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十八大以来中共高层换血：下马的和上位的都是谁？

10月24日到27日，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六中全会）拉开帷幕。2017年十九大的召开日期料将宣布，那是总书记习近平的第二届任期开端，也是核心领导层换班之时。

十九大上，除非68岁退休的不成文常规被打破，否则，目前组成中国最高领导层的7名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外，均要退休，包括明年69岁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同时，今年底到明年初，县乡市州省至全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将进行换届选举，地方官员也将陆续调整。

为这一轮调整铺开前路的，是2012年11月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共启动的历史最大规模的反腐运动。根据中纪委数据，从2013年到2016年6月底，中国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官员人数达91万3000人，并一直波及到负责选举产生政治局常委的中央委员会。数据显示，十八大后落马的112名省部或以上级别党政官员中，包括现届中央委员会中的10名中央委员、13名中央候补委员。

六中全会开幕之时，端传媒详细盘点过去三年半落马的高阶官员，并追踪新上位的34位重要官员布局，试图解读在未来五年，中共高层政治力量重新排布的端倪。

反腐浪潮中，哪些旧派系崩解？

反腐运动的一大特色，是习近平明令的“老虎”、“苍蝇”一起打，中央委员会首次遭到“反腐大地震”。作为中共核心权力机构，中央委员会的震荡，上达前任政治局常委，下达各种“帮”、“派”、“系”的同盟合伙，牵动深远。

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的205名委员中，从2013年9月公布的前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到2016年9月公布的前天津市委书记黄兴国，已有10人落马；171名候补委员中，从2012年末公布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到2016年5月公布的前江苏省常务副省长李云峰，已有13人落马。今年8月26日，香港《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报导，解放军联合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上将王建平被捕，如官方确认，他将成为习近平上台以来打下的第11名现届中央委员。

本轮反腐还打下了至少7名十七届候补中委或以上级别的“老老虎”：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苏荣、白恩培、李崇禧、杨刚。上述23名落马“现任”，几乎都可以与这批“前任”扯上关系。

7名“老老虎”中，至少有3人──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与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关系密切。

周、徐、郭三人进入权力顶层都离不开江泽民的青睐和提拔。据《纽约时报》报导，2004年，徐和郭曾反对已经卸任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职务的江泽民辞任中央军委主席，徐郭两人由此被视为江泽民留在中央军委的两名“代理人”。习上任以来，围绕他们展开的行动，成为反腐向军队推进的铁腕宣示，并卷出不少后勤腐败、买官卖官的弊案，如前空军政委田修思。在军队之外，周永康则是当之无愧的“大联系人”。在10名落马中央委员中，至少有6人据报与周永康有关联，13名落马候补中委中，则有4人，这些人的落马还在这场反腐运动中创下多个“第一”。周永康的权力网络以“石油帮”、“四川帮”、“秘书帮”、“政法系”为四大支柱，其中“秘书帮”贯穿在其他三大支柱中，从与周相关的落马中委和候补中委的仕途经历可见一斑。

周永康的关系网中另一名关键人物，是在十八大前就被“双开”、立案的前重庆市委书记、十七届政治局委员薄熙来。据《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报导，2012年，周永康和江泽民都曾试图力保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不受处分或刑事检控。

2015年1月，中国高层政圈消息灵通的《凤凰周刊》封面报导《中共向结党营私宣战──周永康六大罪状解析》中写道，周永康和薄熙来两人曾在一次密谈中，彻底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还表示要“大干一场”。报导称，该细节尚无法从官方得到求证。但在当年3月18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4》中提到，周永康、薄熙来等人“搞非组织政治活动”，“破坏党的团结”。这是官方首次提到“非组织政治活动”一词，体制内外的分析多认为这代指在党内“拉帮结派”。

