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如何演变为漩涡中心的语言？香港“推普”的前世今生

推广普通话工程在香港进行多年，社会争议持续扩大。近日一则新闻，再次触动港人对普通话教育紧绷的神经：钢琴老师Sukie在Facebook留言称，其学生所就读的幼稚园禁止讲广东话，并要求孩子们互相监督、互相告发。舆论一时哗然。在这座有近九成人以广东话为母语的城市里，网民发问：“点解唔可以讲广东话？”（为什么不可以说广东话？）

两个月前，在大学层面，普通话同样成为舆论风暴的中心——浸会大学学生对考试程序的质疑，迅速演变为中港矛盾和国族之争。《环球时报》批评学生反对普通话考试就是“去中国化”。而在香港本地，近年来对普通话背后所联系的意识形态也越发敏感——08年由政府机构资助的一项推广“普教中”（普通话教授中文科）计划，被批为“推普废粤”，更被质疑是变相的“国民教育”：透过语言教育增强中国人身份认同。

“某种程度上，『普教中』是一种政绩工程。整个中国法定语言都是普通话，可香港人的母语是广东话。普通话的推行，是统一这个地方的方法。”Emily对端传媒这样表达她的观点。她今年26岁，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去年夏天刚刚成为一名“普教中”老师。然而，来自中国大陆的Annie则不这么认为：“『普教中』不等于意识形态灌输。内地人从小『普教中』，比如我来自某省，我不会说当地方言，但这不等于我就被什么意识形态洗脑了。”她对普教中信心满满：“我对这事非常抱有希望。这是大势所趋，无法逆转的。”Annie赴港获硕士学位后，在本地的国际学校做了三年中文老师，教学语言是普通话——目前，几乎全港国际学校都采用普通话教授中文。

回溯历史，中文在香港长期被默认为广东话，而普通话在香港的开端，是在学校里作为一门语言科目。是什么样的历史脉络和力量，将普通话与中文科结合，推动“普教中”作为官方目标？普通话又是如何演变为一门漩涡中心的语言？端传媒访问了二十年前在教育语言决策中占一席之位的谢锡金教授、香港“推普先锋”许耀赐，以及学者蔡宝琼、叶荫聪等，尝试重组“推普”工作在香港走过的历程，亦由此重新审视港人对语言及身份认同的焦虑：在香港特有的历史政治环境下，普通话真的可以只是一门语言工具吗？

从普通话科到“普教中”，权力决定了普通话是上等语言？

今年64岁的学者蔡宝琼长期研究香港教育政策，在她观察中，不少港人其实并不抗拒学习普通话，他们反对的，是“普教中”这一官方倡导的教育政策，意即在香港基础教育中，以普通话取代广东话，作为中文科的授课语言。

“首先一些教育界人士指，普通话成了教授中文的障碍。其次，我所接触的一些学生及老师，他们很热爱中国文化，但他们认为，普通话只是近代才人工制定和推行的语言，不足以涵盖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她说。

在香港，粤语人口长期维持在大多数，“中文”在口语方面，被默认为“粤语”。“直到今天，你随便对一个小学生说：『讲中文喇！』他都会觉得你意思是讲广东话。这是香港非常特殊的情况，中国没有一个地方会觉得，『说中文』等于说自己的方言。”48岁的学者叶荫聪说，他目前是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

九七回归前夕，语文教育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1996年，掌管香港教育改革方向的“教育统筹委员会”（教统会）出台“第六号报告书”，建议将普通话列为中学会考的一个独立科目，但同时敦促政府进一步研究，普通话科和中文科到底应是什么关系。

香港大学中文教育研究中心总监谢锡金教授，当时正是负责这份报告书的教统会中文教育顾问。他对端传媒表示，当时教统会内部确实有人争议普通话应作为教学语言还是独立成科，而他的建议，是独立成科：“我们当时做了一个阅读测量，发现用广东话教学得分比普通话要高。即用不用普通话教学，跟语文能力没有很大关系。”

他表示，当时学界和社会人士中均有声音认为，“普通话学得好中文就好”，但谢锡金透过研究发现，“这是不合理的，我们都不相信”。

此后数年，普通话在中小学维持一门独立的语言科目，但到了1999年，由行政长官委任的独立谘询组织课程发展议会正式提出，将“普通话教中文”作为远程目标，并获得通过。这三年中发生了什么讨论，令提倡“普教中”成为官方定论？课程发展议会拒绝了端传媒采访申请。谢锡金当时是课程发展议会中国语文教育委员会委员，他表示对这一政策转变的背后原因，并不清楚。

