贝尔”、“肝癌”、“RIP（rest in peace，安息）”等的字眼，甚至是蜡烛的表情符号，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都不能发表，即使是私人聊天里提到刘晓波的名字，都会遭到删除。

刘晓波死后不足两日，骨灰便被撒入大连老虎滩对开的海域。当局试图以这种方法把他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抹去，使民间没有纪念刘晓波的地方。然而，这反而使得所有的岸边都可成为悼念的场所；由刘晓波生前好友组成的“自由刘晓波工作组”在7月17日发出呼吁，号召全球民众在刘晓波的“头七”，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9日晚上8时公祭刘晓波，在江河湖海岸边摆放空凳子，然后进行默哀，三鞠躬，并且竖举三指，寓意中国民主运动的“抗争”、“自由”和“希望”。

明知当局必然作出报复。卓玉楨想：“今夜一过，明天前路就不知道在何方了。”

7月18日，辽宁省大连姜建军、王承刚到当地老虎滩海边摆放蜡烛、鲜花拜祭刘晓波，并在海边石墙上写下“刘晓波不亡”5个大字。他们随即被大连警方带走，被处以10天行政拘留。

7月19日，广东有一班朋友打算响应呼吁，到新会崖山海边祭奠刘晓波。崖山古战场为南宋败亡之处，人称崖山之后无中国。他们认为晓波的殒落可与之相比。

从沈阳回到广东的卫小兵，对刘晓波之死仍然不能释怀。得悉崖山之约，他立即便跟著去了。然而在路上，他思前想后，内心对于要不要退出挣扎良久；沈阳的事必定已经惹怒当局，这再去新会，当局必定会报复。

然而，直到最后，他都没有下车离去。

同去崖山的，有律师、作家、商人、人权捍卫者等十多人，还有记者。去到新会时已经接近8点，快要赶不上全球公祭的时间。铭（化名）带著一班人在黑夜中乱闯，“结果把人都带沟里去了”他笑道。事后谈起，轻描淡写，但其实当时所有人都紧张得要命，都知道自己在做一件“国法”所不容的事，随时有可能被警察截下或被捕。最终，在当地村民的指点下，他们还是在8点前到达了海边。

他们在海边摆放空椅子、鲜花、蜡烛，高举刘晓波画像并竖举三指祭奠刘晓波。香港有线电视台对崖山海祭进行了同步直播。仪式一结束，众人便迅速离开“犯案现场”。崖山海祭的画面迅速在全球传开，成为中国民间的反抗与希望的标志。

同一时间，在北京也有一批经常为公共事务发声的知识份子为刘晓波举行了一场追悼会。不同于广东的行动者，北京的追悼者并没有邀请媒体参与，而是在隔天才发布相关的照片和信息。国保事前也清楚知道他们的计划，甚至亲自接送其中一位参与者到场。

海祭之后，众人在惶惑不安中过了几天，既明知当局必然作出报复，但又免不了心存侥幸。卓玉楨在从崖山回程的路上就想：“今夜一过，明天前路就不知道在何方了。”

终于，两日后（22日）的凌晨一时，突然有警察打电话给在陆丰的卫小兵，说他车子被人撞了，要他下楼处理。他心感不妙，立时通知了参与海祭的友人，要他们及时转移。警察见卫小兵不出来，便带了爆破工具上门，卫小兵被抄家带走。

半夜收到消息的何霖本打算睡醒后再作打算，但凌晨4时警察便找上了他在广州的家，把他带走。“十多个警察国保来抓我一个，真是受不起啊。”他笑道。其后，朋友陆续发现佛山的秦明新、刘广晓、李舒嘉及汪美菊均已失踪，其后证实被刑拘。

7月27日凌晨，江门市公安局员警在无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强行搜查香港有线电视台驻广州记者站办公场所，并带走载记者采访海祭的有线记者站司机李肇强。7月29日，因媒体的强烈关注，被警方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罪”带走的李肇强获释。

卫小兵等人的被捕引起了全球的关注。8月13日，42个中、港、台、英、美、加及国际民间组织连署声明，要求还海祭者自由。

作为第一批被捕的人，卫小兵对当局会如何处置自己全无把握。“肯定是恐惧的，也不知道会不会被关个几年。”他在新会看守所受到密集审讯，几乎每天都被提审，员警威胁他必须招供组织者或幕后黑手。声称来自北京公安部的秘密员警甚至暗示卫小兵，如果指控广州的异议人士野渡为海祭案幕后黑手，就可以免除罪责；同期被捕的何霖也收到相同的暗示。众所皆知，野渡是刘晓波好友，在刘晓波去世前后频繁接受海外媒体采访，积极参与营救及声援。但7月19日，他因受到警方控制而未能参与海祭活动。然而，员警仍怀疑他是海祭的“幕后黑手”。

