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晚，第五十二届金马奖的颁奖现场，当颁奖人说出“毕赣”这个名字的时候，得奖人在镜头前显露出了异常的淡定。上台依次感谢后说了句，“把这个奖送给我还没出世的小孩。”
二十六岁、来自中国贵州的毕赣成为金马奖历史上最年轻的最佳新导演得主。
媒体翌日披露，评审团投票几乎是一面倒地投给了“奇片”《路边野餐》的导演。十天后，毕赣又在法国获得了第三十七届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高荣誉“金气球奖”，而此前获得这一奖项的华语电影人包括他的偶像侯孝贤。《路边野餐》自今年八月以来已经入围二十六个国际电影节，目前刚刚走完七站。
好评和赞美几乎如潮水般覆盖了影片能去到的所有角落，美籍制片人 Ron Norman 甚至说，这部讲述中国西南边陲小人物故事的电影是“无与伦比的、大师级别的作品，观众至少应该看两遍，并且应当被当做优秀范例在全世界所有电影学院放映和学习。”
毕赣却说，他不认为《路》受到了大规模的欢迎，只希望影片能“找到准确一点的观众，找到属于我们的野鬼和风。”
“上帝都在给他做监制”
陈永忠举着电影海报，换了三个角度仔细端详，“鼻子太塌了，不好看”。他迄今觉得这个电影的一切都很别扭，包括海报上自己的侧脸，以及为了参加电影节要转很多趟飞机，以及他不得不为颁奖典礼红地毯化得脸色煞白。今年四十七岁的陈永忠是《路边野餐》的男主角，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毕赣的姑父，最新的身份是贵州凯里一家养疗场所的保安。
几年前第一次被毕赣叫来拍电影的时候，从来没面对过镜头的陈永忠吓坏了，“我说我攒钱给你都可以，就是别让我出镜”。毕赣几乎是连哄带骗地说服他，“他说小姑爹这是我毕业作品，你不帮我拍我就毕不了业，我就没办法了。”
在毕赣眼中，没有职业非职业演员的区别。到了《路边野餐》，他认定姑父的人生经历和尴尬的身体语言和自己心里“蹩脚诗人”的形象吻合，坚持用他。
《路边野餐》的故事是关于主人公陈升归乡当诊所医生，将弟弟的儿子卫卫视若己出。一天卫卫被卖掉，陈升背起行囊去找人，同时被老奶奶托付了信物交给她的旧情人，来到了荡麦这个地方后，却犹如跌入被解构的时空迷宫中，不知所经历的究竟是真实还是虚幻。
陈永忠没法看懂剧本，毕赣也不要求他，只是在每一场戏的时候，告诉他应该做什么，陈永忠于是按照生活化的方式完成一系列动作要求。
所有加入《路边野餐》的人都是零片酬，并且几乎都是九零后。
剧组其他演员也几乎都是非专业的，扮演卫卫的是毕赣同母异父的兄弟，扮演老歪的谢理循是继上一部作品《金刚经》后第二次合作，生活中他在推销猪饲料。女演员郭月则自称是毕赣的崇拜者，几年前的一个电影展上，她看了毕赣的二十分钟短片《金刚经》，“觉得这个人太厉害了”。跟毕赣认识之后，被他找来在《路边野餐》中，饰演卫卫的心仪对象。所有加入《路边野餐》的人都是零片酬，并且几乎都是九零后。
“看了之前的作品很服气，免费给他打工，有的辞职过来的。”毕赣的老师丁建国说，他是毕赣的伯乐，“我一看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可能成。”在电影开拍以前，他曾经找了五六十家公司投资，教书还要继续，就周末在北京山西来回跑，“一家家说，把嘴都说疼了”。听了故事梗概后，没有一家公司愿意投钱给一个“不知道在说什么”的电影。丁建国于是把自己攒的近三十万元投了进来，“这些钱要么就吃了、买车，但是这是天才啊，可遇不可求。”
