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函：学术路上，走出一个王沪宁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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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沪宁以一个读书人的形象进入最高层，大概在读书人眼中是一件大事。许多人很快就开始转发与他有关的文章。他早期的学术和非学术著作，一时间洛阳纸贵，据说《政治的人生》在淘宝上能卖到2000元人民币一册。当然，外间流传的王沪宁写的文字，以网络摘要为主，实际拥有他写的书的人应该不多，正如实际读书的人可能也不多。

光彩的政治人生

王沪宁的角色普遍被描述为国家领导人的智囊、顾问等。这些不但没有什么负面含义，而且听上去有一种去人格化的现代色彩——它们的功能似乎是为公共事务提供建议，而不是作为某个个人或者某些徇私机构的喉舌。这表面上体现了一种时代的进步。此前有类似角色的体制内文人，有的被叫做“红色教授”、“国师”，有的被称为“御用文人”、“笔杆子”，其名声和下场大多不甚光彩，不是被批“本本主义”，就是被贬为权势集团的“乏走狗”式的角色。王沪宁的“政治的人生”，与胡乔木的“我一辈子就是为政治服务”，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后者从未得到一个如“顾问”般好听的头衔。

1978年在复旦大学开始读研的王沪宁，也许是文革以后最早接触20世纪西方学术思想的中国人之一。他读的许多书，在十年前足以为阅读者带来灭顶之灾。这些书包括：宣扬资本主义优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主张自由至上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甚至《通往奴役之路》。这本声称计划经济必然带来极权主义的著作，直到1997年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译介到中国大陆，供读者“批判性地阅读”。但它在10年前就出现于王沪宁早期建立声誉的一部著作《比较政治分析》的一行英文尾注中。

精通马列的王沪宁，无疑对这些著作进行了“批判性的阅读”。同样读过这些书而不知批判性阅读的人，恐怕多已在春夏之交以后淡出公共视野。他写作《比较政治分析》时，正是撒切尔-列根主义风行的80年代。在书中，王却揶揄地写道：“各派经济学家正在联合起来，他们以围剿凯恩斯主义开始了对当代西方国家的围剿......国家真是声名狼藉，成了众矢之的。”他又写道，“马尔库塞指责现代西方国家是‘极权主义’......萨特力主‘打倒政党，打倒政权，要求人和公民的绝对自由’......无政府主义者、未来学派、存在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多元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等各派人物汇成了声讨国家的大军。”这场异端思想的展览会，在书中并没有持续多久。在下一节中，作者写道：“任何对国家计划和控制作用的忽略，都会导致紊乱。”

反反国家主义者

无论“反国家主义”是否存在，王沪宁显然是一个反反国家主义者。在他看来，国家扩大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力量推动的结果，而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使这一庞大政治体系得到有效运转。纵观全书，尽管旨在提供一种对政治学的综述，但王沪宁的学术关切特别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政治经济路径上。

在《比较政治分析》中，王沪宁采取了一种折中的立场综述各方观点，对自己的见解着墨甚少，且多在列举研究问题的不同视角。有时稍加评论，或使用带有褒贬色彩的语言，但这其中似乎有一些耐人寻味的矛盾之处。一方面，尽管对西方的民主实践和制度输出颇有微词，他对人本主义观念和基于此的民主价值不无赞赏：“民主这个闪光的目标，是人类久久为之奋斗不息的目标，......是全人类梦寐以求的目标。”而另一方面，民主又能够在被中国式诠释了的马列主义处得到不同的解释：“中国共产党人的方法是政治上坚持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最有效的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类型的民主”。

他说：自由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西方的一种‘政治宗教’”，而“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问题也有相似之处，......马克思主义也要发展。”至于发展后的马克思主义是否仍需注意这一问题，则成为未被回答的一个困惑。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似乎倾向于否定：可以看出，王受黑格尔和马克思式的宏大叙事和线性史观影响甚深：“理性活动......充斥着争斗、冲突、论战、扬弃，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历史的思维活动中确定了其真理性的地位。”在这种线性史观下，不断的扬弃过后，最终不需要被扬弃的正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王的这种理解，似乎为他后来的威权主义转向提供了哲学基础。