根据政府资料，教统会掌管教育大方向的改革，而“课程发展议会”则负责修订院校课程纲要及做出导向，再由教育局执行。课程发展议会2012年曾经发布“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希望推行国民教育科，使学生对国家发展引以自豪、确立国家身份认同等，这一改革建议引发万人上街抗议甚至中学生绝食行动。2017年的中史科课程改革，亦由课程发展议会率先提出，因是否纳入六七暴动、八九民运等政治议题，再次引发社会极大争议。

“这表面上是一个独立谘询组织，但其实所有委员都是由行政长官任命的，”香港众志关注教育议题的常务委员郑家朗表示，他曾经尝试了解议会在提出课程改革方向时是否有谘询前线教师，但研究多时，无从得知。

“普教中”成为远程教育目标后数年，推行这一计划的中小学数量缓慢上升。到了2007年，政府在“普教中”的路上，忽然迈前一大步，由语文教育及常务委员会发表（语常会）拨款2.25亿元，从2008年9月起资助160所中小学实施“普教中计划”，为期6年。在政府资金的刺激下，加上2002年开始的“杀校潮”（使用率低的学校被政府收回办学权），以“普教中”作收生宣传并获取语常会资金，成为不少学校的选择。

语常会是香港公营机构，负责就语文教育和语文基金的运用向政府提出建议。对于实施“普教中”的中小学数量，政府与语常会并无定期公开数据。根据“港语学”统计，计划推出两年，全港“普教中”中小学数目较2005年翻倍。

从学习来讲，母语是更有效的。但权力决定了普通话是上等语言，这是我们的现实。

政府为何选择在2007年开始大力拨款，促进普通话作为一门教育语言？翻查资料，2003年，语文教育及常务委员会发表（语常会）《提升香港语文水平行动方向》谘询文件，并在总结报告中指，相信“普教中”有助改善学生中文写作和普通话能力，因此“非常赞成”“普教中”作为长远目标；然而，语常会于报告中承认，他们在2000年到2002年进行的三项有关“普教中”的研究，均无法证明“普教中”对学生提升中文能力有帮助。

对此，谢锡金这么说：“语言是不能脱离政治的。九七前英文是high language（上等语言），九七后变成普通话。权力决定一切，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从学习来讲，母语是更有效的。但权力决定了普通话是上等语言，这是我们的现实。”

九七前：在以粤语为中文的香港，推广普通话

在谢锡金的学生岁月，香港的语言之战是中英之争。

在殖民香港，英文长期是唯一的官方语言。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的成立，象征反殖思潮的开端，60年代末，学界兴起“中文运动”，争取中文与英文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直到1974年，中文才同样被列为官方语言。

1969年，21岁的谢锡金拒绝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抛出的橄榄枝，跑去香港大学念中文和中史，一度令他被身边朋友笑他“蠢”：“那时中大英文系很难入的，英殖民时期，读英文地位高一点。”值得留意的是，当时的“中文”，没有清晰的定义，并不等同于“普通话”。

当时在中国，语言经历着另一场脉络不同的改造工程。学者叶荫聪指出，五千年多年来，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人们，并非说着同一种语言。直到1956年，中共正式制定“普通话”为官方语言。普及“普通话”的效果，在毛泽东年代并不显著——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自己操一口浓厚的地方口音。叶荫聪说，当时普通话教师数目有限，标准化程度较低，加上人口流动率低，百姓不太需要普通话。直到1982年，普通话作为全国性语言，被写入宪法之中。在经济改革年代的浪潮下，大量农村及内陆人口涌进沿海城市，人们产生以同一语言交流的需要，普通话大范围普及。

而在香港，“认中关社”（认识中国、关心社会）的思潮自70年代初期冒起，一些大学生也开始投入推广普通话的运动，今年67岁的许耀赐就是其一，他被香港媒体称为“推普先锋”。

“作为中国人，应该认识普通话。我们当时是这么想的。”1971年，他正在香港大学理学院读书，与同学谭兆璋一同开办了第一届国语班。毕业后，他在英华书院当物理和数学老师，业余与谭兆璋一起创办“国语研习社”，后改名“普通话研习社”。

到了79年，在当时港大数学系老师姚德怀带头之下，许耀赐与一群语文教育学者一起，成立“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下称“语文学会”），并创办《语文杂志》，在香港大力推动普通话。在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起人”当中写着谢锡金的名字，他那时已从港大毕业，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而学会的副主席一栏，则写着“毛钧年”——这个当时在循道中学教语文的老师，6年后成了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新华社被视为中共在香港的代表。