在落马的10名现任中委里，有2名军中要员被指与薄熙来有关联，一个是曾任成都军区副司令的中将杨金山，一个是曾任空军政委的上将田修思。

在10个落马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中，落马前职务最高的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也被卷入周案漩涡。令计划之子令谷，于2012年3月18日深夜在北京发生的一起法拉利车祸中身亡，当时车上还有2名少数民族女大学生。与周永康关系密切的落马中委蒋洁敏、周本顺，都被指与为此车祸善后有关，令计划的仕途也在这个深夜之后，急转直下。此外，周永康、令计划、周本顺的罪名，都包括罕见的窃密、泄密。

如果说周、郭、徐、薄等案，标志着前朝旧势力的崩落，令案的另一层深意在于，新势力将以不同于过往预期的方式诞生。

令计划的落马被视为“团派”遭受的极大打击，震动了中共后备干部培育输送机制。

令计划从共青团系统入仕，浸淫20年，之后进入中共机要——中央办公厅，一度是“团派”（由共青团经验显著的官员组成的派系）的最强新星。在“团派”领袖胡锦涛担任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时代，令计划获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被称为胡的“大内总管”。令的妻子谷丽萍和其他亲人，借助共青团的体系和令的权势做生意，也成为令案中官商勾连的一条主线，比如落马的十八届候补中委余远辉，据《凤凰周刊》报导，就通过一位官员与谷丽萍结识，并引进谷利用团系统上搭建起来的“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

政情观察和分析人士一般认为，令计划的落马让“团派”遭受极大打击。共青团一向是中共党政干部后备军培养地，“团派”政治势力随着中共在上世纪80年代启动的“干部年轻化”而起，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胡锦涛都被视为“团派”领袖，现任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则均位列大将。2012年十八大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亮相前后，外界仍关注“团派”中有哪些强人——比如现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黑龙江省省长陆昊等——能在此后10年间完成关键跃升，并在二十大晋身第六代领导层。

但2016年2月，中纪委罕有地批评共青团中央存在“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等问题。目前，共青团正在积极地进行“改革”，并转身耕耘网络战场，成为民族主义舆论旗手。甚至有观点认为，现在官场中有“共青团经验”的官员，但已无“团派”。今年9月30日，路透社引述3名消息人士报导，习近平决意阻截“团派”，以另选他人上位。

除了“团派”的背景之外，随着令计划在政坛羽翼渐丰，以他出身之地山西为总基地的官商权力网络“西山会”亦崛起，他的落马也引起了山西官场的塌方式陷落。落马的现届候补中委、原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就是“西山会”的成员之一，9月18日，陈川平与令计划的哥哥令政策（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等人一同被提起公诉，陈川平一审被控受贿91万元、造成国资损失9亿余元。

落马的23名十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分别有1人和5人目前未有明确的与“老老虎”的关系被披露。一名中央委员是原天津市委代理书记黄兴国。2003年前，黄兴国一直在浙江任职，习近平主政浙江之后不久，黄兴国就被调到京畿直辖天津担任市委副书记和副市长，一度被视为前途官员。今年年初，黄兴国也是最早喊出“习核心”的省部级高官之一。

另外五名中央候补委员分别是广东的万庆良，有分析认为他落马是广东揭阳官场腐败窝案的延伸；北京的吕锡文，她是23人中的唯一一名女性，或涉北京金融街的地产开发；山东的王敏、江苏的仇和和李云峰，这三个人都与江苏官场的震荡有关，王敏和李云峰都被指与落马8年仍被查的江苏省委原常委赵少麟及其子、地产商赵晋有关联，李云峰和仇和都曾担任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江苏任职时期的秘书，加上江苏是许多前任领导人的家乡或曾经主政地──比如江泽民、周永康、丁关根、回良玉等，外界对于江苏官场的陷落格外关注。

