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文化“大爆炸”

1949礼赞

出版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

出版时间：2015年9月

作者： 杨儒宾

文/端生活文化组

1949，华人历史重要的符号。

一个年份，分出了所谓“两岸三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949，是政权元年，“新中国”诞生；中华民国的1949，是政权转移，“新台湾”出现。两个政权对峙，香港夹在当中，混杂了各种立场、史观。

1949，是红彤彤扬眉吐气当家做主，还是灰濛濛退守岛屿伺机反攻，都是政客的记忆。对普通人，1949，可能是离散、动荡、咫尺天涯。因而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出，赢得不少涕泪唏嘘。

这本书虽从个人经历出发，却是回到“大历史”脉络思考：1949，还有没有更丰富意涵？尤其当台、港两地本土派，都试图寻找自己的历史主体性，极力摆脱中国中心史观的笼罩吞噬。1949作为如此敏感的历史符号，作者杨儒宾俨然将台湾置于大中国历史的脉络中，简直敢冒大不韪。

杨儒宾是后1949大分裂时代生长的一代人。他说他们这一代，“别无选择地，被命运狠甩在东西冲突与古今交会的衔接点上。”蓝海洋和黄土地，是这一代生就带来的命题。

杨儒宾是土生土长台湾本省人。他承认，自己这一代台湾知识分子，在知识来源上是有些共性的：新儒家、西方翻译著作、存在主义文本......其中中国文化是极重要的组成部份。而中华文化的精髓，正是1949，伴随国民党政权来到台湾的。1949年之于新台湾，是有文化意义的。

在共产党史观、国民党史观与台独史观外，从文化意义上解读“1949”，是杨儒宾探索的新方向。华人历史中，大规模南迁，在改变政治格局之外，对文化造成的影响鲜有人重视。杨儒宾认为，1949渡海南迁，可算是足以抗衡东晋永嘉渡江与南宋靖康渡江的三大南迁事件。

台湾学术界继承了民国以来另一种五四精神；完成了中国现代性与西洋现代性的衔接。但这种跨文化经验，该被视为“新中华文化”，还是台湾独立于大陆的“本土文化”，是这本书要面对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