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芬：从二奶杀手到反腐斗士

当那个年近70岁的大爷和女伴高唱起军旅歌手阎维文那句“给我一个家”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这是北京香山公园，周末，山顶凉亭里的中老年合唱团喜气洋洋。

一个迷彩花纹拉链上衣的中年妇女出现，轻松融入了大集体，跟着大伙啪啪拍了几张照后，她挽上了老头子的胳膊，看得女伴有些醋意。中年妇女松开手，顺势跟男女寒暄：你们是两口子吗？

男人嘴一遛：是啊。

妇女笑了：她年纪挺小的。

语音落定，中年妇女心中有了数。带着包里的录音机、墨镜、望远镜，还有卧底姐妹、暗访多时的若干媒体记者，她撤离婚外恋取证现场。 

这位中年妇女终日电话响铃不断，排着队要见她的，一是丈夫出轨、渴望被救助的中老年妇女，二是媒体。带着媒体“捉奸”，便成为她习以为常的工作特色之一。

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名，对外她通称“张玉芬”，德国媒体曾赠予她“中国第一女侦探”之称。而这十几年来持之不懈的搏命为她换来另一个更具识别度的标签：“二奶杀手”。

这些年，张玉芬把打击第三者当成自己的“革命”事业，办侦探所、建“反二奶同盟”、开通婚外情咨询热线，参与处理了上千起外遇事件。她的两台手机鲜有消停，最高纪录一天接了164通电话。在那些慕名而来的女人里，有人大哭不止，有人自杀未遂，有人被丈夫殴打却不知报案，还有人一来就扑通给她跪下了。

“二奶不除，社会没有和谐，只有威胁，”姐妹们的际遇坚定了她2008年1月写在《中华全国民间反二奶同盟宣言》上杀气腾腾的“初心”，“冲啊，大刀向二奶们头上砍去！杀！杀！杀！”

“火凤凰”：从全职主妇到女侦探

张玉芬圆脸、小个子，走在大街上也不惹眼。只有靠近，才会看到她那张坚硬的面孔：眉心纹和法令纹深刻，嘴角习惯性下垂。绝大多数时候，她戴着一幅墨镜，掩藏自己，也时刻观察并警觉着周围环境。这是经她多年斗争养成的本能——眼角余光一扫，便迅速判断隔壁桌男人身份特殊，因为他一直在看她；这家饭店老板很可能是河北邯郸人，因为他把“妈妈”的音发成“默默”。

张玉芬是1950年代末期生西安人，爱看逻辑性推理的电影，她对《尼罗河惨案》和《神探亨特》记忆深刻，还从后者汲取了最初的侦探经验：化装，买假发、望远镜，来时多带几身衣服，去时换上。

尽管走的是野路子，事实证明天赋＋实战让她在侦探这行游刃有余：她曾利用自己销售保险在小区摆摊的身份，摸去了“小三”家里；通过某房地产公司工作人员，弄出“情夫情妇以夫妻名义”购房的按揭合同，证实其为“重婚罪”，她还抓过干部出轨现行，给上电视了，一点马赛克没打……

她最近公开的一次“大手笔”是落马官员、原上海铁路局副局长龙京。张玉芬和龙京的原配妻子蹲点跟踪女主播的白色奔驰车、来到离市区50多公里外的高档小区里、向保安打听好楼号和房号后，2009年某个深夜，在龙京和女主播的惊慌中，原配妻子拿走了龙的手机。她们发现了龙京与另外16个情人的情色短信和照片，向时任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及一家取名为“人民监督网”的私人网站写了举报信。后来，这些材料也被人民监督网公布出来。

在成为所向披靡的女侦探以前，张玉芬是一名全职的家庭主妇。丈夫是某实权单位的干部，她说自己那会儿是天堂里的“官太太”，活在众人艳羡里，练气功、学中医，可是1997年的一天，相伴16年后，丈夫对她坦承：在外头找了个“小妹妹”，要离婚。