卫小兵及何霖均顶住了警察的威逼利诱。警察的讯问徒劳无功，最后只能在刑事拘留30天期满前释放了众人。“如果按他们的指示供了，说不定就搞成大案，更出不来了。”卫小兵说。

然而，当局并未因而放过其他在逃的参与者，他们被列入网上追捕名单，全国通缉。8月14日，马强准备从四川骑行进藏期间被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公安局发现并羁押，随后江门市公安局派出员警远赴四川，带他回到新会看守所关押。9月5日，卓玉桢在福建省莆田市被莆田火车站派出所抓捕，派出所员警告诉他是广东警方认定的在逃人员，随后亦被送到新会看守所刑事拘留。

其后黄永祥、黎学文、詹惠东等陆陆续续被发现并抓捕。2018年5月21日，余其元于广州火车站被人脸识别系统认出身份而被捕，是第13位也是最后一位因参与海祭被捕的公民。所有因参与海祭而被捕的公民均在被刑事拘留近一个月后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获释。

“逃亡的过程中，不能使用身份证，不能用实名制手机，不能随便拨打家人的电话，不能回家......。这是一种黑暗而又压抑的生活，......就姑且称之为逃亡模式。”

做“逃犯”的日子并不容易。卓玉桢在在48天的逃亡路上，就先后辗转落脚过16个不同地点，几度情绪接近崩溃。中国以严密的监控网著称，无所不在的实名制、天眼、人脸识别、电子信息追查等技术让所有人在老大哥面前近乎无所遁形。卓玉桢形容：“逃亡的过程中，不能使用身份证，不能用实名制手机，不能随便拨打家人的电话（为免被反向追踪），不能回家（为免被蹲守的员警直扑），要避开警用摄像头（避免被拍到及人脸识别），跟连络人还要做到来去双盲（不报告真实往返目的地、行踪）。这是一种黑暗而又压抑的生活，为了给自己打气，我将这些过程都当成游戏打怪升级的环节，而这种状态就姑且称之为逃亡模式。”

然而，卫小兵等被捕的消息甫传出，民间的抗争网路便立即动员了起来，为海祭参与者提供了有力的支援与避难所，使得不少参与者成功躲过了最猛烈的首轮搜捕。

比起四处躲藏的困难，更折磨人的是与所爱的人的分离，以及令亲人担惊受怕的愧疚。卓玉桢仓惶逃离广州时，妻子已经怀孕6个月，其后妻子更被国保逼迁，流离失所。在逃亡的过程中，卓玉桢倍尝担忧牵挂之苦。为了能赶得上看著孩子出生，他最后决定冒险买火车票回广州，然后果然在火车站落网。

黎学文在逃亡路上录制了视频及写下了声明，以防万一被捕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一再表示无悔于自己的参与，他亦坦承自己的恐惧。他提及警察找到了年迈的父母，要他们让他归案自首，也提及到给女友带来的许多担忧。这一切使他决心结束逃亡在外的生活，回到广州，终被抓捕。

海祭案在新会看守所内几乎无人不知，海祭参与者均受到了同仓犯人的礼待和关照。其他犯人觉得这是一群有勇气，有文化的人，而且为纪念一个人而被抓实在是寃。

牢中的生活，却未如众人想像般黑暗。邦（化名）提到他刚被捕时，在派出所处理手续的民警问他知不知道自己因何事被捕，他坦然答道是因为纪念刘晓波。民警显然知道刘晓波是谁，对他肃然起敬，更叫来同事和他一起抽烟聊天。旁边的另一位嫌犯显然不乐意了，说怎么他能抽烟我们不能抽。民警呛他一句：“他跟你能一样吗？”邦笑说，那位嫌犯肯定把他当作什么达官贵人了。

后来被捕的人，也发现海祭案在新会看守所内几乎无人不知，海祭参与者均受到了同仓犯人的礼待和关照。其他犯人觉得这是一群有勇气，有文化的人，而且为纪念一个人而被抓实在是寃。“一说起刘晓波，好多人还是知道的，会问是不是‘八九那位’。”余其元说。管教对他不服命令的举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例如管教进出仓时有规定犯人必须蹲下，余其元认为这有辱人格，坚持站著，管教竟也没有勉强，把其他犯人都看傻了眼。当然，饭菜的单薄，住宿环境的恶劣都是可以预见的，“然而挺一挺也就过去了”。

