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会滑向性解放”，他们反对性别教育纳入同志平权

白衣妇人推开眼前的警察，直冲向对面那群脸上画着彩虹图案、手上摇着彩虹旗高声歌唱的年轻人，口中大吼：“滚回你们自己的场，不要在这里闹！”警察一把抓住妇人，将她推向身后同样穿着白衣的人潮里，妇人还在念念有词：“我是一个妈妈啊！”警察轻抚她的背好言劝着：“我知道，我也是家长。”

12月3日“下一代幸福”联盟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上的集会，吸引了不少家长参与，舞台上大大的标语：“子女教育，家长决定”，乍看之下让人摸不着头绪，内含的却是一场从2004年《性别平等教育法》修法通过后便开打的战争，宗教界和学生家长团体结成同盟，极力批判“性别平等教育”的内涵，甚而认定现行的性平教育，终将导致孩子走向“性解放”。

在这一波同性婚姻修法闯关的攻防战中，这样的矛盾再被激化，“白衣”与“彩虹”壁垒分明。

忧性平教育藏有魔鬼

早在1998年，“性别平等教育”已成为台湾国中小的正式课程。但一直到2004年《性别平等教育法》通过，教育界开始回头反省过去着重在“两性”教育下追求的平等与尊重，却仍旧忽略了不同“性欲特质”（sexuality）的学生所面临的困境。

因此当时台湾教育部计划预定在100学年度 ( 2011年下半到2012年上半 ) 将“同志教育”纳入国小高年级与国中的性平教育中，补充“多元性别”的内涵。但这一个修改方向，引发了宗教与家长团体的不满，由辅仁大学神学院生命伦理研究中心研究员齐明所主导的“台湾真爱联盟”，在2011年3月发起一项网络连署。连署信件标题为：“邀请您连署反对教育部将 国小、国中的性别平等教育中纳入‘同志教育’与‘多元情欲内容’”。

发起和参与连署反对的家长认为，“性别平等”概念本身没有争议，但包裹在这一名词下的教育内容却藏有不少细节魔鬼，让他们担忧疑虑，而其中一项便是“同志教育”。

“现在的‘性教育’只有在谈‘性’，但对我们来说，情感、婚姻、性和生育应该是一起谈的。不教小孩怎么面对亲密关系，只教安全性行为，很多事情不是会套保险套就能解决的啊！”

究竟性平教育如何被同志教育绑架，又怎么与性解放划上等号？

同时担任台北市国小学生家长会联合理事与联合会底下十二年国教政策委员会召集人的史耀雄举例，2011年教育部推出《我们可以这样教性别》和《性别好好教》两本手册，提供给国小与国中老师作为补充教材，其中手册内容涉及教导孩子使用保险套、口交套，“国中国小就教他们性行为？国小都还没进入青春期呀，教这个会不会太超龄？”

《我们可以这样教性别》里头这一段字句也曾经被批判者引用：“在亲密关系的性生活中，没有人会被强迫性交、口交，而是都能被（倍）受尊重愉快的享受性生活……”尽管这一本手册是给老师们参阅的补充教材，但反对者依然批评把它用作小学课程的“补充”，究竟有什么必要？

在家长团体抗议后，监察院介入调查，认定《我们可以这样教性别》的内容提及“堕胎是一项合法、合理的选择”，但对于“儿童及少年合意性行为仍可能触法”却只字不提，因此提出纠正。“但这样的教材每个老师依旧人手一本啊。”史耀雄不满地说。

曾担任“信心希望联盟”（2015年成立的政党团体，以家庭价值为主要政策，曾发起“守护家庭公投”连署）大安区候选人，同时也是“下一代幸福”联盟家长代表曾献莹也批评，国中小的性平教材中，把情感教育和性行为分开来，似乎在暗示孩子没有感情也能有性关系。

“不是应该从如何认知你对另一个人的情感，再从情感谈到亲密关系吗？”曾献莹皱了皱眉说：“现在的‘性教育’只有在谈‘性’，但对我们来说，情感、婚姻、性和生育应该是一起谈的。不教小孩怎么面对亲密关系，只教安全性行为，很多事情不是会套保险套就能解决的啊！”

