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看港漂：我在他们的漂泊中，看见自己的影子

回归20年，香港的移民群体中多了几个名词，其一是“港漂”。

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与港漂的交集，都在大学里。我在2008年入读大一时首次接触来自中国内地的同学，那时港生称他们为“NDS”(内地生国语拼音的简写)，NDS当时是班上少数，大伙儿混在一起生活，上庄吃宵，讲地道潮语，本地文化是主流。其后政策开放，港漂递增，内地生占了不少自资硕士课程的大多数；在我读研的四年间，同学多半来自中国内地。

当不安褪去，再细手把国族、阶级和性别等制度肌理层层剖开，我渐发现彼此生命里的相同之处；我竟也在他们的漂泊中，瞥见香港人的影子。

回想2012年，我坐上校巴，忽觉围坐身边的人都说普通话时，心里震撼；那时的我，为着在“自己地方”身成“少数”而深感不安。作为主修社会科学的学生，我尝试藉理论和研究厘清思考盲点，似剥下一层皮般拆解自身的焦虑，从而在中港融合笼罩下的生活里，克服频繁刺身的不安感。当不安褪去，再细手把国族、阶级和性别等制度肌理层层剖开，我渐发现彼此生命里的相同之处；我竟也在他们的漂泊中，瞥见香港人的影子。

根据入境处资料，2012至2016年间，内地人来港工作或就学的签证的新获批宗数达13万8千，若加上2003年至2011年的累积宗数，总数估计超过20万（包括内地人才计划、优秀人才入境计划及来港就读签证新获批来港的内地人）。这些港漂一或自海外留学来港，一或从“北清复交”等中国名校毕业来港，一或在港念本科或硕士后留港工作，据2011年人口普查作估算，当中一半会留在香港。2014年高峰过后，获批来港的人数稍为回落，不少港漂认为香港的竞争力慢慢不及内地或国外城市，生活成本又过于高昂，且政治不稳社会动荡，去意萌生。

到底是这座浮城已渐委地陷落，抑或漂者的本质，该当如是？

漂走的人

如果我在阿梵漂离香港前认识他，我们应该能成为朋友。

也许在周末下午，我会在尖沙咀天星码头会合乘着小轮渡海而来的他，然后到艺术中心参观展览，之后到油麻地百老汇看一场文艺电影，散场后在序言书屋打打书钉，最后往Hidden Agenda看外国乐队演出。我们素昧平生，却有不少共同兴趣。提到香港的文化地标和历史典故，他如数家珍，或许在香港这片文化沙漠里，我俩曾在不同位置上，一同赏过花。

阿梵生于上海，03年到澳大利亚念高中，在墨尔本大学主修工商管理及法律，期间到港实习，即被律师行罗致，于2011年到港大修读法学专业证书课程，毕业后顺理留港成为中环菁英，月薪7万，阿梵这般的港漂金融精英，大有人在。由于现在的客户主要来自内地，这些金融机构聘用的多是懂得西方法制，同时熟悉中国文化和语言的内地精英，跟阿梵背景相近的朋友都在投行工作，而他所处的国际律师楼里，港漂亦占百分之三十，本地港人反属少数。

今年5月，梁振英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扬言，香港可成为中国与外国间的“超级联系人”，与内地企业一起“并船出海”。港人总把这个词跟语带贬意的“万能插苏”（万能插座）相题并论，但遇上阿梵后，我却看到这些“超级联系人”的实体；然而，香港终究不是“超级联系人”，她只是这些联系人的聚集地。

来港前，阿梵跟无数在香港流行文化濡染下成长的内地80后一样，想像着小城的富裕亮丽，但当他真切地脚踏港大山头，从山上俯瞰，才看得清晰，“在西环，愈靠海的愈平民，愈上的愈昂贵，阶级感很强。那时就感觉到香港的贫富差距好大好大，经常看到宾利车停在红灯前，旁边一个老奶奶就推着垃圾车捡垃圾”，“香港这个城市好像有点问题。”谈论香港时一直小心翼翼的阿梵说。

阿梵在港的四年，中港矛盾烧得正烈，“媒体都说蝗虫论，说实话我们都没有那么焦虑。”优越的社经地位，令阿梵这些港漂精英底气充足，复合的生活经历使他们对各处的光怪陆离见怪不怪，也令他们能快速摸清当地的游戏规则：要免受港人歧视，只要说英文。地理上，他们的生活重心都在中环沿线，处于跟国际接轨的圈子，远离北区的水货重灾区，日常交往的不是港漂或海外回流的港人，就是欧美精英。他不少港漂朋友，留港多年依然听不懂粤语，就像许多长期居港的白人一样。但香港这个自由港有足够的国际化让这班国内外精英们不需要融入本地的主流文化，也可凭借自身的各种资本把生活建筑得安幸稳妥。

