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鞍华、廖伟棠对谈：香港经此世变，诗是高度痛感｜金马入围纪录片《诗》
“就算电影将我们诗人删去，留下诗的部分，都功德圆满。我们不重要，我们这班诗人不过是诗的载体，将诗带出来。”
一切荒诞都已经荒诞过了——由小说《大典》说起
我把《大典》称为反反乌托邦小说。它尝试在荒诞绝望的现实中推导出一丝缝隙，从而达到让人不敢想像的破局——《大典》的破局并不是革命，而是来自“科技专政”的失控和暧昧。但之后的答案，依然悬而未决，令人掩卷悲凉。
“就算电影将我们诗人删去，留下诗的部分，都功德圆满。我们不重要，我们这班诗人不过是诗的载体，将诗带出来。”
我把《大典》称为反反乌托邦小说。它尝试在荒诞绝望的现实中推导出一丝缝隙，从而达到让人不敢想像的破局——《大典》的破局并不是革命，而是来自“科技专政”的失控和暧昧。但之后的答案，依然悬而未决，令人掩卷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