这种转向似乎发生在某个时间节点以后。1990-91年，王沪宁基于研究团队提供的若干案例，主笔写作了一个农村考察报告《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王在《比较政治分析》和这本书中都显示出对由权威确保秩序来实现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兴趣，并屡次引用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一书。他的变化体现在对如何利用这一权威的认识上。1987年，他写道，“有些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宜实行民主，以便集中全力促进政治一体化和经济发展。这种主张如果有意义的话，那也只是一时的意义。”

为“集体意识”找落脚点

此报告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集中体现在宗族关系中的农村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脱节问题。在一些农村出现了宗族势力、裙带关系横行，政府管理失效的现象。王说：“公民训练与中国社会未来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然而在此历史时间，讨论通常意义上的公民训练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王巧妙地把“缺乏公民训练”落脚在了缺乏集体意识上。他引用孙中山的话说：“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接着又说，毛时代的农村工作“尽管有‘左’的失误，但在公民训练方面成效明显”。

此书对宗族观念和家庭文化的最终态度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出要“升华有价值的、呵护人类群体生活的身份，发挥其潜能”。特别批评了“西方基本家庭体制的分解产生了种种社会矛盾”，例如离婚、单身等现象，认为这是“不负责任态度和社会无所作为”造成的恶果。

王沪宁对与现代化过程相联系的许多挑战传统道德观念的现象，抱有怀疑态度。他的理想社会，是一种兼具传统的德性和现代的丰富物质的社会。这种思想倾向与二十年后提出的“以德治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似乎遥想呼应。它在广为流传的1994年随笔《政治的人生》中多有体现。此时王已是名教授，出版社要出“名人日记1994”这样的书，他身处受邀的名人之列。

在这本书中，他主要做的事情是读书、看电影/电视剧/小说、写文、开会、上课，以及旅游，顺序按我印象中的出现频率递减排列。其中在做第二件事时，常有世风日下、道德不古的感叹。1月25日，在看了一部“有不少暴露镜头”的影片后，他写道：“最近一些片子，这样的色彩越来越浓厚，不知最后要走到什么样的程度。我想总有一个极限的，不然的话，就只有XXX电影了。”3月10日：“曾经有人翻译一本荷兰人写的书，叫《中国古代房内考》，名字给人一种更鲜明的感觉，原来的名字似乎不是如此，一大半是为了让人一看就明白，一明白就买。”

一般来说这种感叹与两个主题联系起来：市场经济与西方。8月29日：“经济已经发展起来，市场也发展起来，但是从文化来说，仍然不高。”11月5日，险些被售价高于市场价的商家所骗，发表感言说：“这样的事情要管理。”

总的来说，与当年的许多生活在城市的中国人一样，王沪宁惊叹于市场经济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但忧心于道德和市场的负面影响，从而认为需要严加管理。这似乎显示出他对于现代经济学的了解不如对政治学和思想史的了解。例如，商户售价过高似乎不是一个政府管制的问题，而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书中写道，某天他读了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课本《经济学》，关心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下政府使用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调控手段，在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下是否适用。

对“西方”特别严厉

但是与德性败坏相联系的另一个主题更值得注意。在此书中，王似乎对“西方”特别严厉。从小说和电影中，看出西方世界和民主的败坏。他继续提出西方左派关注的“民主非人化”、利益集团控制民主制度等问题，但这时已不再提发展中国家所处的阶段尚不需要集中考察此类问题。转而提出：“中西之间的文化差异很大，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可以运作的机制，到中国社会和文化中来，可能不行。”同时，“我们的参考系或多或少是被西方的价值参考系‘辐射’过的，”需要“打扫”。“今天我们更需要的是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发掘新的政治价值。”

