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听什么样的监狱故事？对话黄之锋、罗冠聪

这是黄之锋被保释出狱一周内的第17个采访。

在金钟某餐厅天台一坐下来，他就熟练地说：“又是这里！我有次一天在这里做了四个访问！”话音还未落，餐厅侍应生便走来跟他打招呼。过不多久，又端了一盘点心过来，望着黄之锋和他身边的罗冠聪，说这不要钱，是餐厅老板“送给你们的”。黄之锋一边欠身感谢，一边活泼地笑起来，平头短发，下巴尖尖。罗冠聪则一直沉默着。

8月19日周永康、黄之锋、罗冠聪三人因2014年的公民广场案被判入狱，刑期分别是6、7、8个月。10月24日黄之锋、罗冠聪申请上诉成功，保释出狱，等待上诉。周永康则选择继续坐牢，直至刑期结束。公民广场案是三年前牵动了数百万香港人参与的雨伞运动的源起。运动未有结果，最早落下的罪名与数月刑期，落在3个年轻人身上，也因此落在很多香港人心里。

黄之锋说，自己在狱中69天，收到了777页来自香港和世界各地的信件。很多素未谋面的人给他写信鼓励，也有陌生人不停地寄外面发生的最新新闻给他，让他不感到孤绝。而他自己，也并没有从公众眼前消失。他从少年监狱写出的日记，他画的监仓说明图，他在狱中过的21岁生日，他转入成人仓……即便在狱中，黄之锋的每一项动态仍然能引发舆论的高度关注。申请保释一成功，尽管人尚在监狱，他就已经被预约好数个媒体采访。

黄之锋深深知道，在诸多同侪中，自己“刑期最少却得到关注最多”，也知道现状是自己暂得自由，但战友们仍在狱中。因此他觉得发声是必须要做的事：要积极地回应外界查询，代所有不能说话的人说话，也代他心中的香港，向世界说话。

我站这个位置，就要扮演这种角色。

“光环是用来烧的”，自黄之锋在2012年“反国教”一役成名，以16岁少年的姿态成为香港政坛最受关注的新星之后，这就成了他的口头禅。既然已经成为象征性人物，那就抓住受关注的机会，更多地讲自己的故事，把故事“fit进”时代叙事里，让故事“带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价值和信念，尽量影响更多人，带来更大能量。这是他的烧光环理论，也是他过去整整五年的练习。生活，战斗，故事，哪个引导哪个？几乎已经分不清了。在全民瞩目下的政治参与和公共角色承担，已经成了他的本能。

眼下，故事里多了数个月的牢狱经历，短暂自由、重新战斗的他，太知道人们想听什么。

他会调侃媒体：“XX会关注阿聪突然很少回家吃饭呀，我很喜欢喝妈妈做的奶茶。XX则看补选什么时候派人选。XX喜欢监狱系列，监狱风云那类型的。XX深一点，喜欢讨论公民运动、创伤、论述。”西方媒体因为遥距观察，讲起故事来套路更深。“其实我真想不到纽约时报会拿Three Teenagers vs. Superpower来做社论标题。”黄之锋笑。Teenager vs. Superpower是Netflix 今年5月上线的一部以黄之锋为主角的纪录片，来自英国的年轻导演从反国教运动开始跟拍他的故事，随着强势的发行方在全球190个国家上线播放，目前IMDB评分6.9分。黄之锋不讳言，这种叛逆少年对抗强大政权的故事，是典型迎合西方视角的，“但他们喜欢。我站这个位置，就要扮演这种角色。”

有关注，就可以有效的输出。黄之锋深深明白这一点。无论是香港以一种不同于李小龙、成龙的样子被世界持续认识，还是在本地，一群因为公民抗命坐牢的年轻人被主流社会真正看到，都要借助持续的关注才能做到。于是一出狱，他就马不停蹄接受采访，还抛出几条可供延伸讨论的线索给记者选择：以“香港青少年监狱第一个政治犯”的身份，带回青少年监仓的现状故事，进而呼吁公众关注边缘人及青少年囚犯的权益；以“最年轻的政治犯”身份，呼吁媒体和社会不要过度英雄化抗争者，给前线的人留一点喘息、甚至是失落的空间。