毕赣的母校山西传媒学院提供了一套价值两百万的 ARRI ALEXA 摄像机，才保证了电影的画面质量，而录音设备因为是跟当地电视台借的，几乎还不到普通电视节目的效果，担任录音师梁凯至今都觉得很遗憾。更惨的是胸麦，跟县电视台借了两个，州电视台借了一个，每次一个演员用完以后，差两三分钟的时候赶紧拿给下一个。剧组也想过在淘宝上租麦克，一百五十元一天，“来回要算四天，一算下来要好几百，租不起啊。”梁凯回忆。
剧组二十几号人在凯里当地租了两间八十年代的房子，横七竖八睡着，一个小师妹负责做饭给全剧组，能比下馆子省一半的钱。不过经常拍摄一个礼拜以后，毕赣就会听到“师哥，我们好像快没钱了”。开拍两个月后，毕赣解散了剧组，自己和录音师梁凯又回去补拍了几个月的镜头。
满腿的包、满床的跳蚤，都没有影响到这群人的创作热情。梁凯还记得有一回吃饭大家玩游戏，各自在卡片上写下当时还叫《惶然录》的这部电影可能达到的高度，“我还记得我写的是戛纳的一种关注”，梁凯说，“我觉得它可以达到。”
一年后的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一日，瑞士洛迦诺，这部正式定名为《路边野餐》的电影举行了世界首映。陈永忠跟保安公司请假，付给别人一天一百块钱代工，很不情愿地随毕赣来到了瑞士。那天是他第一次在大荧幕上看自己的表演，当看到很多人哭了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这份工作的意义。“之前我真的看不懂，只是说帮毕赣忙，但这次真的，我说不出来那种感觉。”
从洛迦诺电影节拿到了最佳新导演和最佳处女作特别提及两个奖项起，毕赣和《路边野餐》开始了频繁的拿奖行程。副导演杨潇说，“没有想到，一步步太顺了，每天耳朵里都是捷报，怎么说呢，我感觉上帝都在给他做监制。”
凯里诗人
一九八九年，毕赣出生在中国西南的贵州凯里，直到十八岁去山西传媒学院上学，他没离开过家乡。生活太闷了，于是就胡思乱想，感慨无处抒发，就写诗。到拍摄毕业作品《老虎》的时候，素材出现了很大问题，无法剪辑，他就用平时写的诗歌贯穿起来，发现很顺。
大学老师丁建国起初并没有发现沉默寡言的毕赣，直到大三时候拍作品，毕赣交出的《南方》让他目瞪口呆，“不像学生作业，虽然他还没毕业。已经很成熟了。”紧接着就是《老虎》，然后是二零一二年毕业后拍摄的《金刚经》，一举获得香港ifva评委会特别奖。“非常凝练，他的电影美学已经完全形成了。”丁建国说。导演应亮还记得自己看到《金刚经》时的讶异，“叙事留白的分寸非常精准，表演方法和影片整体风格也很贴切，中国的剧情短片这种水准的很少见。”
“他的成长环境和血统应该给了他一些异于常人的对待世界的眼光，可能是无意识的，后来向艺术迈进，开始写诗，诗歌对他电影的成长是个训练。”
丁建国认为，毕赣的故乡凯里是这一切创作的源泉。凯里虽小，但目光所及皆是质朴，毕赣是汉族苗族混血，贵州黔东南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很特别。“他的成长环境和血统应该给了他一些异于常人的对待世界的眼光，可能是无意识的，后来向艺术迈进，开始写诗，诗歌对他电影的成长是个训练。”丁建国说，诗的高度凝练培养了结构的概念，诗又是隐喻，而电影最高境界的东西就是藏。“你看他的诗里面有很多时空上的交织，现在的话说叫穿越，模糊现实和梦境。”
在《路边野餐》里，常会出现陈升念诗的旁白，其中一句写道：“为了寻找你，我搬进鸟的眼睛，经常盯着路过的风”。这些都是毕赣自己的创作。他认为，诗可以带来紧迫感，解放具体的影像。有人告诉他诗应该在影像里而不是在旁白的语言上，他不同意，觉得太把影像当回事了，而影像其实是具体而肤浅的一种幻觉体验，可以用更高级的语言带领它。