“中国文化特殊论”，如今已在“中国特色”、“文化自信”中蔚然成风。王沪宁的这一思想，在《比较政治分析》中便有出现。此书第八章将西方政治制度比喻为一个“政治模特儿”，认为存在一种对它的“西方崇拜”，提出“政治发展意味着建立适应一个特定社会历史-社会-文化要求变化的稳定的政治体系”。然而具体将什么因素理解为具有西方性的，在数年之后则发生了重大的转变。1994年的王沪宁，更倾向于将民主当作一种“诱惑”，不再有什么溢美之词：“近代以来，最大的一种诱惑就是‘民主政治’的诱惑......把人从这种诱惑中解脱出来...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悄然间，王沪宁已经走在从教授到同志的路上。《政治的人生》里，官方口径与个人化表述的并置，耐人寻味。许多内容，呼应着今天的现实：“中国的发展需要能够对整个社会统一进行调控的权威”、“执政党，肩负着历史的重任，经受着时代的考验，必须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由中国女篮队的胜利，想到了作为“精神原子弹”被发动的民族主义......

敏感于“与官方路线不同”

有意思的是，有一段这样写道：“台湾《联合报》说我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与官方的路线不同。”嗔怪说：“真是有意思，怎么就和官方的路线不同了？不了解中国的政治。我也是一直谈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惊小怪。”可见对“与官方路线不同”之敏感。

据说王曾对友人说，他的学术兴趣实际上在政治哲学。一次提到，“政治承诺”的概念“可能是建立中国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世事难料，在他看来什么是“中国政治哲学”，以及为什么要建立中国政治哲学，现在已经不得而知。此后二十年的时间里，他并没有创出“中国政治哲学”，而是醉心于“哲学政治”之中。哲学政治，大概是一种为政治披上哲学外衣的努力。

尚无证据可供研究他为何做出这种选择。但在我看来，王沪宁的学术思想，与哲学存在着固有的矛盾。早期的学术，广泛阅读，博采众长，但提纲挈领的对黑格尔-马克思哲学的中式理解，似乎误入歧途。由此出发容易陷入空泛的概念游戏：“人在历史中，历史在人中；还是人在历史的人中，历史在人的历史中；还是历史在人的人中，人在历史的历史中；还是人在人的人中，还是历史在历史的历史中”。如此排列组合，实在不知所云。读改开初期许多中国社科著作，实际上都有此问题。

另一方面，王沪宁的关切与哲学似乎也有一定的区别。王在为罗尔斯（John Rawls）《正义论》上海一个译本写的序言中，认为罗尔斯的关切是基于对西方民主面临顽疾的诊治。这种实用性的解读，在我看来反映是这一阶段其学术旨趣与哲学家的差异。在我看来，正如《理想国》超越了雅典民主政治体制及其问题，罗尔斯写作作为一部规范性著作的《正义论》的目的，也超越了解决自由民主制度的操作性问题。对哲学的实用性解读和应用哲学的努力，与马克思“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形式解释了世界，然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是一脉相承的。但这种观点与近乎玄学的的思考相结合后，距离哲学要求的澄澈相差太远。柏拉图创始政治哲学的动机，是让哲学家远离政治而获得安全。为此却必须让哲学家不情愿地参与政治。在他看来，这对于政治与哲学都是最好的。

最近还有人说，王是一个自由派。其实，他理想中的民主，是“人民民主”，是马克思式为了人的本性的民主；他理想中的人的自由，只有在经历了“必然王国”的净化以后方能达到。正如伯林（Isiah Berlin）所说，对自由的这种理解，其实是自由的敌人。

王沪宁最接近“自由派”这一身份的时候，是初出茅庐时写了一篇反思文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该文如今广为流传，但最近一次在官方背景媒体出现，是在宣布处理薄熙来时。现在已被撤下。此文的命运正是其作者的写照：王沪宁不曾是一个自由派，也不曾是一位哲学家，而是王沪宁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