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几乎会在各种场合偶遇他们：在人头攒动的机场，在星级酒店，在众多商人簇拥的饭局上，在艺术展，在房地产商的新盘发布会……他们有人被杂志评为年度人物，有人当了导演拍了电影出了专辑，有人睡了女明星。有时他们一出手就是上百万的豪车，有时他们住在北京屌丝们望尘莫及的北京三环内的九十平方米以上大户型住宅里，里边藏着大块的绿松石、古代盔甲和不计其数的唐卡。
他们不是高官也不是富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不着一物连一毛钱也没有，但毫无疑问，他们炙手可热，是当今京城最尊贵最奔碌的群体之一。
这些身着绛红色袈裟、面部带有浓重青藏高原特征——黑皮肤高鼻梁高原红及浓眉大眼的藏传佛教修行者们，正越来越多地进入北京人的生活。与汉传佛教同根而生、几百年来鲜有涉足汉地的藏传佛教，因为地处偏远而获得相对完整的传承性，并在“西藏热”、“宗教热”的大好形势下，一跃而跻身为内地都市精英人群的新生精神支柱和汉传佛教强有力的替代品。
汉地信徒常常把他们奉若神明，囫囵称作“活佛”、“上师”、“仁波切”。但也有敏锐的非信徒开始以不屑的口吻调侃：“新京城三大俗：普洱、国学加藏密”、“朝阳区有三十万散养仁波切”，这是近期中国大陆网络流行的段子。
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朝阳区没有一所合法的佛寺”，中国人民大学佛学研究中心主任魏德东接受端传媒记者采访时候表示。
在藏族地区，僧侣们有严格的等级体系，比如活佛、堪布、上师、喇嘛，相应的修行对应相应的称谓，只有聚德聚慧的高僧大德，才被称作“仁波切”（Rin-po-che，藏语里是“无上珍宝”)；但在汉地，因为地理遥远、语言不通外加知识体系的壁垒，他们带着异域文明烙印的一举一动，汉人很难分清对方到底是仁波切，还是一个骗子。
对此，知名藏族作家阿来有感而发：“现在藏区活佛僧人，无论真假，到内地弄钱都很容易。我去过四川省新龙县一个村子，当地人说，这村很多男人都装成喇嘛到内地化缘，成了一种‘产业’。他们对我说：汉人笑我们信教是愚昧，可是他们连真假喇嘛都分不清楚就给这么多钱，不是更愚昧吗？”
佛学基底越薄弱，走出的活佛越多
藏传佛教为什么如此流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宗教蓝皮书》援引美国普度大学的调查显示：最近30年来在中国大陆恢复最为迅速的宗教是佛教，信仰者人数也是全体人口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大约为18%，认同信仰佛教的人数大约有2亿左右。
不过，内地汉传佛教的现状还是很弱势，在“文革”期间，禁止出家、要求所有僧侣还俗、强迫和尚与尼姑婚配，汉传佛教的信仰传承被彻底腰斩。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国宗教政策的恢复，出于外事活动、旅游发展等的需要，很多寺院由文物局、旅游局和园林局等政府部门主管。“政府现在给佛教资金特别多，有时建一个寺庙塞了几个亿，还有有钱人数不尽的香火钱，但真正有修为的住持、出家人太少了，佛教自身的组织性也特别差，现在国内的局面非常混乱。”
尽管“文革”期间的藏传佛教也饱经风霜，但相对于被连根拔起的汉传佛教而言，它仍保持了相对的完整性，拥有一整套完整、严密、次第相衔的闻思修体系。据当代佛教研究学者尕臧加（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表示，藏传佛教的流行还有许多世俗化原因——“密宗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宗派，强调功能性。它的仪轨和仪式非常丰富，跳神、法务、乐器、各种舞蹈和音乐都在密宗，它无所不能，有求必应。身体不好，有药师佛，想发财，有财神佛，生活化到无所不包”。此外，如轻功、浑身发热的拙火丁等深受大城市信众喜爱的略带特异功能性质的“神通”，也都是密宗的显著特征。
按照传统，西藏的僧侣需要进入佛学院修习显宗和密宗。尕臧加表示，密宗在藏区被认为是一把双刃剑，一不小心就会堕入地狱，藏民不修密宗，而能修密宗的僧人也非常少，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而藏传佛教戒律最严格、规模最大的格鲁派，僧侣需要花15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完成显宗理论部分的学习，再进入规模甚小的上下密院修习密宗，学有所成时，一般都四五十岁了。
“由于格鲁派戒律森严，僧人一般不许随意走动。一般活跃在汉地的藏族僧人，多为戒律较少的宁玛派、觉囊派等。一位自九十年代起先后三次皈依的博士表达了自己的观察和隐忧：“越是藏传佛教正统的缘起地，比如西藏山南地区出来的‘仁波切’在北京就越少，越是地处偏远、佛学基底薄弱的地区，出来的‘仁波切’就越多。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象是劣币驱逐良币。”
学者尕臧加曾经在1990年代的田野调查中，和一些西藏僧侣讨论过到内地传法的问题。有僧侣认为这是一个双向选择。“藏区往往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老百姓没有钱，只能布施几斤羊毛、几斤青稞，修不起‘大经堂’。有时看到有谁去了内地，回来就修了很好的大经堂，效仿的也就多了起来。”一位曾多次在寺院调研的佛教研究者说。
而四川成都由于地理位置，成了上师涉足汉地的首选落足地，同时也是聚集上师们最多的地方，藏族上师来内地传法的人数、频率和时间遵循“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其他城市”而呈现递减趋势。
问一问活佛，应该到香港生孩子吗？