及至2014年的占中，不多不少影响了律师楼的业务，阿梵再不能确定香港人对大陆人的态度，但这份担心没有使他立即离港。2015年底他回到澳大利亚，取得绿卡后，最终决定回到上海，“香港要在这么一条路走下去的话也走不通。从个人发展的角度看，香港这样子发展已经不是当年我想要去的香港了。”在上海，他任职私募股权投资经理，在高风险高回报的商海上，迎风扬帆。

离港后，他在微信公众号写到：“在哪里生活是个人的自由与选择，无关乎爱国、道德或功利性的成功。”

我们活在香港，又不活在香港。

我想起我姊。一年前，她举家移居澳大利亚。从计划到实行，不足两年。离开的原因跟所有移民一样：为了更好的生活和机会，当然还多一份对香港前景的绝望。雨伞运动结束后，北京对港的强硬无日无之，我姊曾戏言：“以后你地有排受（以后有你们受的）。”从“我们”变成“你们”，说来轻爽，然刺痛尖刻，而我清楚知道，这条带来刺痛的神经末梢系连的，是我对责任的执念。仅属于我的。

阿梵说，人生是趟体验。漂者如他，无论到哪里，也能把自己的人生裁植得完满、细致、款款有情。这文艺才俊有种敏锐，令人刮目相看，“我们活在香港，又不活在香港。”他跟我侃侃而谈香港电影，教导我如何以他所钟爱的经典港片的名字串连成这篇专访的导言。他说他欣赏陈果，在“香港三部曲”里最钟情《细路祥》，自那些如九龙城寨的场景里，他看到导演对香港满满的爱。他也喜欢陈导的近作，红Van上那班乌合之众，于他是个性鲜明的典型香港小市民，“香港不是由精英组成的，精英的流动性太大了，她是由长久活在这里的小市民组成的。”他看得精准。

最让阿梵怀念的香港一景，是西环码头。漂港时的周末，他不混苏豪兰桂芳，却捎着他的导演椅到码头来，在西环街坊的身影之间，临海看书。

漂留的人

同一片海，也是向瑜钟爱的香港一隅。

从西环码头走半个钟，便是她在海味街的旧居。每当她工作至深夜回家，总要跑过小巷的蟑螂阵。但加租猛于虫，她自大学毕业后，辗转迁居，住过九龙湾、中环、将军澳，现于康城跟室友同住。

向瑜是我的大学同学，来港那年，她不到17岁。因着政策放宽，高考成绩优异的她选择在07年从湖北来港于中大升读学士。飞机上的小妮子孤身一人，但满脑子对香港的梦幻遐想，把丝丝忐忑冲淡。她从宿舍由零开始筑构她的生活，跟着本地人游玩吃喝上庄夜话，把粤语牙牙学来，“那时的本地生很友善，大家不介意你从哪来，只把你当作同年的朋友。”在校园里，她找到了家。

但这个新家也带给她阵痛。选修新闻系的向瑜，被课堂上无数的“异见”刺痛，令她不得不启动内在的防御机制：为何否定一党专政？何以认为民主一定适合中国？国外对六四的报导是否偏颇了？为何整天批评政府报导负面消息？

1997年，香港回归，她一家守在电视前看直播，感动爬升，自豪感翻腾，心里为着遥不可及的地方喜悦无比，“那时觉得，你们终于回来了。”她大三时，选修马杰伟的课，首次认识到港人对回归的看法，莫名震撼，“有人伤心，有人害怕，有人想离开，为什么香港人会有这些想法？8、90年代他们经历了什么，何以如此恐惧？”

在她经历痛楚与迷茫后，还能保有自由，那是非常难得的，我不希望她失去。

我想到陈果的“香港三部曲”。《去年烟花特别多》令我最为触动。数名华裔英兵面对主权移交，人生一如断裂。对时代的亏欠以及国家权力的摆布所暴生的愤懑与无力，自戏中那小混混被射穿了的面颊的洞口里，汨汨涌流。

“除了那些很漂亮梦幻的东西外，她也经历了很多。她痛过、迷茫过、失落过，她并不是大伙儿想的一个简单地方，她是复杂的，独特的。”向瑜说，在那刻震撼以后，像开启了一个宝藏，“然后你对这个地方的情感，强烈了。”

“那是可怜还是同理心？”
“两者也有。”

2012年反国教运动，她一直支持，“来港后，你觉得香港吸引的地方，远远多于那些幻想。在她经历痛楚与迷茫后，还能保有自由，那是非常难得的，我不希望她失去。”反国教后，戴耀廷随即抛出占中意念，她虽不认同，但当她看到内地亲友对占中和香港的冷嘲热讽时，心里一鼓翳闷迫得她不得不奋起辩论，“我觉得，他们根本不了解香港。”

“那一刻你会觉得自己是香港人吗？”
“那一刻，我觉得是。”