新上任的34名重要官员，他们是谁？来自哪里？

已处分数以十万计干部的中共，迫切需要政治上绝对忠诚可靠的“新军”，维持管治机器的有效运作。

2014年6月到2015年4月，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先后被查，同一时期，“政治规矩”、“不得妄议中央”、不得搞“团团伙伙”、不得“对组织不老实”、“姓党”等要求陆续出现，到2015年末更演变成“向党中央看齐”、“习核心”、“核心意识”等。习近平将“全面从严治党”列入治国方略，2016年7月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六中全会的主要议程亦包括“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这也是继文革刚刚结束的1980年之后，时隔36年，“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再次成为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议题。

谁是可以信任的“新军”？从34位在十八大后仕途惹眼的官员轨迹来看，曾与习一起共事，似乎是重要的考察窗口。

基于公开报导和过往资料爬梳的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之后，习近平的旧日相识、主政过的地方的老部下，陆续在中央机构、国家部委和省级地方占据要津。这些要职，包括了在习近平上台之后积极组建和亲自担任组长的数个“中央领导小组”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日常工作的办公室主任、副主任。

习近平是“红二代”，父亲是“中共八老”之一的习仲勋。70年代，习近平在陕西做过知青，80年代初在河北，做过正定县县委书记，1985年到福建，曾在厦门、宁德、福州任职，官至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90年代末、21世纪初，他在清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到浙江担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委书记；2007年曾短暂到上海，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同年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党校校长，2008年再兼任中国副主席，2010年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从2012年开始被逐渐提拔的这34名官员，根据官方公开简历，大致统计为福建背景最多，有11人，浙江次之，有10人。其中蔡奇和黄坤明都是先在福建、后在浙江，在统计时均仅计入福建一组一次。其他官员则是与习近平在不同轨迹上有所重叠：上海4人，中央4人，旧识2人，清华2人，河北1人。

受到习近平提拔的浙江旧部在官场有“之江新军”之称。2003到2007年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在党报《浙江日报》上以“哲欣”为笔名，发表“之江新语”专栏，黄坤明据信为此提供了不少协助，两人在那几年频繁交流观点，2007年，黄坤明获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习近平浙江时期的“笔杆子”舒国增，十八大后获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中财办）副主任。“之江新语”刊出时期负责浙江省宣传工作的陈敏尔，现任贵州省委书记、中央委员。

习近平在中央机构，比如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央党校等认识的官员被归入“中央”一组，其中最为神秘的是习近平的头号“军事大秘”、中将秦生祥。习近平上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后，秦获提拔为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今年又兼任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主任，成为唯一一个在本轮军队改革中，兼任两个军委职能部门“一把手”的高级将领。秦生祥曾在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总政治部任职，但中国军方官员的履历向来神秘，难以确定秦生祥与习近平的交集。1979到1982年，习近平曾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2010年进入中央军事委员会，都有较大机会与秦相识。

被归为习近平“旧识”的两人是刘鹤和李希。据报导，上世纪60年代，刘鹤与习近平曾是中学同学，目前担任中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被视为习近平政府的“首席经济智囊”，曾主持修订过11个国家产业计划，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议的重要执笔人。习近平也曾公开表示，刘鹤对他“很重要”。李希目前担任辽宁省省委书记。上世纪80年代，李希曾是80年代担任甘肃省委书记的李子奇的秘书，习近平父亲习仲勋是李子奇的老上司，李子奇每年都会去探望习仲勋，李希随行。

被政治运动打断了正常求学的习近平在1998到2002年曾在北京清华大学修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在职研究生，最终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相信在这段时期与他相识的2名官员被归入“清华”一组，一是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希，一是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胡和平。

陈希与习近平在1975年到1979年都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1998年习近平在清华进修时，陈希是清华大学的党委常务副书记，2002年习近平毕业时，陈希升任大学的党委书记（副部级），2008年获任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接替陈希担任清华党委书记的就是胡和平，2013年胡和平离开校园、“空降”浙江时，则接替蔡奇担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从图表可见，这34人目前的职位排布呈现“哑铃状”：15人在党和军的中央一级机构任职，14人担任省部级地方大员，只有5人在国家部委任职。唯一一名没有确定头衔的人是“微博大V官员”蔡奇。2014年3月被免去浙江省副省长职务之后，蔡奇在官场有如“神隐”，有消息称他很可能担任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但官方至今未有公布他的职位，不过今年4月出版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中，蔡奇是编委会里排名第一的副主任。