语言和身份认同有关联。增强民族意识，我明白国家有这个需要，我是认同的。我们香港也是华人社会，配合国家需要，做这方面工作，天经地义。

“我们都不知道他是怎么跑去那里的。”许耀赐说。在进入新华社后，毛钧年因为代表广东省出席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才被外界知道他中共党员的政治身份。但许耀赐强调，语文学会及其推普工作不涉及政治力量。

“语言和文化息息相关，我们不会刻意灌输意识形态。普通话是作为一种工具去把握的，”他强调大家是因为“关心香港的语文发展”而聚在一齐，随后又补充道：“语言和身份认同有关联。增强民族意识，我明白国家有这个需要，我是认同的。我们香港也是华人社会，配合国家需要，做这方面工作，天经地义。”

1987年，语文学会向当时的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提交建议书，其中建议香港政区政府“应该积极推广普通话”。这些民间推普团体的兴起，也获得来自国家官方的留意。同一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下称“国家语委会”）赴港，先后访问了语文学会和普通话研习社，以及港大、中大、香港教育署中文组等。1991年，国家语委会再次到访语文学会及普通话研习社，“就汉字应用、推广普通话以及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现代汉语分析研究等问题”，与机构人员交流。许耀赐表示，国家是来“关心我们推广普通话的困难”。

来到97政权移交前夕，《语文建设通讯》（前身为《语文杂志》）上的推普讨论更为热烈，普通话也开始与“民族大义”等问题连结起来。学会中由内地赴港的学者田小琳在1995年期刊发表《香港普通话教学的下一阶段》，探讨学习普通话的价值观问题：“中国人都会说普通话，也是民族大义的问题。……对于一个统一的国家、团结的民族来说，交际语言的标准化是向心力、凝聚力的表现。”

而在1993年的一篇文章中，时任语文学会主席姚德怀则明确提出“普教中”的建议。“受过中文教育的中国人按理应该会说普通话，但是在香港却不是这样。社会上一般不说普通话，甚至大学毕业生多半也不会说普通话，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也不能不说是香港语言教育的一大失误。”姚德怀敦促教育当局在中小学引进普通话教育，“长期目标应以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将普通话科和中文科结合起来”。

2008年，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联同普通话研习社、普通话研习社科技创意小学、香港普通话专业学会、景岭书院、香港拼音优化教学促进会及港九街访妇女会孙方中书院，再次发表建议书，建议应该“以十年为时间表，在香港全面起动普教中”。

漩涡中心，普教中老师怎么教？

十年后的今天，普通话在香港成为一门愈发敏感的语言。

叶荫聪指出，从70年代中期开始，本土流行文化影响下形成的“香港人”身份，是在近年本土主义兴起后才日渐稳固的，而这一身份认同，与广东话密不可分。蔡宝琼进一步分析认为，当教授中文及中国文化的媒介要由广东话变为普通话，下一代就有可能因此改变日常语言，这冲击了“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触发了一些港人的反抗情绪。

2013年，中学刚毕业的陈乐行在进入浸会大学前，成立“港语学”，致力于反“普教中”，关注广东话的生存状况。“港语学”开设街站，派发传单，呼吁港人重视“普教中”对香港文化的伤害，更做了大量“普教中”学校数据收集及分析工作。同期成立的另一个组织是“普教中学生关注组”，由约20名中学及大学生组成，他们的诉求，是在全港推行粤教中，以母语粤语教中文。

而另一边，香港政府与建制力量亦投入舆论战。2014年，教育局在官网的“语文学习支援”部分，注释广东话为“一种不是法定语言的中国方言”。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舆论骤起抨击，教育局迅速撤文，又发表声明，对相关文章所造成的“误会”表示歉意。不过，《大公报》在内的建制派媒体及人士，均批评教育局道歉的举动，认为无需致歉。《大公报》刊登署名关昭的文章，指广东话是方言而非官方语言，而香港教育政策是让学生能掌握规范书面语及流利广东话、普通话。

与此同时，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等，不断将普通话与爱国问题勾连起来。在两个月前的浸会大学学生争取撤销强制性普通话毕业考试事件中，《环球时报》及《观察者网》一连数日发文狙击带头学生陈乐行，称他为“港独”分子，并曝光他在大陆的实习机构。陈乐行在人身安全考虑之下，连夜返港。《环球时报》更批评，这次事件是“一场意识形态冲突”，意味着香港“仍拖着一时剪不干净的被殖民心理的尾巴。”