张玉芬懵了，毫无思想准备。1966年上学，1976年毕业，正好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张玉芬度过了人生的启蒙期。那个时代，“女的敢偷情，头发给你拽下来，烂鞋铰烂了给你挂上，敲着锣游街，男的和女的捆到一块儿开批斗大会”。1970年代末上山下乡时，她和丈夫自由恋爱了，都是初恋。她认定：跟一个人，就是一辈子。

她当然不愿离婚，跟丈夫耗足一宿。第二天，丈夫跑了，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接下来张玉芬经历了人生最崩溃的一周：她闷在家里，几乎不吃不喝。张玉芬自认是一个是非感很强的狠角色，“我不占理的事绝对不占，但我很少做错。只要你做错了，惹着我，我一追到底。”

寻夫十姐妹，就她一个还活着

就着望远镜和双腿，张玉芬开始追查丈夫的行踪。她守在单位前，观察丈夫上下班时的行车路线，然后以每天300米的速度一点点逼近目标，直至掘出丈夫和第三者的住所。丈夫搬家，她找到“窝点”，丈夫再搬。如此往复。

消息就传开了。照常强作精神在公园里化妆跳舞锻炼的张玉芬成了老头老太太的话题人物。开始是说她“没伺候好老公，男人跑了”，慢慢地大伙说：看她不难受又不闹腾，她会处理家庭事务。

一个比张玉芬大七八岁的大姐来找她聊天，一来二去熟了，又介绍了另一个同病相怜的姐妹。人越聚越多，凑到十姐妹，便有了日后“中国第一女子侦探所”的雏形。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谁愿意把自己的婚姻、自己的老公拱手让给别人？”张玉芬说。她曾经试图跑去妇联投诉，但除了见证更多的“怨妇”，一无所获。她试图诉之以法，但法院表示：民事诉讼里，“谁主张谁举证”。

“《婚姻法》保护不了我们，就证据这一关，门槛太高太高，处于弱势的妻子们永远迈不过去，何谈权益？妇联只是摆设，谁都靠不住，只能靠自己，就像国际歌所唱的那样：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她曾在一篇博客里写道。

于是，这些没有任何调查经验和侦查背景的中老年妇女，开始沿用最原始的盯梢方式，相互跟踪彼此的丈夫，因为“他们最怕的就是知道他们的窝点”。
   
姐妹们希望出一口长期积压的恶气，又矛盾地希望丈夫回心转意，所以，“窝点”浮出水面后，她们做的第一件事是灭掉离婚的导火索——第三者。

“找到以后先打二奶，扒裤子扒衣服，拉到大马路上打，有冤的申冤，有仇的报仇。二奶哪儿有用先打哪儿。”时隔十几年，回忆起“打二奶”的“黄金时代”，张玉芬仍然兴奋不已，明知道不治本，但又被什么召唤着似的，投身到这暴力的霎时狂欢中。

张玉芬没有打过自家的“小三”。但她联合自己一大家子，把丈夫揍过一顿。十年里，她：上夫家求挽回；登广告寻夫，曝光丈夫和第三者工作单位和照片；缉凶八年，终夺门而入，摄得丈夫和第三者的不雅照……丈夫没有因为她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回心转意。2007年，在11次起诉丈夫重婚罪未果后，张玉芬离异。

她并没有难过太久——她已经在一次一次跟踪暗访、角色扮演直至成功“破案”之中，找到了被更多受害者所需求的人生价值。“每抓一个二奶，我就几天沉浸在那种成就感当中。然后过完几天，我再接，再继续，又开始，”她说，“我热爱这场战争。”

而当张玉芬成立火凤凰侦探社、业务范围由西安拓展到全国之时，其他九姐妹正在一个个地死去，子宫癌、乳腺癌、肺癌、肝癌……“婚外情是最大的生命杀手，长期的压抑、苦闷，妻子把病做下了，”张玉芬在十年后说道，“要能把婚外情治了，社会才能稍稍安宁。”

