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亲是什么？一种寻找伴侣的方式；一种以结婚为目的、认识异性的手段；一场非常现实的男女相遇。
社会和经济在向前发展，但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适婚青年们并没有如人们所期待的一样，享有充分的恋爱自由。他们或他们的父母被迫走上公园广场、体育馆和网络社交平台，寻找有可能与自己或自己的儿女条件匹配的异性。无论他们是从海外留学回来，是公务员，是白领，还是其他，他们并不期待爱情的奇遇，不愿做赌注，而是选择延续相亲这个古老的形式，尽可能安全、平稳、保险地在芸芸众生中寻找可能在未来与之相伴的那个人。
公园相亲，儿女的“婚姻福地”
职业红娘田姐驻守在天津的中心公园已经有八年了。
她皮肤黝黑，可能是常年接受日晒的结果。她的发型是精心梳理过的，耳朵上带着闪亮亮的金耳环。她手里拿着一本本的册子，密密麻麻地记录了青年男女的信息，包括他们的性别、年龄、属相、工作、家庭情况和理想伴侣。从她那里取得一个相亲对象的手机号码，收费30元人民币。如果付费300元成为VIP会员，田姐保证送你走进婚姻的殿堂。
“告诉我你的情况，我给你安排。”田姐对进行暗访的端传媒记者说，她掌握三万多条单身男女的信息，遍布天津、北京、上海甚至海外，平日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促成相亲。她指着摊位上一张模糊的照片，那是一幅荧屏截图，“我上过天津电视台，我专业可靠，”她向每一个人介绍。
田姐每个周末都在这个公园里，总是自己一个人，没人知道她的真实姓名。为了让摊位更加醒目，田姐挂起巨大的红色横幅，上面写着不太通顺的句子：“知名人士家长信得过的红娘田姐真实可靠”。
记者报上自己的年龄，田姐马上说出记者的属相。“你是硕士学历，那我就给你找个博士男，”田姐说自己心里有一杆秤——未婚的找未婚的，大龄未婚的找离异未育的，成功率比较高。
在中心公园里，像田姐这样的职业红娘，有四五十位。拥有摊位的是少数，他们中间大多数都是将自己掌握的单身男女资料写在纸卡片上，然后铺在地上，搬个小板凳，一坐就是一天。他们都对田姐的高调嗤之以鼻，他们都说自己从业的时间更久，收费都比田姐便宜，从5元到20元一条信息不等，并且全都声称自己“比田姐更加真实可靠”。
这个公园是天津的一处历史风貌建筑，位于城市中心，始建于1917年，原名法国公园，现在还保留着优美的欧式雕塑和草坪。最初这里仅是老人们的晨练场所，老人之间爱聊儿女的终身大事，比如谁家的女儿还没有出嫁，谁家的儿子刚刚失恋……久而久之，消息慢慢流传开来，单身男女的信息在公园里传来传去，越来越多的老人慕名前来，都把这当成了儿女的婚姻福地。
有些老人不能常来，于是将儿女的信息留给常在公园里溜达的人，拜托他们留意。这些公园里的常客手中的信息越来越多，后来，就有人专门收集信息，再后来，就有人在公园里做了职业红娘。公园的名气越来越大，每个周末都是摩肩接踵，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在公园里，几乎看不到年轻人的身影。端传媒记者作为当天唯一的年轻女性出现在公园当中，立刻遭到了大爷大妈的“围堵”——他们都是来为子女寻偶的，能见到相亲本人，对于他们是一件值得惊喜的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老人只能是逐一浏览那些枯燥的卡片，从寥寥数语中判断，卡片上所写的那个人是不是有可能成为自己儿女的未来伴侣。而这些卡片，也大多不是那个人亲自登记填写的，而是他们的父母代劳。
“我的儿子不愿意我到这里来，他嫌我丢人，”58岁的王阿姨对端传媒记者说。她第一个上前与记者搭讪，开场白以夸赞记者的上衣开始，当记者表明自己并不是来相亲之后，王阿姨也表现得无所谓，“我也是来碰碰运气，谁都知道这里头有真有假”。几个星期之前，她在几个摊位上各花了几十元钱，留下了儿子的信息，那些红娘说有合适的女孩就会给她打电话，可是她一通电话都没有收到，“钱打了水漂”。
于是她开始在公园里绕着圈散步，希望能碰上那些同样来为子女寻偶的父母。她也总是失望，一位老大爷说自己女儿25岁了，是中学老师，容貌姣好，“可这人看起来足足有70岁了，他闺女25岁，谁信？”王阿姨摇摇头。
王阿姨说，她比较喜欢那些做事直接的父母。把子女的简单信息写在一块纸板上，挂在胸前，比如“男，28岁，无婚史，国企职工，本市人，有婚房”。“我也应该挂一个那样的牌子，一目了然，”王阿姨说，“可能那样效率更高一些。”