他喜欢聂鲁达、佩索阿，以及台湾诗人痖弦，也喜欢宋词。甚至《路边野餐》的剪辑节奏，也是按着宋词的长短句式，于是就有了四十分钟长镜头的设想。这种艺术手法的触类旁通，毕赣却说是后知后觉的。
“太神奇了，他几乎自己创造了一种语境。”《路边野餐》的九零后摄影师王天行说，毕赣给剧组反覆看的洗脑片是侯孝贤的《南国，再见南国》。副导演杨潇说，毕赣的目的甚至不是学习技巧，“而是让大家找到一种熟悉的血缘关系：我们要做的就是这种电影。”
他喜欢聂鲁达、佩索阿，以及台湾诗人痖弦，也喜欢宋词。甚至《路边野餐》的剪辑节奏，也是按着宋词的长短句式，于是就有了四十分钟长镜头的设想。
毕赣的哥们、录音师梁凯说，毕赣几乎就是他的师傅。“年龄相仿，但思维方面他超越我起码是隔代的。”两人毕业后为了给家里交代，曾经在贵阳弄了个“看花眼”婚庆摄像，但主要干活的是梁凯。“他相对于我来说是个庞大的创作者，我要保护他的创作意识，反正我也能吃苦，就留了很多时间给他。”毕赣“坐吃山空”的日子经常一个人关在房间里，晚上灯亮到三更半夜，家里人轮番数落“到底在写些什么东西，写又写不出钱！”也就在这期间，两人花八百块钱在贵州县城里创作出了黑白短片《金刚经》。
在王天行看来，毕赣最大的不同在于自信，而很多同龄人还在摸索中。“是真正的热爱吧”，王天行说，“快乐才会高效，才能在这个年纪就吸收这么多东西，并且表达出来。”
“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场域，这个场域别人是进不去的。”致力于发掘新锐电影人的天画画天公司经理单佐龙在无意间看到《路边野餐》的初剪后立刻找到毕赣，并签下了他。单佐龙觉得，毕赣极具现代性的电影观有着完全迥异于荷里活的美学架构，这种不可代替性很有可能在未来引领中国电影的新风潮。
毕赣也不知道自己的场域是怎么建立的，只记得二零一零年《老虎》因为素材出现问题，几乎宣布失败。之后他没有去相关影视工作单位实习，而是去了凯里周边一个叫螃海的加油站工作了一小段时间。每天早上都有很多骑摩托车的人和卡车司机敲门催他起床，边敲门边喊，“加油加油”。“当时的状态半梦半醒的，真的以为有很多人在为我加油。后来就莫名其妙的相信了这种错觉，在电影上遵从自我。”
毕赣极具现代性的电影观有着完全迥异于荷里活的美学架构，这种不可代替性很有可能在未来引领中国电影的新风潮。
梁凯还记得大一那年夏天，他去毕赣家看他奶奶，晚上两个人躺在一起聊毕赣的一个大计划，名字叫《凯里诗人》。他们聊到电影中可能出现的一个道具，那是一种里面有海水的玻璃球，海水里面有帆船和海豚。直到夜里四点奶奶突然大声训斥，他们才睡觉。六年后，这个计划成为了享誉世界的《路边野餐》。
就在那个夏天，一日梁凯和毕赣全家去春游烧烤，在河边的时候，毕赣突然对他说，“多兰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拿到了戛纳的最佳导演，我要在他这个年纪也要拿到”。梁凯后来才知道加拿大新锐导演多兰是谁，但他记住了毕赣的这句话。那是成熟稳重的凯里诗人唯一一次袒露自己的电影野心。
I can 60 minutes
《路边野餐》最后的一镜到底中，毕赣和朋友们用四十二分钟征服了世界。人到中年的陈升为了寻找侄子以及帮老奶奶交付信物，来到一个叫荡麦的地方，那里颇似爱丽丝为追赶怀表和兔子跌入的神奇世界，时间是非线性的，空间是四维的，现实与虚幻的边界彻底模糊，镜头带领观者穿梭在不同角色的记忆之间。