身处漩涡中心，一些香港的普教中老师内心备感挣扎。根据港语学统计，2016/17年度，香港有136中学和368间小学实施普教中。大学毕业后找工作时，Emily发现很难找到粤教中学校，最终当上一名普教中老师。她的朋友问她：“普教中”很洗脑，为什么要用普通话教中文？

Emily觉得无奈。在教育体系中，她认为老师很大程度上是教育政策的“执行者”，但在一些地方，她仍然可以有自己掌握的空间。她向记者展示手头的中文教材，其中一篇课课文标题是《我是中国人》，课文是这样的：“上课时，老师问：『同学们，谁是中国人？』大部分同学都举起了手......”而在另一篇题为“我们都是一家人”的课文中，来自各地的同学分享家乡特色，其中一名同学说道：“我在香港出生，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我是中国人。”

“当教科书出现类似国民教育内容时，比如说『我是中国人』之类的，我可以选择避重就轻：有些东西可以不说，不教得那么深入。”Emily觉得，她要防止自己在用普通话教国民教育科。

不过，在国际学校教中文的大陆老师Annie有另一套看法。“我自己对自己的民族和语言，其实是挺有感情的。如果纯粹把普通话当成一门语言来教，你没法把它教好。”

新年聚会，Annie会教学生们包饺子，偶尔有机会，也会带他们去北京游学。“你看故宫，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宫殿群，作为一个中国人，你难道不会觉得很骄傲吗？可以让孩子们知道，中国其实历史非常长。给他们讲故事本身就已经挺吸引他们。”

“我还是很希望我教的学生，有一天他们出国以后，有人问你是哪来的，他愿意说，他是中国人。”Annie说。

“爱一个国家，无法强迫，应该让人自己去感受”

在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的考量之外，近年，教育界和家长中均出现对普教中教学质量的反思。语常会2016年公布关于普教中计划的追踪研究报告，研究的结论，是“没有明显证据，证明普教中促进学生中文学习”。

根据“港语学”统计，从14/15年度至今三个年度，参与“普教中”计划的中小学数目均出现回落。沙田崇真小学是退潮中的一员。从2016年学年开始，校长洪细君决定，将全级普教中，改为家长和学生按个人需要进行选择：从二年班开始，询问家长及孩子意见，根据愿意普教中的人数，再决定开班。

“社会氛围不同了。不少家长担心普教中帮不到孩子，反而会导致考试低分。他们觉得自己不懂普通话，没法辅助孩子温习，还认为粤教中最不会影响思维发展。”洪校长召开全校家长会，最后她决定：让家长和孩子“有得拣”。最新一个学年，全校2、3、4年级分别有四个班、四个班和五个班，开设普教中的数量分别是一个班、一个班和两个班，均不足全部班级的一半。

洪细君说，自己从小喜爱普通话，她说这是对一门语言的喜爱，她强调，希望社会不要政治化普通话，“爱一个国家，无法强迫，应该让人自己去感受。”

语常会对于普教中学校的资金资助，已于2014年停止。回覆端传媒查询时，语常会表示，除普教中计划的2.25亿元资助外，自2008年起至2017年底，语文基金共计拨款约6900万元，资助多项有助提升本港普通话水平的活动、比赛及研究等项目。

2018年2月，答覆立法会议员就“教育局会否检讨『普教中』作为长远目标”的提问时，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不论学校选择以普通话或广东话教授中国语文课程，均须贯彻以提升学生中国语文素养为目标的课程精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无论『普教中』或『广教中』均能提升学生的中文阅读能力，我们认为他们在这方面的表现与学校是否采用普通话作为中国语文科的教学语言并无明显关连。”

去年，学者蔡宝琼刚刚完成一个关于“普教中”争论的探索性研究，研究中她发现，最年轻的受访者、一名17岁的中学生，从访问中显示，他的身份认同不止于香港，而是大中华文化；这名学生认为，恰恰是用母语广东话才能更有效表达自己，从而更好地学习中华文化。而这项研究中还有一些受访者，均坚持“粤教中”，同时称自己反对“港独”，他们说，这是因为“我的身份认同、我的根是中华文化”。

在蔡宝琼看来，若觉得学习普通话令学生认同中国，甚至是“爱国”的途径，未免把“中国”这个群体看得太狭隘。

不过，数十年来致力“推普”的许耀赐依然认为，“普及普通话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年轻人通过普通话了解中国和中华文化，对中国的抗拒也会减少一些，很自然的。”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Emily、Annie均为化名。实习记者陈芷昕、李钰洁、刘家睿、郭芷甄及黄绮婧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