体制内相亲，政府的“民心工程”
刘蓓的母亲（以下简称刘母）原先也是在中心公园里帮刘蓓寻觅佳偶的。“以前总听说那里成功率高，但是没让我赶上，”刘母对端传媒记者回忆了一件“极不靠谱的事情”，让她彻底放弃了公园相亲。
“那位父亲跟我年纪差不多，五十多岁，说话很客气，他儿子和刘蓓同龄，是工程师，用那位父亲的原话说‘人长的精神极了’，”对方递给了刘母一张儿子的照片，这让她觉得对方“诚意十足”，照片上的小伙子阳光帅气，刘母心花怒放。可当她把照片拿给刘蓓，“这不是王力宏嘛！”刘母一下子泄了气，原来对方拿了一张明星照片骗她。
“后来我想了想，对方要不是骗子，就是实在太无聊了，”刘母说。好在刘蓓是公务员，在天津的一个区政府的工商部门工作。而组织公务员系统内部的年轻单身男女联谊，一直是政府部门民心工程的一项重要举措。
在某一次联谊会前夕，刘蓓被同一个办公室的大姐鼓动，填了报名表，除了基本信息，还要提交一张一寸照片。“因为都是系统内部的人，会比较知根知底，”26岁的刘蓓说，她还拉了另外两位交情较好的单身同事一起。
联谊会在天津体育中心的体育馆举办，刘蓓当时就“被大场面惊呆了”。“乌泱泱的人啊，真的是好多人啊，至少有一千多（位）年轻公务员，”刘蓓对端传媒说，当时同去的一位单身男同事临阵脱逃了，“他觉得实在丢不起那个人，于是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位女同事进去。”
“大家落座以后，领导会先上台讲话，很正式的，”刘蓓回忆，等到讲话完毕，领导退席，演讲台就属于大家了，“十个人一组，走上台去，逐一进行自我介绍，用一两分钟的时间说自己的基本情况，属于哪个机关系统的，想找什么样的人。镜头会对准说话的人，大屏幕及时投影，在场的人都可以看到你。”
刘蓓没有上台，她说“现不起那个世（天津方言，指丢人）”，于是她和女同事就在台下遛跶。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服务台和一张巨大的展板，贴着一寸照片，并注明年龄、学历，“很像选房子、看房源一样，你看到哪个比较有眼缘，就去服务台，告诉服务人员我就要见某某号，然后服务人员就会打那个人的电话，把他/她喊到服务台来。”
“有七八个人给我打电话，可是我就远远地看了一眼，就走了。整个感觉都不对。”刘蓓自从24岁大学毕业和大学时的恋人分手之后，就一直单身。“我从那回来以后特别绝望，我不明白为什么在那么大的基数内，就找不到一个我看着顺眼的，”刘蓓对端传媒记者说，那些人给她的整体感觉是“比较土”，“没有特别出挑的，让人眼前一亮的”。
“说白了，通过这种形式进行相亲，还是系统内的公务员，中规中矩的比较多。”刘蓓总结。
那一天，很多公务员的父母也来了。一位老大爷拦住了刘蓓和女同事，“看起来至少六十多岁了，特别特别瘦，都有点颤颤巍巍，在问了我们俩的基本情况之后，就开始夸他的儿子，”刘蓓回忆，“他说他儿子是南开大学商学院毕业的，在天津市商务部工作，30岁，今天不能来，是因为正在陪副市长出国考察，说儿子很快就要被提拔成副处级，总之就是炫耀儿子。”
接下来，刘蓓被老大爷的话打击到了，“老大爷说，他的儿子从来都没有谈过恋爱，因为他对女孩要求很高。老大爷还说，他要求女孩要孝敬父母什么的，但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纯洁。这位老大爷对着我们说，‘你们懂纯洁是什么意思吧？就是必须得是处女’。”
在老大爷的再三要求下，刘蓓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当她索要老大爷儿子的联系方式时，却被拒绝了，“我会和你联系的，”老大爷说。大约一个月后，刘蓓真的接到了这位老大爷的电话，“但听上去，他应该已经是筛选过一轮了，我在waiting list里面，所以一个月之后才轮到我。”刘蓓与大爷寒暄了几句，挂掉了电话。到最后，她也没有见到这位老大爷口中优秀的儿子，甚至连他的声音都没有听过。
留学相亲，父母远程操控
54岁的张淑文第一次去中心公园给女儿找男友，就成功了。
中心公园有一些红娘摊位是专门经营海外人员的。“也就是说，子女在国外留学或者工作，美国、欧洲、澳洲、亚洲都有，资料也是分门别类的”，张淑文的女儿在日本东京留学，只有22岁，这不妨碍她在国内操心女儿的终身大事，“我很害怕她会和外国人结婚，于是和我老公一起去中心公园看看。”