质疑同性亲密关系恐被鼓励

另一方面，家长质疑性别平等里有些教案，像是要让孩子混淆性别似的，“像‘性别光谱’，我们孩子就是根据他自己的生理器官，以及与同侪的相处模式来自我认定性别。但现在却被教育成有9种性别光谱，你可能不是男生或不是女生。”

补教业出身的吴宜伦，目前担任“台北市国小学生家长会联合会总会长”，她认为，这样的教材已经不是去教性别平等、尊重，而是在当中置入一些改变孩子性别倾向与认知自身性别的东西。

吴宜伦质疑，性别平等不是应该教小孩理解世界上有“男男”、“女女”这些不同的性倾向，然后教他们包容和尊重吗？但现在好像不是教小孩尊重，而是在教育中打破以往对于性别的认知，鼓励小孩“变成那样”。

依照目前《性别平等教育法》的规定，每学期应实施至少4小时的“性别平等教育”相关课程或活动至少4小时。史耀雄说，东部某高中就曾有老师邀请同志团体入班宣导，鼓励学生性别是可以流动的。这让家长无法接受，认为部分老师藉着性平名义散播同性恋风潮，最后除了到校与教师理论，也向地方教育局投诉。

另外曾有台北市某国小的代课老师本身是同志，藉着性平教育之名在课堂上讲了“太超过”的内容，遭到家长抗议。最后学校以不续聘方式处理，才弭平家长怒气。“但你看他一个人就接触多少孩子？那是小孩听了不懂回去问家长，家长听到吓一跳，才赶紧去学校反应。不然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学校教这些。”谈起这件事吴宜伦忍不住提高了语调。

一方面教小孩性行为、敏感带；另一边则是强调“同志教育”，史耀雄担心这样的内容等于变相鼓励小孩尝试，“甚至是尝试同性之间的亲密关系。”

而这群关心性平教育的家长中，便有孩子在青春期的一段时间里尝试与同性交往过，“两个女生关在房间那么久，家长心里担心，但也只能看着。”史耀雄说，当时家长顾及孩子的面子，不好开门质问两人在干嘛，只能在一旁静静观察。

家长也认为，就是因为过去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都缺乏儿童教育或教育心理学相关背景的人，也缺乏家长的声音，主导的都是一些性别运动的团体，导致现阶段的性平教育，像是开了一道后门，让许多不适当的内容都藉由性平教育做掩护，大张旗鼓进入校园。“我们会觉得说，是有少数团体趁着推动性别平等的同时趁虚而入。”吴宜伦充满狐疑地说。

吴宜伦和曾献莹也不约而同地提及，许多人会反问他们如果自己孩子是同志，又会怎么办？“我们的孩子是同志，我们也是一样爱他、尊重他，但那跟鼓励他成为同志是两回事啊。”

还有另一个层次的问题让家长感到忧心。国中和国小的性平教育仅要求融入各科教材，但若融入考题中，却可能造成“洗脑”。打开手机，吴宜伦指着荧幕上的照片说，某间出版社的考题里斗大的标题写着：“露奶是人权吗？”（编按：这则报导是“公视新闻议题中心”于2013年同志大游行后刊登的报导，内容讨论女性身体在男性霸权的社会中必须“被隐藏”的争论，另外也延伸讨论跨性别族群得经由变性手术才能更改身份证上的性别。）

“露奶是人权吗？”光这么6个字，便已让家长惊骇莫名，“这到底是要教小孩什么？”

除了上课内容或考试题材让这些家长不满，学校的性别友善空间规划更让他们恐慌。吴宜伦说，如今校园内充斥各种打着性别平等名号而行的举措，“像现在台北市有22间高中以下学校试办‘性别友善厕所’，有些是直接把残障与亲子厕所改成‘性别友善厕所’；有些则是一个空间有男生的小便斗，也有女生使用的马桶。”吴宜伦质疑，现在校园都是开放空间，假日外人都可以进入校园，小孩也会去学校玩，假日在学校，小女生如果看到“性别友善厕所”里有个大男人，“这不是很奇怪吗？她到底该不该进去？会不会有安全疑虑？”