线索都抛了出来，听者自然会接住，故事总会好看。只是第二条线索，吊诡地回带到现实：监狱仍在那里，受困的人和他们的理想，毕竟都在煎熬——包括那个不用面对公众时的黄之锋自己。

相对而言，24岁的罗冠聪更加无法掩饰这种煎熬。尽管从岭南大学学生会会长，到学联秘书长，到参与组党香港众志并出任主席，再到以最年轻议员之姿胜选立法会，罗冠聪的政治参与经历虽没有黄之锋丰富，却也不短，且大起大落，不断要面对运动失败、学联崩解、议员身份未满一年即被DQ等挫折，也磨炼得他少年老成。

但他从来不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相比黄之锋即便被打趴在地都不忘感召人心，罗冠聪在行动者的路上一直更内向于自我：是否知行合一，是否坚持走在“自由思想引领的路途”上，是否有勇气“择善固执”。在服刑期间，和黄之锋积极“参与”青少年监仓不同，罗冠聪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自我反思，他瘦了3公斤，密密麻麻写满了五六本笔记本的回顾与思索，说至今仍沉淀和整理之中。

保释出来，他拒绝了几乎所有采访，脸书状态也真实记录了沉郁的心情：“离开监狱，可能很多朋友替我高兴，可是这个礼拜，我都是沉郁的过，处理公务后，静悄悄的生活。”自己短暂自由，好友们仍在狱中，“无由来地，我觉得有点惭愧。”“公义失踪的日子，连呼吸的空气，都是腥浊的；人们说快乐是一种选择，但此刻，却是一种绞痛。快乐，沦落到是一种特殊的权利。”

秋天落日早，不过六点，天台餐厅上已经亮起灯。黄之锋开始积极分享自己如何在少年监仓“搞事”，而沉默的罗冠聪，也终于谈起天来。

以下是端传媒与黄之锋、罗冠聪的访谈摘要：

端 ＝ 端传媒
黄 ＝ 黄之锋
罗 ＝ 罗冠聪

录音整理：Ellen Yeung

一放空，就会有种“我在坐监狱”的感觉

端：69天的狱中时间，你们都写了很多日记、信件，甚至书稿。大概用了多长时间，才能适应到狱中生活，让自己真正有所沉淀？

罗：我大概用了一个月，逐渐平静下来写东西。最大的挑战还是怎样熬过时间。我每天工作工作4小时。早上7点起床，晚上10点熄灯……

端：监仓里有钟吗？你们怎么辨别时间？

罗：没有时钟。就是通过一个个固定的活动来判断。比如规定吃饭、规定做工、规定睡觉的时间都是固定的，就这样来知道时间。仓里有两排灯，晚上10点关掉一排，睡觉。早上七点两排全开，起床。永远都有灯的。之前我有光不能睡，现在可以了。一天一天适应的。强逼自己适应。我的工作是缝衣、折衣服这些，不辛苦的。写东西没有固定时间，有感觉就写，没感觉就写不出。这个时候就会放空，坐在那发呆，书也不看。当我觉得自己知识的能力已经用尽，不想再吸收，也不想再output，就发呆。

黄：放空好辛苦。我没什么时间放空，我会找事情让自己做。我在监狱时候一直告诉自己，要保持一种productivity，让自己不觉得自己在做监狱，而只是在一个四方墙、好难捱好辛苦的环境里，去做我要做的事。我写信、回信、看报纸——一份报纸认真看可以看一个小时。找囚友聊天。想下怎么在监狱里搞campaign（运动）。