“反腐斗士”：从宫斗剧到律政剧

据民政部《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大陆的离婚人数在2014年到达363.7万对，离婚率已是连续12年递增。其中，过半官司涉及婚外情问题。

在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出于对全职主妇的认可和保护，政府于2007年修改了婚姻法制度，规定即便离婚，妻子也可以拿到丈夫一半的退休金。韩国亦如是。相比之下，在中国，“法律上大的思路是男女平等，适当照顾女性。女性在财产分割上，表面上看肯定不会吃亏；但实际上一些女性由于不掌握财产总量，都不知道有多少财产可分。我们也还没有对照顾家庭而失去工作机会的女性（多数情况下是女性，但也可能是男性）的合理补偿机制。”北京怡天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向武表示。

随着张玉芬“打二奶”事业的推进，社会局势也在变得越来越复杂。

一方面，包括张玉芬发起的“中华全国民间反二奶同盟”在内，以原配为主力的“反二奶网”、“反小三联盟”等组织在陕西山东、福建等地“揭竿而起”；

另一方面，自2006年宣称“二奶的权利保护处于真空”的维权律师郑百春出现，开辟“二奶维权网”后，一篇题为《小三转正指南，告诉你如何上位》的文章在豆瓣网站流传甚广。号称“中国小三女性唯一官网”的付费网站“三情网”出现，最引人注目的标题包括诸如“用小伎俩让他对原配失去信任”、“面对正室的谩骂和攻击，你会退缩吗”……

张玉芬常常被邀请去电视台辩论。通常是夜晚八九点的黄金档，比如中央电视台《大家看法》，浙江卫视《人生AB剧》，或者云南台生活帮助类节目《我该怎么办》。节目形态基本是：围绕张玉芬“打二奶”的事迹为中心，邀请诸多婚恋关系中的男方、女方和研究专家，展开男人与女人、原配与第三者、法律与灰色地带的辩论。

张玉芬往往能获得女性的支持，曾有受邀嘉宾当场称赞她的事业“了不起”；但她的对手群体显然更为庞大，包括：少数理性的女人和几乎所有男人。

早年她容易激动、失控，在台上台下动怒，毫不留情对指责自己偏激、侵犯他人隐私的专家学者们大声骂开：“偏激，偏个狗x，你要遇见这，比我还偏激！”一次电话连线时，她骂得主持人赶紧切断了电话；她曾和“二奶维权律师”郑百春私下切磋，对方的论调是呼吁尊重人性和自由、保护二奶的人身权益——比如不挨打，沟通不畅，她最后扇了他一巴掌，走人。

但现在，她纹丝不动，戴着金丝边眼镜，像个睨视虾兵蟹将的东海龙王，冷冷打量反方。

她已经不再亲自动手“打二奶”，退居幕后总指挥。90年代那会儿，“打二奶还挺管用，还真有老公给打回家了”，有人报案，警察一听被打的是小三，也装作没看到。后来张玉芬经手的案子，出过一些岔子：有人追到“窝点”，捅了丈夫几刀；有人泼了硫酸，把丈夫毁容了，被判入狱……张玉芬本人也为此受过警方传唤——不过她迅速向媒体反映，肇事的丈夫是法院的一名高官，此事不了了之。

“打二奶”让张玉芬遭遇了赞誉或质疑的两极，但这项事业的衍生品——揪贪官——显然让她找到了更广泛的民意基础。

“基本上涉及到的都是官员，80％吧，尤其是权力部门的，公安局处长、铁道部部长……多了，只要包二奶的都是贪官。给二奶买大房子，买貂皮大衣，他们哪来的钱？”