摊位前很多人，张淑文还没和红娘搭上话，就结识了一对为儿子找对象的夫妇。“他们的儿子也在东京，已经工作了，大我女儿七岁，”两对夫妇就这么聊上了。
张淑文在天津的一家超市里面工作，平时负责整理货品，收入不高，一个月三千元人民币左右。她的先生身体不太好，几年前就赋闲在家，爱好书法，喜欢谈诗论画。“我们家没有什么钱，但我们都很实在，不会说谎骗人。”张淑文说，那对夫妇看起来也一样，衣着不华丽，但说话很诚恳。
他们躲开人流，走到公园的僻静一角开始聊天。“我女儿在国外上学打工很辛苦，就希望她找个老实的人照顾她，”张淑文和对方说。“我们也一样啊，儿子也老大不小了，希望他找个好姑娘成家呀。”对方回应。
他们之间越聊越细，从儿女出国的日子，到日本的物价和台风，到生活的孤独和对下一代的期盼。最后，他们交换了儿女的QQ号码。“俩人都在东京，让他们自己联系去吧！”张淑文说。
女儿很听话，很快和那个男孩取得了联系。但进展缓慢，两个人虽然都在东京，但距离很远，相当于一个住在香港的沙田，一个却住在香港仔。两个人保持QQ通讯半年之后，才相互见面。
结果终于如张淑文所期待的，她的女儿和那个小伙子走在了一起，到现在相处已经有八个月了。尽管她还从来没有亲眼见到女儿的男朋友，但她已经毫不低调地在自己的亲戚朋友圈子中扩散了自己的经验。“我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张淑文很开心地对端传媒记者说，她的外甥女在美国加州读书，家里都很担心她找个外国男朋友，她最近打算重返中心公园，希望能够向上次一样，碰上一对同样焦急的、儿子在美国生活的夫妇。
（因涉及采访对象隐私，刘蓓和张淑文均为化名）
后记：
根据不同的统计数字综合，中国目前约有1.8亿适婚单身男女。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5年，中国大陆男性人口共有70414万人，女性人口67048万人，男性比女性多3366万人。截至2014年末，中国大陆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则高达206:100，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另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人口普查每十年进行一次，第六次人口普查于2010年开始，）显示，中国30-39岁男性中有1195.9万人处于非婚状态，同年龄段女性中有582万人处于非婚状态。
据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和婚恋网站百合网在2014年和2015年发布的两份《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晚婚”现象严重，约有八成以上的女性会在23岁以后结婚，约有63%的男性会在25岁以后结婚。约六成单身人士表示在努力摆脱单身。约七成的单身人士依靠亲朋好友介绍伴侣，超过五成的单身人士会选择使用婚恋网站，近四成会寄希望于朋友聚会。虽然近年来手机交友软件的用户数量大幅增加，但将移动交友作为择偶途径的比例不高，单身女性的使用率只有6.7%。
与婚恋相关的话题一直是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相亲综艺节目《非诚勿扰》自开播以来一直是中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之一。百合网、世纪佳缘、珍爱网等相亲网站一直是都市男女的寻偶选择之一，微信、陌陌等社交网络移动应用也为寻找伴侣增添可能。
相亲一直是中国最传统的寻偶方式。而在今天，随着年轻人成家年龄的推迟和自我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父母走上公园和广场主动为子女寻找伴侣，他们将儿女成家视作父母的责任，而儿女单身则暗示了父母的失职，甚至是耻辱。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均有类似天津中心公园的相亲场所存在，并一直熙熙攘攘，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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