但一个月的看守所生涯结束，并不等于重获自由。海祭案的所有人在获释时均被直接送回原藉，受到严厉监管。卫小兵被困在芦山县的老家，无法去陪伴在广东的妻女，也无法去看望病重的父亲。父亲多次打电话让他过去，又多次去派出所交涉，都不得要领。然后有一天，卫小兵接到派出所电话，说他父亲死了在派出所外。卫小兵深感自责，若不是因为自坚持去海祭，他就能去陪伴父亲，父亲就不会不明不白的死了在派出所。父亲的死至今没有得到一个说法，但却换来了卫小兵有限度的自由，能短暂地前往广东看望亲人和打理生意。

企业家詹惠东因长时间的躲藏和被捕，公司无法发薪，只能倒闭。铭被捕前在广东正计划开办餐厅，都差不多装修好了，却因当局施压无法营运，投资的钱都打了水漂。他被严禁返回广东，只能放弃那边的事业，想办法在异乡重新开始。卓玉桢虽总算赶上了在儿子出世前和妻子团聚，然而其后他们一家三口不停被逼迁，孩子刚出世就要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

因为海祭，他们都成为了国家的敌人，此后的生活无法再和以前一样。

沈阳悼念者所受关注要少得多，当局没有立即在悼念时拘捕他们，但这一年来，9人中有6人在这一年间先后因各种理由被捕。

比起海祭者， 参与沈阳悼念的9人所受关注要少得多。当局没有立即因为他们在沈阳的悼念拘捕他们，但这一年来，他们也并不好过。9人中，6人在这一年间先后因各种理由被捕，其中3人——陈剑雄、许光利及朱承志，此刻仍然在囚。

2017年10月3日，陈剑雄被赤壁公安局约谈，第二天即被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员警讯问是似在算总帐，不仅问及沈阳的祭奠，亦问及他过去多年来参与的行动，包括围观李明哲、谢阳案等。陈剑雄的罪名其后被更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类别”罪名，自此律师便无法会见。

2017年12月29日，许光利被指控殴打荆门某维稳办人员，被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许光利被捕的大半年间，律师多次要求会见均被拒绝；看守所给出的理由是“案情涉及政治，律师不能会见”。就在律师无从了解案情的情况下，案件迅速被起诉至法院，并已在2018年7月9日开庭审理。许光利在最后陈述中，表达了他对被构陷的无奈与抗议。公诉方要求判刑4至5年，案件仍待宣判。

2018年4月29日，朱承志在祭奠林昭后失踪，后证实已被警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直至今天，律师均未能会见他，亦不知道他被关押于何处。

“我去悼念我认为一个不错的人，如果这个都不能做，或者这个都害怕做的话，那真的我们都羞于为人了。”

海祭者和沈阳悼念者一年来的遭遇，折射的是国内急剧压缩的行动空间。敢于参与街头行动的草根行动者一个一个被捕，要不就是受到严密监控，再也动弹不得。这些草根行动者大都借借无名，当局对其的打压亦肆无忌惮。海祭案若不是得到了全球性的直播与关注，当局对参与者的报复可能更为猛烈。

与草根活动人士相比，当局对知识份子、律师等有社会地位的人往往有所顾忌。参与海祭的律师无一被捕，在北京追悼刘晓波的知识份子亦没有遇上多大麻烦。然而后者的安全某程度上是一种妥协：我们只私下悼念，不制造公共事件，不给当局带来麻烦。吊诡地，想维持公共性的社会身份及影响力，就必须得在最要紧的公共事务上噤声。一旦逾界，原本广为人知的学者便可能一夜之间消失于中国的公共空间之中，像刘晓波一样只能活在海外圈子及异见群体之中。

种种因素，使得最有资源和筹码去反抗的人往往不会走在抗争前线，抗争的成本和负担不成比例地落了在易受打压的草根行动者身上。然而正正是这些无名英雄，一直在以公共的表达维繋著民间的反抗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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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初，刘晓波忌日将至，曾因海祭被捕的众人纷纷收到国保的各种骚扰、监控及问话，或被强制要求离开居住地。“如果不离开广东，后果很严重。”国保如是说。

卫小兵只得再次与家人告别。过去一年，他已被迫这样来回折腾十几次。在可见的将来，他大约也再逃离不了国保的严密监控。

然而，同样被逼流落他乡的铭表示，若容许他再选择一次，他仍会参与海祭。“我去悼念我认为一个不错的人，如果这个都不能做，或者这个都害怕做的话，那真的我们都羞于为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