罗：我不搞这些的。我完全没有打算在里面搞权益的活动，或者找惩教麻烦。

黄：其实很好玩的！我进去前三个礼拜都扮得很乖。你要我说“sorry sir”，我就和你说；你要我爆粗，我就爆粗。你要我叠被子，我就慢慢叠。因为我进去后，那个总主任，就是全监狱第二大权力的人，专门告诉我，他每两个礼拜都会找我一次聊天，要了解我的情况。他怕我搞事，也怕我不适应。他会强调监狱一视同仁。最开始的三个星期都是这样，后面就开始搞事了（笑）。我会搞清楚不同部门做什么事情，每个阶级的职员的想法，他们的学历。我和40个囚友，全都是18-20岁，一起生活。我观察他们每天喜欢聊什么，最关心什么，有什么可以帮到他们的同时也不会搞到我出事。搞清他们的权力结构关系。坐监最辛苦是接收不到最新的资讯，如果我不知道外面的资讯，我就接受内部的资讯——（香港）应该是第一次有政治犯进入过青少年监狱嘛。就好像一张桌子六个人吃饭，我不出声。我听他们在那说话，说出去之后怎么找妓女，怎么去深圳按摩，我都觉得很有趣。他们还问我镶不镶珠！听那些职员讲上司的坏话，为什么要做这份工。

罗：（笑）可能是之锋的本性不想让他没事做，浪费时间。

黄：没有事做就早点睡。因为很难一个人坐在很吵的环境，有四部电视在播的时候发呆。而且一放空，就会有种“我在坐监狱”的感觉，接着就会觉得时间过的好慢。

端：有什么事是觉得适应不了的？就是在一切都适应了的时候，会不会总有一些事，不断提醒你“我在坐监”这个糟糕的感觉。

罗：最有这种感觉是夜晚回仓的时候，我们会在一个空地集合。其实塘福那里的风景很美，很像一个度假村，而不是四面墙。你走出去就会见到海，见到山，见到天。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会觉得这些大家都在接触的事、都在生存的空间，你无法真正感受到。这个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但其实很难没有这种感觉，可能习惯了生活，但还是会有这种感觉。

黄：最有感觉就是惩教职员让我讲“sorry sir”。青少年监狱一定要讲这句话，任何你想讲“no”的时候，“唔好”、“冇嘢”这些，都要先说sorry。比如你问我“还有没有事要讲”，我想说没有了，但不可以这么说，只可以说sorry。你不可以讲“no”，讲“no”就代表你否定他。我觉得这个最让人恨——我又不是对不起你，又不欠你的，为什么要和你说sorry。

在里面我很多时间都是在写过去几年的事情…… 当时很多事情都很匆忙，一个接一个，其实你没时间去回顾、消化。但这次会认真看回去，是一个自我观察的过程。

读书、观察、蔡少芬，记录监狱故事

端：在这两个多月里，自己想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罗：我在里面思考最多的，是自己观察自己。在里面我很多时间都是在写过去几年的事情，我会去想哪些事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会去想有什么生活的小事是值得我回味的。当时很多事情都很匆忙，一个接一个，其实你没时间去回顾、消化。但这次会认真看回去，是一个自我观察的过程。而且我在里面才知道，自己对于知识都是有需求的，是可以静下来读书的。之前不这么觉得，我觉得自己坐不住，没办法专注讨论学业。觉得很多事情有google就好了，很多事情你可以上网收集零碎的资讯，自己也习惯了去接收零碎的资讯去了解某个事情。但在里面，一种强逼的状态下，可以做到看一些比较专业、比较学术的书，而且真的可以入神，可以进到这本书中去消化。我其实在那段时间读了很多书，也令我对知识的追求有兴趣。

黄：我看过周保松有一篇文章，写他的学生周豁然在监狱里，觉得监狱电视很吵让人没法看书。其实我那时候，就，正在看着电视……我就觉得（叹气）和他们好遥远啊。当她觉得电视很吵要看书自学的时候，我在看着蔡少芬。我是连TVB八点半那些都有在追的……我的意思是，我有时都会觉得自己没什么深度。我也读了差不多10本书，但都只是补回了一个参与社会运动的人应该看的书，比如陈冠中的《中国天朝主义与香港》，马拉拉传记这些。我做比较多是写日记，不过我的日记绝对不高深，只是我每日当日夜晚立刻写，所以最能表达到我当天真正在想的事情，非常写实。虽然有些都是很无聊的内容，比如记下TVB电视播什么，但这些真的是一个坐监狱的人会想的。所以我每天做的，就是观察资讯，然后写下来。这些资讯就变成了监狱的故事。

