鄞义林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有过两次面对面接触。
第一次，他是网络异议者，被李显龙控告诽谤。在法庭上，他在接受质询前转过身，对坐在身后的李显龙说；“我第一次见到你本人很高兴，也对自己可能说过任何对你可能构成诽谤的言论道歉。”李显龙脸上没有表情，甚至看不出任何变化。
“我等在那里，一秒、两秒……我赶紧转回来”，鄞义林至今记得那令人窒息的沉默。李显龙在庭审后依然决定向鄞义林索赔。
第二次，鄞义林是反对党议会候选人。在今年9月1日的选举登记大会上，李显龙前呼后拥走进登记区，其他反对党候选人站起身上前与他握手寒暄。鄞义林也向他伸出手，两人握手后客气一笑便各自转身。
“我感觉当时我们是平等的两个人”，鄞义林向端传媒回忆。
只说谢谢，有什么用？
那次客气的握手只是一个开始。2015年议会选举，今年35岁的鄞义林作为新加坡革新党代表，被分配在宏茂桥选区参选。与他在这个选区竞争的，正是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代表李显龙。
宏茂桥选区是执政党的传统地盘。自1991年划分成独立选区以来，全部六个议会席位一直被人民行动党牢牢掌握。党魁李显龙每次必在这一区参选，上届选举中，人民行动党得票率最高的就是宏茂桥选区。
因此，新加坡当地媒体将革新党参选队伍称作“敢死队”。鄞义林多年在医疗系统工作，除他这样的专业人士外，这个“敢死队”成员还包括人权律师拉维、社运人士吴家和等另外五人。他们都是对现政府持异议者。
革新党秘书长肯尼斯笑称，这些人组成了一个给李显龙“带来噩梦”的团队。他们在选举前的群众大会上炮轰执政党在公积金、外来移民、房价物价等领域的错失，高呼“新加坡人民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政府。”
李显龙似乎并未把这个敢死队放在眼里。与其他执政党候选人一起，李显龙自选举开始就咬住最大反对党工人党的市镇会帐目，质疑工人党的诚信，而对其他反对党甚少提及，甚至在选举前的群众大会上，李显龙也并未特别提到革新党的任何参选人。这暗示着，李显龙一早确定，革新党在宏茂桥选区没有胜算。
革新党
鄞义林却一度觉得自己胜选在望。
选战打响后，他每天的行程包括填表格、做计划、与访民见面、接受媒体采访。一次，在咖啡馆里，一个陌生人走过来对他说，谢谢你为新加坡人做的事。
“后来，在选区集会上、大街上，越来越多人支持我们，对我说谢谢。我觉得Okay了，可能行了！” 鄞义林想。
那段日子他满怀信心，除了选民的谢谢和笑脸，简单的民调数据也是一种鼓励。他在不同网站上做了简单的调查问卷，问民众是否愿意投他一票。在亲执政党的网站上，20%左右网民支持他；在自己的博客上，有70%-80%的读者愿意投票给他；在较为中立的网站上，支持率也有50%以上。
这种乐观一直持续到投票当天。
晚上十点，鄞义林与竞选同伴在各个票站监督点票。宏茂桥选区样本结果公布：人民行动党以78%领先革新党。
“好啦！没希望啦！索性去麦当劳喝点东西吧。” 鄞义林及其他几个候选人知道样本的结果与最终结果相差不大，这一次，他们要输了。
鄞义林说当时他并没有特别难过，只是不解，为什么新加坡人只是跑来跟他说谢谢，到头来却不用投票支持，“只说谢谢有什么用？”
当时觉得并不难过的鄞义林，在几小时后泪流满面。
反对党：要强硬还是要温和？
最终结果公布，鄞义林败选。他径直去了后港体育馆。那里是最大反对党、工人党的集会地，也是反对党最可能打败执政党的选区。他想去寻找一些慰藉。
后港体育馆的大屏幕上，民主党候选人徐顺全正在发表败选讲话，这位新加坡反对党明星也输给了执政党。鄞义林坐在体育馆草坪上，仰头看着徐顺全讲话，突然哭了起来。
徐顺全的参政史是新加坡反对党强硬斗争的缩影。