在一篇《论当代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原因、特点和发展趋势》里，作者彭兰闵做了一份基于400名藏传佛教徒（373份有效）的调查问卷。文中分析，内地藏传佛教传播早期，高级知识分子、商人、明星等是主要信仰者（跨文化交流中，更迅速地采纳创新事物的意见领袖们），随后学生、公务员、普通职员等也加入其中，近年来开始出现老年人皈信藏传佛教的现象。
在论及信仰藏传佛教原因时，31.4%的人表示为神秘藏族文化所吸引，13.7%求解脱，11.8%没有人生目标，但求顺利升学，7.8%经济困顿、感情、婚姻受挫及健康原因，5.9%祈求家人平安，3.9%事业受挫，1.9%寂寞孤独。
“很多人是为了修天人福报，学佛、受皈依戒，都是为了健康长寿、工作顺利、孩子能够顺利考上大学、能够找到很好的工作，希望自己平安，或者做了恶事求心安。但更多的信仰者期待藏传佛教能够提供有效的精神支持。”文章总结道，“相当多的居士把佛教与迷信、外道混为一谈，不知道什么是正信佛法，更谈不上次第教导。”
而“灌顶”，几乎成为汉地藏传佛教最时髦的标签。在上述论文中，54.9%的受访藏传佛教信仰者参加过灌顶传法，高居藏传佛教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之首。
现在，一些藏地寺院开始通过网络为内地信仰者提供打卦占卜。一个名为“色达喇荣霍西文殊增慧佛学院”的网站上，明码标价打卦费100元/卦，问一件事情打一卦，打卦的所得经费将用于增刻玛尼石，这样既能够和高僧大德结上缘分，又能参与共修增刻一亿块玛尼石，还能得到阿拉山神的加持。
端传媒记者在采访中，曾听到两位居士向上师所问的事情，一是房价起伏不定，投资的房子是否应该抛售？另一位则问是否应该到香港生孩子？
根据本端记者掌握的举报材料，某航空公司高层曾在过去十余年间，因为“活佛主要要求来新房闭关，闭关理由：我家有鬼”、“活佛说我儿子贝贝身上有小鬼捣乱、必须斩妖除魔”、“活佛说昨晚做梦梦见我家还会有大的灾难，还要供养30000元”等缘由，为一个四川省阿坝县各莫寺“活佛”先后提供了355万元供养。事后他发现“活佛”并没有把钱交给寺院，而是为个人添置了包括3辆汽车在内的私人财物，而且，这个“活佛”已被寺院开除。
愤怒之余，他将“活佛”“扭送”至北京顺义区某派出所。2014年6月，北京市顺义公安局将这位涉嫌诈骗已被拘留的“活佛”取保候审时，给出的回复是：维稳、警力不足、地域偏远取证困难。
而这位“活佛”座下，还有更多的“弟子”选择了沉默，他们害怕“得罪了僧人，会下金刚地狱”。
政治不松绑，宗教活动只能转入地下
在1990年代，现代文明渐渐渗入西藏后，许多戒律里尚未规定的事情出现了。僧侣开始骑摩托车、住酒店、看电视、用手机、坐飞机、开轿车，对于这些现象当地争议很大。“出于弘扬佛法的需求，这些行为有存在的必要，但问题是，僧人如何把持？”学者尕臧加对此评议说，现在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传统寺院的组织纪律被打乱，而新时代的秩序尚未建立，一切似乎混沌未开。
找女朋友的僧侣也慢慢多起来，一经发现，通常是开除。僧人被开除还俗，从前在西藏是奇耻大辱，现在慢慢地好像也没这回事了。
“目前西方国家的基督教、天主教从彼岸神学走向社会关怀，正是适应了现代化的结果，台湾的佛教也完成了现代化的华丽转身，四大山头纷起（编辑注：证严上人的慈济功德会；星云大师的佛光山；圣严法师的法鼓山；惟觉老和尚的中台禅寺），由出世而入世，由丛林而都市，积极弘法，寺院静修整饬有序。这些都为大陆佛教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很好的蓝本”，某宗教观察者称。
2014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时全面论述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与意义，并高度肯定了三大世界性宗教与中国文化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互动，在观察人士看来，此语出自奉无神论为圭臬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之口，其转变之巨、尺度之大惹人联想。
然而，虽然当局在政治取态对宗教发展开始松绑，由于现存政策法规的惯性压制，现有合法宗教修习人员和场所仍是供不应求。
按照2007年1月1日颁布的《西藏自治区实施〈宗教事务条例〉办法（试行）》，未经批准，“宗教教职人员不得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从事受戒、灌顶、讲经、传教、发展信徒等宗教活动”。但在现实中，以精舍为单位、一个上师或几个上师引领若干弟子的格局，已然在北京发散开来。
由于担任中国宗教连续调查课题负责人，魏德东教授密集接触过几家汉地的藏传佛教场所。在朋友引介下，他造访了一家位于北京市望京的活佛精舍。等待了两个多小时以后，他见到了这位曾经参加过世界宗教论坛的活佛，“一屋子约50来人依次向活佛跪拜、敬献哈达与供养，有10位左右的善男信女当场皈依”。
据魏德东介绍，1949年北京新政权成立时，城内有大大小小的佛教寺院1500余座，当时北京人口200万左右。六十年后的今天，北京现在人口是3000万，而北京境内的佛教寺院只有二十几座，城里的寺院更是屈指可数，多数在文物局、旅游局和园林局等政府手里。北京现有的寺院根本无法满足广大佛教弟子学习与共修的需求。而在合法宗教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之后，宗教活动只能转入地下，因此有“朝阳区有三十万散养仁波切”的戏谑之说。
“这是从无到有的阶段，”魏德东说，“正教不兴，邪说易行。”
活佛（仁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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