端：监狱里也有报纸和电视新闻，你们会和外面世界想办法保持资讯同步吗？

黄：我会一直看报纸，但是看报纸不会知道任何行动内部的决策、讨论，都只写结果很伟大、光明、正确那种，不管是哪一派的。我也会让众志他们寄会议记录过来，整理FB资讯寄来。其实什么都收得到，他们会整理给我，我有时会写信回应。只是会有超过7日的delay。我试过加泰已经投完票了，西班牙要收回自治权了，结果收到信说准备投票了（笑）。出来后也会再追番，看一下以前的东西，打电话问下其他人发生什么事。

他们不相信有人会为了钱以外的东西做事

端：你们的囚友都是什么样的人？和他们相处得好吗？

罗：在成人仓，十个有九个是黑社会背景。他们自己有一个一个圈子，很严格。比如一起吃饭时，一个圈子一张桌子，像我这些没有背景的就另外一张桌子吃。有圈子就一定有矛盾，有很多团体和团体的争执，其实很帮会化，我也不会参与。其实在监狱，我是最底层，没背景，没单位，没资源。也会有特别不被信任的感觉，因为我始终不是他们那个社群的人。比如他们有人做了违规的事被发现，可能会觉得是我去打报告，或者怀疑我会不会讲出去。所以在里面会惶恐，你不知道那人对你是好还是不好，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想伤害你，很复杂很敏感的。我其实还没有全部了解里面最黑暗的事情，职员也不会让我见到。但确实会令我感受到，作为“最底层”的，那种保护不到自己的感觉。虽然说什么都可以和职员讲，但又觉得和他讲也没什么意思。而且那种恶意是没法讲的。

我也不知道到最后，他们（狱友）相不相信我们没有收钱。

黄：青少年监狱也许简单一些。我前两个星期还是很不习惯，因为和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讲一句，十个字有三个字我听不懂，另外三个字是粗口，三个字是监狱术语。大部分是古惑仔，很有江湖味，我完全听不懂他们说什么。相比之下，在职员眼中我都变成了读书人，也是很匪夷所思。不过人和人的关系就简单一些，感觉很像回到了中学，我和你好朋友，我就和你坐。上次你借走了一包朱古力没有还给我，我就不和你一起坐。所以相对来说，我就容易适应一些，囚友也容易相处。我会借他们的日本漫画看，一起讨论出去怎么打游戏。

罗：他们也不会相信有人会为了钱以外的东西去做一些事。（编注：指罗冠聪和黄之锋因为公民抗命入狱。）

黄：我经常被人问有没有收钱，职员也问，囚友也问。因为他们觉得收钱很正常，不是恶意的。

罗：对，他们觉得不收钱才傻。他们的想法很不一样。在那个世界，大部分都是这样。我也不知道到最后，他们相不相信我们没有收钱。

端：有可能与囚友成为朋友吗？

罗：这么说有点不好，但我觉得没有交到什么朋友。大家会在一起玩些东西，聊天。但其实聊的内容就……同仓20多个人，大家一起聊天，我未必真的可以进入到他们的世界中。其实我是想，比如聊一下今天的饭怎样样，哪个监督比较不好，电视上哪个女生比较美，都是这些。但我不会觉得这是朋友之间的互动。

黄：我同仓的囚友，他16岁进来，进来之后没到一年，女朋友就生了孩子，等他出去的时候，孩子已经5岁，差不多上小学了。我们平时会讲这些。两个人在60呎的空间，日夜面对，你没法不问他东西，没法完全不聊天。大家会讲的多半是家里怎么样，之后的前途问题，找工作可以找什么，觉得读书没什么用这些。算不上朋友，就像你不会觉得你班里同学每人都是朋友，但不会相处不到。