这个载入电影史册的镜头在贵州西南一个叫平凉的小地方完成，画面透着纪录片的质感。在写实的地方梦呓、在梦幻的地方写实，是毕赣追求的落差美学。包括独立电影专家张献民在内的很多人都劝过毕赣，镜头太长不好，建议至多二十分钟。毕赣没有动摇。这个从故事诞生起就存在于脑中的长镜头在他看来不可妥协，他要以此来获得“真实的时间和空间”。本来的设想有足足一个小时，事实上也确实拍了这么久，后期因为整体风格以及天色太暗等原因才剪掉了一部分。
拍摄以前，作为导演，毕赣需要让全剧组相信，这是个可以完成的伟大构想。“你得要有演讲技巧，群众基础，幽默感，而且你得恰好是最大的领导。毕赣在这方面是个专家，”副导演杨潇说。这个由“刚毕业的穷鬼”组成的剧组，从一开始就像个传销组织。每天晚上，毕赣、杨潇会轮流向各位组员灌输世界观、两性观、艺术观，最后再推演到电影观。“让你在革命感中接受思想改造，睡觉时都会觉得有干劲。”
为了拍摄这个关键的长镜头，剧组在平凉小镇驻扎了近十天。实拍前，摄影王天行在被称作“指挥作战图”的分镜白板上写了几个大字：I can 60 min，摄影组和录音师甚至每天都喝红牛。
你得要有演讲技巧，群众基础，幽默感，而且你得恰好是最大的领导。毕赣在这方面是个专家。
对于剧组的九零后电影人来说，这一个小时是艰苦卓绝又刺激非凡的尝试。尤其如何处理画面的曝光和同期音等，是巨大的挑战。镜头中的人物，要先后经历走路、上摩托车、下车、上船、靠岸等动作，摄影则必须在人物后面紧跟着切换同样的交通工具。一个小时中，三个摄影各自轮换了三次才完成拍摄。为避免强烈的抖动，往往选择在剧中人物切换交通方式的时候，完成摄影机交接。
尽管拍摄前进行了多遍训练，但仍然状况不断：贵州经常下雨，路比较湿滑，其中一个摄影师摔交了；在第一次实拍时，女孩洋洋要上船，船却没来，只好停拍（划船的人之前在另一条街演吃鱼的戏，拍完要马上跑去划船，因为是逆水而行，就没有到位）；主角陈永忠则一直跟录音师抱怨，这么多东西，又要讲话又要唱歌，怎么可能记得住……
但正式完成的第一遍拍摄，成就了《路边野餐》中永恒的四十二分钟。这番一举成功几乎是上天的旨意：之前一直下着雨，忽然就停了。天空的颜色不是蓝的，而是发闷，云彩是一块块的，完全符合当初的想像。
毕赣甚至客串了一个杂货店老板，穿着吊带背心，在画面里出现了几秒钟。“所有环节早就设计好了，大家配合完成就可以了。这跟命运是很像的，他该做的已经都做了，他只需要等。”王天行说。
这个在法国被称为“将是电影史一个著名的长镜头”在王天行和梁凯看来充满瑕疵，“非常失落”，但制片人单佐龙评价“瑕疵和才华同等显著，而瑕疵只存在于技术层面。”正如法国影评人乔丹娜所说，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完成了不可思议的技术实现，“更因为它充满内涵”。
“所有环节早就设计好了，大家配合完成就可以了。这跟命运是很像的，他该做的已经都做了，他只需要等。”
“我觉得就是一个超现实的东西，他不告诉你这是现实还是梦，也许就是真实发生的。就像我们有时候到了一个地方，会觉得我明明是第一次来，怎么好像很熟悉。”丁建国说。这似乎暗合了片头黑底白字出现的《金刚经》名句：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即电影的主题。
在温和潮湿的国境之南，顺着命运的指引，陈升毅然坐上火车去寻找侄子和老奶奶的情人。颠簸中他睡着了，车窗上出现了虚拟的挂钟，时针不停倒转，背景音乐响起李泰祥的《告别》，影片结束了。这一切究竟是真是假，而时间到底会将我们带往何处？
毕赣说，电影最终要处理的就是时间。但是，他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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