15名在中央机构、最为接近权力核心的官员，来源分布比较平均，中央、上海、浙江、福建各有3人，这15人中有2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名是栗战书，另一名是王沪宁。这两人在十九大召开时分别是67和62岁，未达68岁的退休线，有望往权力顶尖再进一步。

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县任职时，栗战书在旁边的无极县任职，两人相识至今近30年。2012年令谷车祸之后，栗战书接替令计划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成为习近平的“大内总管”。和习近平相似，栗战书本人也是“红色后代”，爷爷、父亲、叔叔都曾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也曾在60年代做知青务农，70年代以“工农兵学生”身份回城读书，他与习近平共同的人生经历和“红色情感”，一直被政情分析视作他能获习重用不可或缺的因素。

王沪宁则被称为“三朝帝师”，现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深改办）主任、中央政策研究室（政研室）主任。作为中共顶级智囊，上海学者王沪宁在江泽民时代获得赏识，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在胡锦涛时代成为中央政研室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到了习近平时代，他跻身25人政治局，前后不够20年。作为最接近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学者，他曾参与起草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政治遗产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如今又成为统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小组的日常机构掌门人。

有意思的是，在国家部委任职的5名官员，来源全部是福建，其中2人在公安部，一个是副部长王小洪，一个是纪委书记邓卫平。

现任公安部副部长、北京市公安局长的王小洪，在习近平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担任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习近平离开福州，担任福建省委省政府要职时，王小洪一路上升，历任福州市公安局局长、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2013年王小洪调任河南省公安厅厅长之后，对郑州“皇家一号”夜总会进行了查处，轰动一时，2015年王小洪进掌京城公安，今年兼晋公安部副部长。目前担任公安部纪委书记的邓卫平，在习近平任职福州期间，曾出任福州几个区的区委副书记、书记，之后还曾担任福州市国家安全局局长、福建省国安厅副厅长、福建省纪委副书记等职务。

与刘鹤同在国家发改委担任副主任的何立峰，在习近平担任厦门副市长期间在厦门踏入仕途，曾在习近平之后担任福州市委书记，2001年进入福建省委常委，成为习近平作为副书记的班子成员。习近平是第一个担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的中共总书记，去年获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今年任澳门中联办主任的王志民也曾长期在福建任职，八九十年代曾在福建省委办公厅担任蔡奇的下属。现任国家能源局副局长的郑栅洁，和何立峰相似，在厦门开始仕途，习近平离开福建之后，他继续上行，历任厦门市发改委主任、福建省发改委副主任，并于去年成为福建省副省长，仅半年就被调入国家能源局。

在省级地方大员14人中，有一半有在浙江与习近平共事的经历，他们分别在贵州、吉林、浙江、江苏、山西、上海和广东。其中江苏省委书记李强和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楼阳生都是今年刚刚获任新职，而且任职地都是在反腐中发案严重地区。

14人中唯一一名来自“中央”一组的是李书磊，习近平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时，李书磊是副校长。李书磊是习近平的“文胆”之一，2014年10月中共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的讲稿据报就是李书磊起草的。2014年，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即进入中央党校工作的李书磊第一次离京，到福建担任省委常委和宣传部长，今年返京，担任北京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地方交流、曲折向上一向被视为中共官员爬升的主要路线。

整体而言，这34名官员非常年轻，到2017年十九大召开时，他们的平均年龄尚不满60岁，其中最年轻的、现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钟绍军，生于1968年，明年才49岁。而且34人中，有2名政治局委员、6名中央委员、7名中央候补委员，其余19人尚未进入中央委员会，这意味着，这批官员将在高层有较长的潜在发展期，按照五年一届计算，他们中不少人可望跨越二十大。