截至目前，张玉芬经手的案子已有上千起。范围涵盖全国，重点是西安、北京，以及沿海富裕省份福建、广东等“重灾区”。据张玉芬表示，她最高抓到过省级干部的“奸”，还不止一个。尤其办公地点从西安迁到官员扎堆的北京后，更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这使得近年来，她成为媒体眼中的“反腐斗士”。她陆续写下24条给《婚姻法》的建议，比如“把婚外情作为选拔干部和任用干部的一项标准”。 

某种程度上说，她镇住了不少官员，许多人怕他。

有人掏40万人民币要买通她，她说：不可能，今天拿你一分钱，我一辈子抬不起头。
有人跟踪她。“有时候我发觉有人盯梢，走到十字路口就突然拐弯，藏到小卖部里。等他找不到我往回走的时候，我反过来跟踪他，他回头看见我跟踪他，毛了。”

她时不时接到恐吓电话。最近这几天，正有两路来自邯郸和上海的人马兵分两路到处找她，甚至问到了门头沟妇联。

当然她至今安然无恙，也许出自媒体高曝光率的保护，也许出自中国官场暗涌微妙的制衡。但信佛的她更愿意说：我算过命，有观世音护体，一般的邪气进不到我体内。我的命是山上的火，越烧越旺。

妇女救助新角色：“张姐是我们的’女神’”

如今的张玉芬已开辟了又一番天地。她举办学习会，邀请刑法、婚姻法专家为成员集体上课，学习跟踪调查取证的注意事项；她在西安创办了一个艺术团，定期汇演，开始是几个老太太，现已初具规模；不过，在北京郊区一处几百元租来的月亮湾救助站，她依然会一边吃着陕西大拉皮一边语调高昂地和姐妹们说起当年打二奶的故事——刚来的姐妹们爱听这些，在现行体制处处碰壁的情形下，这些砸烂旧世界一类的故事听来励志又解恨。

“救助站是一个新的起点，因为’捉奸’、打’二奶’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物质和取证都是表面现象，关键是心理上自己得强大，还是要自强自立，不要依附男人，不然倒霉的是自己。”

救助站只有十来平米，一张大通铺，一个单人床。这是张玉芬转型后的新寓所，它有着一个充满母性光辉的名字：月亮湾情感驿站。她希望把这里“发展成妇女养老院，专门收治因婚外恋被抛弃的妻子及失独者的家庭”——不过眼下，月亮湾同大陆大多数草根NGO一样，面临缺乏资金和难以注册的问题。

全国的求助电话一路涌进来，河北唐山，新疆伊利……然而资源有限，张玉芬只能接一些遭遇相对惨烈而又较理性的当事人。“国家都管不了，我还能管吗？”她说。

某种意义上，张玉芬的“月亮湾”已经成为一个“访民救助站”。在这里收留的姐妹里，武小华和封西霞都是丈夫出轨后，被卷入一场与国家公权力的斗争，她们失去工作，很可能老无所养。武小华是河北邯郸成安县一名教师，2005年，在身为法院副院长的丈夫出轨后，她被第三者当公安的哥哥召集了十多人在法院门口围殴；封西霞是张玉芬老乡，和同一工厂的丈夫自由恋爱。丈夫在1990年代出轨，动不动对她拳脚相加，甚至打断了她的手指，最后她净身出户，也丢了工作。两人都是老上访户了。张玉芬领着她们上媒体，与公检法交涉。

“张姐是我们的’女神’，”反复被截访、劳教的封西霞说。

“国家在进步，但我总感觉，道德沦丧，”在婚外情愈发为社会宽容的今天，张玉芬立志继续捍卫传统的婚姻价值，与婚外情和“二奶”抗争到底。她把微信姓名改为“中国妇女维权人”，头像是偶像毛泽东题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张玉芬没有再嫁。她对前夫的结局很满意：“他被公家开除了，二奶也被开除了，二奶他们家所有的人都受到冲击和连累。我等于给他俩判了无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