我是坐最短但得到最多关注的人，如果我都变得颓废的话……

端：对你们来说，相比以前，是不是很少生活在这样一个完全不谈“价值”的世界里？

罗：这其实是个很复杂的议题。比如说他们很讲义气，很讲面子，这是不是他们的价值呢？但同时他也可以为了钱出卖这些。所以很难去概括。我会比较观察到里面的秩序，会尝试理解这种规则是怎样的构成，不同部分如何互动。这个世界和现实社会差得很远。最大的不同是，监狱里面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权威，就是职员。这是一个大前提，是超越所有群体内部的复杂关系的存在。对他们每一个群体，职员如果看不顺眼，一定有办法惩治。

黄：我觉得都是有些许价值可谈的。青少年监狱的人对自己权利的东西很敏感。一个原因是比较年轻，都会比较追求自由，十个有九个都有去到过占领区走走。也有人说，你们免费派东西，我就去拿咯。但大家都明白是什么事情，也会有同情。有些人和我说头发的问题，可不可以不要剪那么短。其实我知道我帮不到什么。但他们和我讲完之后，我真的会直接和职员说我要去见总主任。他们就会觉得，好像真是一回事。虽然我知道，我进去说半小时，说了也没任何用，或者不会立刻有作用。

端：他们是很清晰地知道，你们和他们不一样的。

罗：是。他们总是会跟我说“快点去反映下”、“菜不好吃喔”、“踢球应该要运动鞋”这些。我见到立法会议员时，也会讲这些。

黄：其实我知道见议员真的没有用，但对其他囚友来说，他们会觉得我见了总主任，好像就很是一回事。我回来时候他们会问我，可能会觉得，“你都有帮忙做点什么”。

罗：其实这个是两方面的。你的存在可以说是一种empowerment，令到他们了解世界的另一面。但对他们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你的特殊）他们的地下规则就会有所收敛，不想让你看到太多。有时我去见监督，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你去争取权益，而是你要打报告。这些都很一线之差，到底是为大家争取权益，还是怎样，这些是很看当时情况的。

端：其实我一直想问之锋，你为什么要接受这么多采访？是什么令你觉得一定要做？

黄：我一出来时法新社就打电话给我。你没理由做了法新社不做美联社。好像也没理由做了明报不做苹果。其实我也知道我可以一个访问都不做的。你问我想不想休息，当然想。可我又会问自己，为什么不做呢？好像没有一个一定不要做的理由。一来你做政治人物，出来和大家讲下发生了什么，好像是责任。二来，我在青少年监狱这六十多天的事情，其实也真的很值得和大家分享。过了生日，要离开青少年监狱那天，我记得离开前要去见一见长官，都还是要讲“sorry sir”。我当时和自己说，我是改变不了这个环境，你让我说这句话，我也改变不了，我可以改变自己的心境，让自己克服。你让我讲，我就出来慢慢讲。（停顿一下）我知道我在里面承受过的经历，顶过的那些爆粗，那些很无聊的事情，出来之后可以帮到被社会边缘的那些人。所以我出来要讲。还有就是，其实很多传媒都不会找那13个人了（编注：新界东北案被判刑的13个青年）。如果我们这3个人有2个人暂时出来，我们都不接受采访，不是在玩嘢嘛。如果我状态ok，为什么不做呢。老实说，如果你让我坐600天，我真的讲不出这些话，但我只坐了60天。其实是有内疚感的。我是坐最短但得到最多关注的人。如果我都变得颓废的话，我怎么好意思呢。那种内疚感让我更加觉得我要让大家知道，坐完监狱，出来之后，还是要继续的。

端：对很多国际媒体来说，你代表香港的一种形象，也要负责讲述一种叙事的香港故事。民主运动本身低迷，你会不会担心，这样的香港故事很难讲下去了？

黄：我不觉得要去担心一两年后没有故事讲了，因为如果最后我们连故事都讲不到，那我们活该。我们应该是基于现在政治形势，去想现在最关键的，要和香港，和世界各地的人要讲什么。就算香港没什么事发生，国际社会也会问香港人关于中国的评价。中国只要一日在国际社会发挥角色，香港人就会被找来评价。我也没有什么很高深的策略，我只是希望这个世界再想起香港时，不会只想起李小龙和成龙，而是想到香港是一个会争取民主的地方，就已经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