这名美国乔治亚大学哲学博士1992年进入新加坡政坛。当时新加坡反对党刚刚摆脱”陪跑”和“花瓶”角色，在国会争得四个席位。
徐顺全咄咄逼人的风格，很快引起注意。上任总理吴作栋在群众大会拉选票时，徐顺全跟着他从一个“熟食中心”到另一个“熟食中心” ，只为质问“政府给印尼总统苏哈托的钱哪里来的”。对方不理睬，索性拿来扬声器高喊问题讨要说法。
200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在新加坡举行，为吸引国际媒体注意，徐顺全组织民众游行至国会大厦，遭警察阻拦后，他们在集会地坚守四天不愿离开。
他还曾在法庭上就政府财务问题与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激辩数小时,逼得学法律出身的李光耀在法庭上说出：“我认为你就是一副可悲相。” 这句话被视为李光耀少有的“不理性”发言。
徐顺全曾四次被李光耀和李显龙控告诽谤。根据新加坡法律，公民批评政府，政府官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告批评者诽谤。很多反对党或异议人士都曾上过李氏父子的诉讼名单。由于无法偿还钜额赔款，徐顺全2006年宣布破产。
强硬尖锐、倾家荡产式的决绝姿态却并没有得到新加坡大多数选民的回响。在徐顺全参加的数次议员选举中，他的得票率一直在30%左右徘徊，从未成功获选。
李光耀曾经公开说徐顺全需要一个精神医师。新加坡的媒体也乐于塑造他的狂人形象。
“既然政府说反对派是疯子，你就一定要在每一次公开亮相时，让别人看到你不是疯子。” 鄞义林的朋友在参选前这样给他建议。
因此，在所有公开场合，鄞义林的发言都温和有礼，语气平缓。他尽力避免重复当年的失误：还是网络异见者时，他组织了一次游行。很快政府批评他让小孩子也加入激烈的游行。“开始我也好难过，游行是不是真的影响到小朋友，但后来我回看录像，那些小孩本来真的不在游行队伍里，就在拍摄时忽然出现。”
似乎每一个新加坡的反对派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任何稍有激进的行为，都会被执政党贴上不可靠、不稳定甚至“疯子”标签，这样注定被看重稳定生活的新加坡选民抛弃。
选后，鄞义林想明白了，革新党此前一直使用的口号“新加坡人民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政府”并不明智。“当我们提出政权更迭，执政党便跳出来说：反对党提出的新政策会需要每一个新加坡人掏自己的腰包支持，社会将不稳定——人民就害怕了。”
新加坡隆道研究院研究院总裁、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事务处前主任许振义观察当地反对党多年，他认为，新加坡反对党领袖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激进强硬派，比如徐顺全，又比如新加坡早期反对党明星、革新党创始人惹耶勒南，他斗争方式强硬，经常在议会中与李光耀激烈辩论，终其一生与各种诽谤罪名和破产斗争，直到82岁去世。“他们这条‘以自我摧残获得崇高形象’的路线已经被证明不成功。”
鄞义林从不觉得自己是个政治激进者。但2014年，发布题为《你的公积金款项去了哪里？城市丰收教会审讯的启示》的博文后，收到李显龙的诉状。这出乎他的意料，“那篇文章，纯粹是一个热心公益的新加坡公民对政府的质疑。”
法庭上李显龙对他说，我看你的博客很久了，你的文章越来越有针对政府针对我的趋势，我早就准备告你了。鄞义林当时十分惊讶：“难道你一直就在等时机告我？”
“反对党中另一派则是工人党领袖刘程强这样的，温和，懂得利用执政党的这套逻辑。” 许振义说。
“杰利蝾螈” 、集选区与诽谤罪