除了前述钟绍军，十九大召开时，超过62岁的只有6个人：中办主任栗战书、中财办主任刘鹤、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希、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

反腐是一种“自净”手段吗？

旧派崩落，新军上阵，过去近4年，是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以反腐为主要手段进行的最大规模官场换血。

从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到2012年11月的十八大前，因受罚而被逐出中央委员会的有8名中央候补委员、27名中央委员，但十八大至今，已有13名中央候补委员和10名中央委员落马，为前面67年总和的65%有多，也超过了这期间的任何一届中央委员会。

有分析认为，反腐展现了中共长期具备的“自净”能力仍然强大。不过，反腐作为一种“自净”手段还相当年轻，过去很长一点时间，党内的“污点”会被直接以“反党”、“篡党”、“反革命”等方式“净”掉。

观察1945到2016年被逐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被中纪委所指控的罪名，不难发现，在这一权力层级上，“反腐”在90年代才出现，进入21世纪，中纪委开始指控私生活问题，比如“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而十八大之后，指控更加多样和细致，还出现了一批新词，比如“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妄议中央”、“进行非组织政治活动”、“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从明刀明枪的打倒“反党”、“反革命”，到反面强调“党中央权威”。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之前，被逐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多因被指反党、政治路线错误，尤其是1945年到1977年间，涉及高层政争的用词尤为激烈。1977年之后大约10年，把党争权斗直接写在处置决议上做法销声匿迹，直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反党/政治路线错误”类的罪名再次出现在对赵紫阳和鲍彤的处置上，如“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赵紫阳的秘书鲍彤成为第一名被指控泄密的中央委员。

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来，“反党/政治路线错误”类和“泄密”类罪名不再出现，“滥权渎职”“贪污腐败”这样的典型“反腐”罪名成为主流，落马的官员一般会被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等投入监狱，如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

十五届中央委员会中，落马的全部都是候补委员，没有中央委员，包括中共党史上第一位因贪腐被撤职的中央候补委员许运鸿、卷入湖北康赛集团股票上市事件的徐鹏航、厦门远华案中最高级官员之一石兆彬、被指在主政云南期间受贿的彝族省长李嘉廷、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

这个时期，当局开始作出针对官员私生活作风的指控，比如李嘉廷被指与有夫之妇通奸，王雪冰被指“生活腐化、道德败坏”。这一“套路”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后10年延续了下去。比如2007年10月十六届七中全会上被撤的原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陈良宇，除了被指控受贿、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还被指“利用职权玩弄女性，搞权色交易”。2012年11月十一届七中全会上被撤的原政治局委员薄熙来，有一项罪名是“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与薄同期被撤的原中央委员刘志军，被指道德败坏，生活腐化堕落，接受性贿赂。

十八届中纪委在罪名方面空前地多元和细致，传统的索贿受贿、滥用职权罪名更加细化，比如杨栋梁被指“出国期间擅自改变出访计划和路线”、“长期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的高消费娱乐活动”、“违规多占住房”等，而针对官员的私生活指控，则多了如指控李春城的“封建迷信活动”、指控朱明国的“严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等。

“泄密”的指控也重出江湖。周永康、令计划、周本顺的罪名均涉及泄密。

此外，虽然“反党”、政治路线错误等指控不再直接出现在中纪委的通报中，但十八大之后中共党建中提出的“八项规定”、“政治规矩”、“不得妄议中央”等政治要求，都迅速转化为新的罪名。如令计划被指“严重违反党的政治规矩”，陈川平被指“无视党的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万庆良被指“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潘逸阳被指“进行非组织政治活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等……

去年10月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已经将不得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不得在党内培植私人势力、不得对抗组织审查等“政治纪律”写入，同时规定领导干部不得参加“老乡会”、“校友会”等非注册的民间组织。

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将审议《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在处分了上百万党员干部，高层人马大换血之后，中共可以成功“自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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