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报”计划：钱钢和他的旧报旅行

9月开学后，香港大学半山腰上已有102年历史的仪礼堂，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JMSC），二楼的一间小课室，每周都有一个夜晚人头攒动。

这是资深新闻人钱钢的《中国新闻史》课堂，从19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讲起。钱钢今年63岁，板寸短发略见花白，平日总戴着金属框眼镜，斯文温和。从解放军军报记者开始，他从事新闻采编近40年，曾以1976年灾后亲身经历和1984年重访写成《唐山大地震》，被奉为经典。2003年，50岁的钱钢来到香港，加入成立才4年的JMSC，担任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在那百岁小楼中，围绕中国新闻与历史，教课、研究、写作，转眼已经13年。

《中国新闻史》2011年开讲，是门小课，每个学期，大概二三十个新闻系研究生选修。但每次上课，本专业学生、外校来的旁听者，上届乃至上上届的毕业生组成的听课队伍远超选课人数。而钱钢在JMSC开的暑期新闻史通识课程“通传媒、识中国”，几乎香港主要传媒的中国组记者、编辑，甚至主编，都来过。

听课者们期待的，除了钱钢的讲授，还有他特设的课前“开胃小菜”，由学生讲述的“生日报”。

惊心动魄的生日报

“生日报”是《中国新闻史》的一份课堂作业。每位同学都要寻找父母或自己出生当天的家乡报纸，从当年的报头、新闻甚至广告中搜集值得一谈的材料，经探索和考据后，在课上做10分钟的演讲。

开讲新课，钱钢总会用自己的“生日报”给学生做示范。他出生在1953年。当年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史达林）去世，中国各地纷纷致哀。斯大林的俄文名字意为“钢铁”，而父亲也为他取名为“钢”。钱钢还发现，当时《人民日报》还是一份“有牙齿的报纸”，时常登载批评党政机关的报道；而香港的《华侨日报》上满是热映的英美电影广告。

这个时代对于讲台下的学生而言，大多是陌生的。来港大读研的学生大部分是80后和90后，他们的父母大部分生于上世纪50到70年代。钱钢曾说，“记者也是史家，新闻的理念在面对历史寻访和写作时是一样的”，他要求学生们，在旧闻中寻找 “历史的蛛丝马迹” 。

2014年9月，上海女生吴妍娇在这个课堂上讲述了父亲的生日报。她阅读1960年的上海《文汇报》，得知广东省轰动一时的“马口火灾事件”，进一步搜索发现，官方的“救火英雄”名单上少了六个名字。这六个救火牺牲者，都是处于劳教中的“右派”。直到火灾发生45年后，才有媒体揭露出这一尘封内幕。

“做生日报就像翻看一部有温度有厚度的老电影，”吴妍娇说，“情节、人物都带着某种年代感，甚至有些画面因为‘种种原因’模糊不清，但我们却从中剥离出真相”。

比吴妍娇低一届的徐然，来自江苏常州。她在1964年的《台湾征信报》上看到一篇报道，寥寥数语称“新疆的一个共匪少将军官已逃到苏俄”，却因字迹模糊，看不清这军官的名字。她求助网络，几经核实，发现这位维吾尔族少将名叫祖农·太也夫，他的叛逃，竟引发六万余边民外逃，史称“伊塔事件”。徐然继续分析，推测大饥荒、新疆民族分裂势力和中苏关系共同造成了这场逃亡。

广东人冯梓莹和重庆人刘乐凯，是唯一一对“组队”做生日报的学生。他们在父母的生日报上都看到了关于“驾机起义英雄”的新闻，50多年前，有不少从台湾飞行员驾机飞到大陆“投诚”而成为新闻主角。“乐莹莹”组合继续挖掘材料，发现了在大陆报纸上“不存在”的历史：从大陆“驾机起义”前往台湾的人数也不少。当年，两岸还在金门打过“宣传仗”，对驾机起义者给予金条奖励。直到1989年两岸关系缓和后，“驾机起义”才销声匿迹。

“生日报”中还有一些史料是未经报载而独一无二的，它们来自学生采访家中长辈时得知的家族历史。

来自内蒙古的姚晓天，在爸爸生日前几天的报纸上看到关于“爱国卫生运动”的报道，和奶奶一聊才知道，爸爸成为早产儿，正是因为奶奶在这场运动中打扫卫生时，从小凳子上摔了下来。

一位香港学生的妈妈是归国华侨，一度被派至安徽农场，后到香港，成为公屋居民。她展示的珍贵照片，显示内地“文化大革命”（文革）时期，一位女青年到港后刚刚有点打扮的样子。

“生日报演示的好处是，有大叙述，又有小叙述，”钱钢说，“既让人看到时代大背景，也让人看到生活的细枝末节。 ”

除了父母出生时的历史，学生们还挖掘自己生日附近的事件，比如80年代末内地一连串的动乱。

家乡在江苏的张雯生于1989年8月。虽然之前已了解“六四事件”，生日报仍给了她新的视角。从自己的生日报上，张雯看到国家领导人视察上海、表彰平息“动乱”的武警，新闻中一再强调 “四项基本原则”。她还发现，反腐倡廉成了当时热话，连重点拍摄的电视剧，都以现实和改革为主题。

