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观：「即使康复了，我仍希望当时有安乐死」

“现在脚越来越好，可是我却好怕，自己会忘记之前的事。”物理治疗师吴协兴一听完我的话，笑著调侃说：“吼！是谁之前坐在我诊疗室里面，大哭说，我真的好害怕自己永远都不会好起来？”

每个人走过痛苦的经历，都想要忘记，后来才发现，那已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好像不能、也不可以忘记。若强迫遗忘，就断裂了，很难再回头浏览当时的自己。这十年，曾有密麻的针孔戳刺在我的大腿上，而两次髋关节清创及置换手术，则留下两道一辈子跟著我的疤痕，无法视而不见，需要赋予意义才能释怀。

我想努力记得过去那些日子，曾经要接受另外一个身体，曾经失去生而为人的尊严，是什么感觉。

12年，9家大型医院，无数治疗师，无数偏方……

2016年的9月，我准备辞去在台北四年的安稳工作，回到家乡台南，尝试最后一个民俗疗法。对工作内容胜任，跟同事相处愉快，家人、朋友也都在台北，我却选择离开，逃得远远的，只因身心早已疲惫不堪，再强迫自己面对人群，怕会崩溃。

我希望大家记得的，是自在、和善的邱子瑜，而不是现在的我。好怕对人恶言相向，好怕笑不出来。更怕的是，自己会再拖累任何人，这心情比什么都难以释怀。

此时的我，已在十年内尝试超过九家正规的大医院，还有数不清的物理治疗师、中医偏方、民俗疗法、怪力乱神与袅袅香火，北、中、南四处奔波求医，以检查和治疗我的右腿，均告无效。始终弄不清楚病因，医生也不愿帮我开刀。

不明原因的髋关节炎，导致我的右腿活动角度严重受限，从17岁至28岁每况愈下，直到28岁，我的右脚已抬不起来、蹲不下去，也无法转动，好像一根僵直、硬脆的木头，只能维持伸直的姿势。走路总是屁股一拐一拐，好几年不能在外如厕、不能做任何运动。

每次治疗就像活生生要被拆骨一样，有个助手架著你不动，师傅奋力把脚拆向他想要的方向，可是脚却不为所动，身体只是一次一次承受像剧痛。我永远无法形容那种感觉，就像被人狠狠扯开肢体一样。四面有人盯著你看，有师傅，有客人，偶尔还有妈妈，要你忍耐。可是我忍了十年，还要忍到什么时候，才可以看到尽头？

我以为，一辈子都不会好起来了。

再也无法恢复正常生活，一生也无法结婚、做爱、生子，甚至只是盘个腿坐地、或冷了想抱膝取暖，一切都回不去17岁前那个活蹦乱跳的我。这位民俗疗法的师傅，是当时我给自己最后一个希望。

那年9月还很炎热，台南日头正盛，我每天开车从东门城出发，走公园路，往来台南市与麻豆之间，整个白天只喝得下一杯凉红茶，似游魂。乡间车辆稀少，路人也稀少，一大片长而无尽的浅灰色柏油路像反光镜，亮得叫人无法睁开眼睛，一直视就晕晃晃的，好像我已不在人间，而是身在白光轰然罩顶的天堂景象。

吃不下东西，除了因为天气烫热，更多是恐惧。

好多年了，我过著每周做两次治疗的日子，不管换哪一个医生，都痛得让人尖叫和流泪，最后痛到麻痺。曾有物理治疗师对我说，治疗过程就是“撕开肌肉”，所以痛觉一定会很深刻。

这位台南师傅其实是一位无牌的出家人，就是坊间流传的徒手整脊整骨，还带了一点宗教色彩。所谓诊间，就在乡下的一栋铁皮屋里，每次治疗就像活生生要被拆骨一样，有个助手架著你不动，师傅奋力把脚拆向他想要的方向，可是脚却不为所动，身体只是一次一次承受像剧痛。我永远无法形容那种感觉，就像被人狠狠扯开肢体一样。四面有人盯著你看，有师傅，有客人，偶尔还有妈妈，要你忍耐。

可是我忍了十年，还要忍到什么时候，才可以看到尽头？

每回拉开铁门之前，我都要在附近一条田边小路来回踱步许久，说服自己，不要怕、不要怕。盯著地上被晒得四分五裂的干土，日头强力凿开一道又一道伤痕，整片田都被吓得荒芜。是不是，再也不能回去以往滋润的样子了？

每天早上、下午我去敲铁皮屋的门，中午附近只有一间便利商店可以待，吹吹冷气，看完一份报纸，再看看荒凉的马路和零星上门的客人。有时不想进超商，我开了小窗，窝在车上读书，被垄罩在一团热气里，感觉像拥抱，会比较不那么空虚。