刘程强带领的工人党是目前新加坡最大的反对党。在刚刚结束的国会选举里，工人党保住了上届的六个席位，继续担任议会中唯一的反对角色。这六名反对派议员的工作，主要包括在国会中审议政策、法案，并在胜选的选区负责社区服务。
鄞义林在竞选时反复看过刘程强的演讲。“他只说，新加坡国会需要一个反对党提醒执政党，‘你的船已经偏离航线’。但从不说要代替人民行动党执政。”
这正是新加坡民众想要的。在一个建国50年以来，长期保持效率与稳定的国家，多数民众对执政党最大的质疑是无人制衡，而非执政合法性。这或许正是民众跑来说谢谢，却并不投票给鄞义林的原因。
不止熟知民众心态，已有23年反对派生涯的刘程强从未被李氏父子控告过。
“可以说主观感受，但千万不能说出无法证明、无法提供证据的指控”, 许振义总结，“现在反对党都熟知这一点了。” 实际上，2000年以后，很少有反对党人被告诽谤。
但逃避诽谤诉讼并不是反对党要绕过的唯一雷区。
1997年议会选举时，惹耶勒南带领的工人党拿到了新加坡静山选区45%的得票率，很有希望在下一次选举中就击败执政党。谁知，到了2001年选举，静山选区不见了。
原来，根据新加坡选举规则，每年选举前都可以重新划分一次选区。
执政党在2001年选举前重划选区时，将静山选区直接并入了相邻的阿裕尼和宏茂橋选区——当时执政党的传统票仓。
对于这种行为，工人党只能忍气吞声。“选举局下属、负责划分选区的小组，由一群公务员组成，小组主席正是新加坡总理的秘书。”许振义说。
通过重划选区，不断把高反对票的地区打散、揉进高支持票地区，冲淡反对票的方式称为“杰利蝾螈”（gerrymander，杰利是最早使用这种方式划分选区的美国政客，蝾螈形容选区被多次划分后蜿蜒的形状）。担心遭人诟病，“杰利蝾螈”在西方选举中已经很少使用。
同样遭到质疑的，还有新加坡自1988年实行的“集选区”制度：每个集选区规定，一个政党要有四到六个候选人捆绑选举，其中一人必须是少数族裔(马来、印度或其他少数族裔)。得票最高的一组候选人当选，共同进入国会。
对于执政党来说，集选区制度是一个“老人带新人”的培训过程，缺乏经验的新成员在部长、总理级别的老牌政客庇护下，顺利进入国会，积攒经验；对于反对党来说，却是一道高筑的门槛，有时他们无法推选足够人手参选。自2011年起，反对党开始以强将攻打集选区，以求一战拿下四五个席位。这一策略在2011年和2015年都取得了成功。
新加坡的选举制度像是一个由执政党制造并掌控的精密仪器，反对党能做的只有不停试错和逐渐适应。
2011年选举时，反对党和独立候选人已经准备在每一个选区都与执政党竞争席位，谁知其中五个选区代表在登记时才发现，他们的提名人和赞同人不是同一选区选民，不符合要求，只能放弃选举。“这样技术性的错误在新加坡选举中并不少见”， 许振义说。
还有一个月，李显龙控告鄞义林诽谤的官司将宣判最后结果，根据前例，罚款可能会达到40万新加坡币（约合180万人民币）。
鄞义林原本打算筹款募得这笔钱。“但看到这个投票结果，我不确定新加坡人还愿不愿意帮助我。” 撑不住只能宣布破产。在新加坡，宣布破产后不能离境，不能做生意，也很难在政府机构或相关企业找到工作。
鄞义林不是唯一一个要破产的反对者。年仅24岁的韩慧慧在本届选举中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由于最终得票率未能超过12.5%，按照新加坡选举规则，注册候选人时缴纳的14500元新加坡币（约合65000人民币）不能退回。此前已被李显龙控告诽谤的韩慧慧如今也濒临破产。
“我已经准备好去做收款员或服务员了，就是不知道新加坡人看到我会怎么想：从写博客的批评者到政客再到服务员。” 鄞义林苦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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