来自四川攀枝花的李慎，在1986年生日当天的《四川日报》上，看到纪实文章《唐山大地震》，作者正是老师钱钢。这是唐山地震十周年的纪念连载报导。

历史与现实，时代与个人，通过旧报产生了奇妙的关联。

来自北海道报馆的新闻史教学法

“新闻史可不好教啊。年轻人没有多少兴趣，”钱钢记得一次在饭桌上谈起想开新闻史课程，一位传播学教授如此回应。为了“盘活课程，让大家快乐学习”，钱钢有过许多奇思妙想，比如让学生模拟竞选中共总书记，发表演说，而“生日报”的灵感来自5年多前的一次旅行。

2011年初，钱钢访问日本。在北海道的报馆入口处有台机器，钱钢投入硬币、在触摸屏上输入出生日期后，机器打印出了他出生那天的 《北海道新闻》。这一瞬间给了他灵感，从父母或自己的生日报开始接触新闻史的资料，会不会是一条路？

同年夏天，钱钢第一次将“生日报”的概念引入香港大学《通传媒、识中国》公开课。秋天，“生日报”实验在港大新闻硕士课程和广州中山大学也开始了。2015年，钱钢受邀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开设“中国当代新闻史”课程，“生日报”又进入了深研院的新闻课堂。

“生日报”初生时，董晋之担任《通传媒、识中国》公开课助教。据她回忆，最初目的只是让大家触摸旧报，激发好奇心，没有太多深入的探究。但不论是在香港还是内地，北方还是南方，“生日报”都成功激发了学生们的兴趣、热情和创意，探究成果独特而丰厚。

在中山大学，讲“三反五反”（编注：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针对国家机关和私营企业的一场政治整风运动），几个女生把《人民日报》上“一个会计的自杀”的故事改编成了话剧；讲文革“红八月”（编注：1966年8月，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支持“造反”，大规模的暴力和动乱由此开始），几个男女生戴上红袖章，像当年的狂热少年那样在台上且唱且跳。 在港大，学生们改编相声、弹唱反战歌曲；在北大深研院，有学生专门为生日报演示制作了时长5分多钟的动画，用戏说的形式“盘点”大饥荒后的1963年。

乐趣之外，“生日报”的演示中也有不少静默和悲伤。港大的一位同学讲起祖父在文革中的遭遇，一度情绪失控，泣不成声。

“回到现场，是历史教学的关键，”钱钢说，“生日报演示为同学创造了触摸历史的机会，让他们初尝寻觅史料、考证史实、大海捞针、慧眼识珠的滋味。这方法帮助他们，将我讲述的新闻史转化为人的故事，更好把握每个历史节点的语境。”

现任香港树仁大学新传网总编的资深媒体人陈竞新，就是这样通过“生日报”开始“读懂”大陆新闻的。

陈竞新出生在文革发动的1966年。2014年参加港大公开课时，他看到当年香港《星岛日报》上报道“毛泽东行踪不明”，西方专家推测毛已病危，“看到这消息，当时的感觉只是有趣，所以报告时也只是当笑话蜻蜓点水式地讲述”，但钱钢却对这则新闻很感兴趣，陈竞新于是进一步探究，发现这其实是文革爆发前毛泽东部署的重要一步──“我才知道自己是捉到宝也不懂。”

“好记者是‘有根的人’，那根就是历史感。”钱钢说。

痴迷旧闻，“这是我的家常便饭”

钱钢对旧报的痴迷，始于上海徐家汇的藏书楼。

1990年，钱钢的太太于劲正创作长篇纪实文学《上海1949：大崩溃》，钱钢跟着她在藏书楼看了一段时间民国报纸，其中有《申报》、《新闻报》、《大公报》，感到“大开眼界”──“昔人旧事从未消逝，历史只是在我们的身边熟睡着”──从此成瘾，“拿起放不下”，这些年读了多少旧报早已算不清，用他的话说，“这是我的家常便饭”。

后来，他在编辑《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主持《南方周末》、参与纪录片《幼童》策划拍摄的过程中，都很重视“旧闻”。2005年，钱钢在港大图书馆特藏部读了一年旧报纸，2006年写成《旧闻记者》一书，解读六十年前《大公报》等报刊的新闻。在自序中，钱钢说：“在历史面前，传媒人无法掩饰自己的人格。前辈们逐日留下了他们的白纸黑字；对后人，我们也一样。”

2016年是文革发动50周年，从1月开始，钱钢选取这五年来课堂上学生所做过的1958年至1976年的“生日报”，整理成文，刊登在网站上，以作历史的纪念。截至8月，共发表62篇。

在为“生日报”系列文章撰写的结语中，独立媒体人江雪称之为一场“知识和思维的宴席”。宴席五年，仍未散场。

9月又至，港大迎来了又一批新闻系学生，他们的旧报旅行即将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