“我们”和“他们”之间

内地亲友说她被香港同化了。从“我们”到“他们”之间，回首自照，心里藏着不一样的价值和情感轮廓；而手里的回乡证，时刻提醒她已身成香港永久居民。当她打开老家的门，察看到的是不能忽视的疏离感，可她却无法把所有归属感投进临海的新家园里，“我没办法很理直气壮的说自己是100%香港人，但什么是100%香港人呢？”

过去两年，我曾访问新移民、双非家庭、少数族裔和本地港人，各人对“香港人”有着不同定义。十数年前，“香港人”曾被描绘为金钱至上的经济动物，“政治冷感”是常见的形容词；十多年后，“香港人”却处于政治风眼，在不断重新定义和划界的过程中，它容纳多少人、丢失多少人，又推拒了少人？

其实，我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但是我好像感受到我跟你一起经历了这些东西…… 我希望你可以好起来，但我不知道你怎样才能好起来。

“我自己把自己代入了香港这群体里，有种很强烈的共鸣。其实，我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但是我好像感受到我跟你一起经历了这些东西，然后，我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知道你在挣扎，然后你也很痛，我希望你可以好起来，但我不知道你怎样才能好起来。”认识多年，我却从没有意识到向瑜跟我有着趋同的挣扎。

“为什么要把这个重量扛起来？”

她爽朗一笑，说：“对，可以不用呀！”她身边的港漂，不涉政治，在港生活安定舒适。她说，那也不错；但她知道，自己的好奇心和使命感，令她把那些重量扛上身。

在内地人漂来香港的同时，港人因着绝望漂往别处。在媒体吹嘘的热潮中，台湾是许多港人的逃逸处。一位在伞运前回到台湾发展的台籍港人朋友，看着无数港人对移居台湾趋之若骛，羡慕当地的低廉生活水平和民主制度，她慨叹，这些希望在台扎根的港人，当中有多少人尝试了解台湾的暗哑一面？多少人愿意细读她的历史，投袂参与运动改革社会，担起这片土地的重量？

雨伞运动爆发，向瑜与好友冒险赶至金钟，橡胶子弹的传言四窜，她心里发慌，“你却觉得自己需要在里面。其实是不需要的(笑)，但你有时你觉得自己做的事是祟高的，有意义的。”海阔天空过后，小城却聚满迷茫。她从未感受过社会如此撕裂，颜色与流派的冲撞，比橡胶子弹更使她慌乱。数年前，内地亲友为着她到港升学兴奋莫名；占中后，他们劝她倒不如回国发展，说：“香港也就是这个样子。”她没法理直气壮的反驳他们，口里塞满沉默，因为她确切的感受到，自己被港人划成了“他们”。

“你有被推拒的感觉吗？”
“有。”她家的猫伏在远处，以咖啡色的圆眼凝视我俩的沉默，“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当然我可以理解背后的原因。但，为什么呀。”占中后，为了躲开过于椎心的情绪，她选择疏离。

近年，“香港人”的身份被多番竖立，我却愈发感到自己被这个我所生长的小城推拒。政权的手固然把她的容颜扭曲，但城里人的灵魂亦逐渐异生变形。我身边一些港人朋友说，要打败怪物就要变成怪物，什么也不愿舍弃的人只会失败。但如果成为“香港人”意味着舍弃对平等公义和人文关怀的价值持守，那这个身份这个群体，还有什么值得我委身？然而使我更哀伤的是我清楚明白，所有暴戾燥动与排外，源自炽烈的悲伤，无垠的绝望。外内的撕裂使我窘迫、失语、下笔无字，两年间一路纠缠过来，不知刮掉多少层皮。到了一个位置，我知道必须找个方法让自己存活。

向瑜的方法是疏离，我则把自己放置在研究者的位置，把情话埋藏在心里融化，再伫立于最亲密的距离，留下来凝睇这城的百转千回。

最近两年，向瑜认识的许多港漂都回国了，包括她的几个闺密；离开的原因众多，为家庭、为前途、为更好的生活。从事广告业的向瑜仍是过着典型的香港小民苦活：挨贵租、洗费贵、工时长。工作使她遍体劳累，政治令她意兴阑珊，“但我没办法现在就离开香港”，她生命最起伏的时刻，都与这小城的挣扎相缠共生。人到底有没有义务要扛起所居之处的重量？我不敢向阿梵抛出这个问题，而无论是向瑜抑或我自己，亦交不出答案。我可以在理论层面建构各种道德论述，但我无法把道德重量加诸他人的生命——那些漂来的、漂走的，或忐忑去留的人。

香港作家小思在1983年出版的《香港的忧郁》里对香港如此形容：“没有人会否认她的重要性，但奇怪的是也从没有什么人真正爱过她。”三十多年后，香港依旧是“祖国来人”的漂留地；但小思所说的“爱”，曾否出现过。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阿梵”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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