“但我们现在提出这些忧虑，就会被说‘恐同’，还要测你的‘恐同指数’。”史耀雄苦笑了一下。和吴宜伦同为家长会成员，他们两人都察觉，在年轻人，尤其高中以上、大学生族群间，对于同志以及婚姻平权的支持度相当高，“但那是他们还没成为父母，所以不知道这会对他们的孩子造成什么影响。”

曾献莹也意识到，婚姻平权和性平教育的议题上有着明显的“世代差异”，“当父母的人真的就是会‘想很多’，今天看孩子睡觉被子没盖好，就会开始烦恼他明天会不会感冒。更何况一个法律的修改，怎么不可能影响整体文化和家庭？我们真的会担心影响孩子。”他也强调，支持婚姻平权的人不能单纯觉得“小孩不会被影响啦”，而不去理解家长对孩子的担忧，直接就把家长贴上“恐同”标签。

吴宜伦和曾献莹也不约而同地提及，许多人会反问他们如果自己孩子是同志，又会怎么办？“我们的孩子是同志，我们也是一样爱他、尊重他，但那跟鼓励他成为同志是两回事啊。”吴宜伦叹了口气说，以前大家都觉得性别教育不错，像早年女权不彰，因为性别平等推广，让女性在工作和社会上的地位开始提升。但是现在的性平教育，却是“我们尊重，但他们强迫我们接受。”

诉求：性平教材须经家长审查

对性平教育的反弹，又是如何连结到“婚姻平权”上头？对此史耀雄解释道，现阶段的性平教育中，同志教育的比例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明明是占了人口比例4%的族群，但在教材里呈现：男男、女女、男女，看起来同性关系像是占了人口的三分之二，变成多数了。”他们担忧，一旦《民法》修法过关后，连动的范围无远弗届，届时性平教育的内容也将跟着改，改成更令他们害怕的内容。

史耀雄认为，现在至少还有个法律的底线，性平教育要怎么弄，反对方还可以说，异性恋家庭还是主流，性平教育内容是不是应该符合比例原则来教；但若是修法通过允许同性婚姻，过去教材中的亲属与伦理内容都将受到波动，且未来性平教育恐被性少数“整碗捧去”。

除了影响教材，曾献莹也担忧修法将影响孩子的观念。他以身边朋友的女儿为例，还在念幼儿园的女孩有天和姊姊说：“我们来玩‘结婚’”，姊姊听到后说：“好啊，但我们两个女生怎么结婚？”这时妹妹回答：“两个女生也能结婚。”曾献莹说，他的朋友在一旁听了觉得惊讶，女儿小小年纪怎么会说这些？仔细一问才知道，女儿的幼儿园同班同学有个从加拿大回来的孩子。在加拿大，同性婚姻合法，所以那孩子就传输了这概念给了朋友的女儿，“你说法律会不会影响孩子的观念？会啊！”

而同性家庭衍生的收养议题，也让家长反弹。在立委尤美女提出的《民法》修法版本中，增加了同性家庭收养小孩的条款，对此家长代表们也无法认同。曾献莹说，自己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很能体会有时在学校与人冲突，“对方说出：‘我要叫我爸爸来！’但我呢？我没有爸爸。”那样心情对小孩造成的阴影。如今同性家庭收养的小孩，“当学校同学问他：‘你爸爸是谁？’而他不知如何回答时，对这孩子是否会造成什么影响？这些我们都不确定。”曾献莹说道。吴宜伦也担心，许多出养的孩子多是因为原生家庭家暴或出问题，这些孩子被同性家庭收养到底适不适当？要怎么经过评估呢？

不过对于目前沸沸扬扬争论的“婚姻平权”修法，这些父母暂时选择观望立场，将焦点放在性平教育上头，“我们现在就是把修法后可能的影响告诉大家，但要支持或反对，我们尊重个别家长。”吴宜伦也强调，修法可能还得耗上三、五年，但性平教育却是每日都在影响他们的孩子，赶紧把现阶段不适当的教材下架才最要紧。

“过去我们一直都被动接受（性平教育），且家长的声音又很小，像台北市的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23位代表里家长代表才3位。”吴宜伦无奈地说，如今要防堵不适当的教材进入校园，家长的力量得要进入委员会，且透过议会力量，提案将这些教材逐出校园，同时要求性平教材必须经过家长审查才能使用，让子女的教育，由家长做第一线的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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