一个人在无人熟识的陌生乡下，可以任凭汗流，自暴自弃，像是要把自己逼到绝境，因为我再也无法像过去几年，还有力气假装自己是个充满前景、生活甜美的年轻人。我真的尽力了。

脚的情况已糟到最最谷底，这十年来承受的各种压力与打击，来自身体、家人、前途、经济、爱情、友情……种种情绪再也排解不掉，我只想承认：“好累了也输了”，只想很淡、很淡地打发掉时间，吃饭、睡觉、醒著，更希望整个人最好可以就此淡掉，然后消失在空气中。可是脚疼痛、心疼痛的重量却这么地沉，拉著我下坠。

我飞不起来。

我在车上看完一本叫作《永远的零》的书，描写二次大战被困在战争之中，身体和灵魂皆不由己的日本空军敢死队员。一个一个年轻人，将肉身附著在炸弹上，不合理地承受著庞大重力，被投掷向美军航母，他们猛烈飞著，在还没有造成任何冲击前，突然被敌军拦截炸死，连人生最后的一点意义都没有了。空中一小片、一小片的光影都死去，像满树的花纷纷凋谢了一样。

如果死亡像花谢那样，真是一种幸福。可惜有些久病没有那么轻易让你死，没有那么快速俐落，也不会有人为你写书。一点美感也没有。你被绑在不定时炸弹上，不合理地承受著庞大重力，你知道自己被投掷向地狱，但不准瞬间死亡，你要流著汗、流著泪、流著赤红的血，忍耐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才得以解脱。

重大疾病、失智、精障或瘫痪的病患生活，也许有笑与暖，但有更多足以让人精神状况崩裂的痛苦时光，不论对患者或亲属来说，都是长期的身心霸凌，那种日子，生活也溃散一地，不成“生活”。

我们终归一死，并不会因为做了什么努力，就能永远以自己喜欢的样子活著。如果死亡可以像人生的其他过程一样，变得可以长，可以短，可以隆重，可以轻快，并且甜甜的、优雅的，迎接众人祝福，该有多好。如果我们可以给予彼此一个好好死去的权利，却不愿意给，那人类好狠毒，让生命的结尾白白在折磨中度过，毫无意义地承受了许多不必要的苦楚。

往来三个月后，腿的角度稍有一点点进步。我询问师傅：“我会好吗？”慈悲的他说，他尽力了，但只能这样：“你没办法再恢复正常。”

到我死的那一天，都没有办法再恢复正常。那一天午后，台南下了一场激动的暴雨，我一边开车，一边大哭，然后，再也无法克制地大骂老天爷：“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要怎么工作、要怎么结婚生小孩、要怎么活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暴雨冲击著车窗，像炸弹一样坠下来，前方没有路，我该怎么办？我不想这样活著。我可不可以不要这样活下来？

后来我曾尝试坠落。

和病痛对赌，“终于赌对了”

这12年之中，我反复修炼著。因为反复期待又落空，既无法怀抱著乐观的心情走下去，也不想悲观度日。既不知道病因、也没有明确治疗方式、甚至有医生因为不清楚病因，不建议我开刀换关节。我只有尽力，不做后悔的决定。

终于在去年底，我遇见了物理治疗师吴协兴。有一次我说著病情和心情，释出恐惧和无奈，忍不住哭起来，他看我这几年被医疗整惨的经历，一个大男人忍不住跟我一起哭，他说：“妳真的很勇敢，如果是我，早就发疯了。”

我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这句话，我说起来，一点也不害臊。

在他的评估下非换不可、而且他非常肯定换了一定会好，帮我排除了过去许多医疗的声音，我也认真找到最适合动人工髋关节置换的骨科医生，做了第二次的髋关节手术。12年后的赌一把，终于是赌对了。

我今年29岁，已渐渐好起来，可以恢复正常。我喜欢爬山，我喜欢游泳，我喜欢大自然。我喜欢我的朋友，我也重视我的家人，我有许许多多想做的事情、想完成的梦想，我的世界又有了阳光。

我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这句话，我说起来，一点也不害臊。小时候爸爸对我说，我常常早上睡醒一睁开眼睛，就笑得好开心，对他说，“今天阳光好漂亮，今天又是开心的一天！”

我近日曾在网志上写下：“真的很谢谢，那一个从来没有放弃的自己，想对自己说，也终于等到这一天，我可以开口对自己说：‘辛苦啰，我很棒！’”

但若你问我，支持安乐死吗？我会说，即使我已康复，我仍希望当时有安乐死。即使在那样的时空下，我就会看不到未来可以好起来的自己，我都不忍心再承受那个狼狈不堪的自己，一刻都不愿意。

走过这一遭我才懂，生命中有不可承受之重。医生救活怕死，但让人舒服地告别，其实也是一种拯救。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