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何看待WHO在此次疫情中的反应？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全球卫生预防框架？“全球安全网络”是否只是遥远的理想？
2月22日，中国世卫组织联合专家考察组进入武汉考察疫情。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此前对《财新》透露，“专家小组”的成员包括12名国际专家或世卫组织专家，由来自美国、日本、 韩国、新加坡、德国、俄罗斯等来自流行病学、病毒学、临床管理、疫情控制和公共卫生领域等专家组成。
此前WHO派遣的由三名专家组成的“先遣队”已于2月10日抵达北京。先遣队成员包括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加拿大公共卫生应急专家艾沃德（Bruce Aylward）博士，及世卫组织新型传染病和动物传染病代理负责人科霍夫（Maria D. Van Kerkhove）博士。经协商安排后，决定在专家小组成员17日均抵京后，对北京、广东、四川开展现场考察。
协商之初，世卫组织成员并未将中国此次疫情重灾区的湖北和武汉纳入行程。耶鲁大学全球健康政策与经济学助理教授、美国中国卫生政策与管理学会会长陈希认为，主要原因应该是湖北当前处在防控疫情的关键期，接待能力有限。但在专家小组确定前往武汉之前，引发不少质疑。彭博社评论专栏作家敏特表示，“中国不愿让专家小组进入疫情发源地，此举不仅否专家防疫能力，还对中国提供信息信任度造成损害，简言之：中国在隐瞒什么？很不幸地，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大流行时，全球就已遇过相同问题”。
而这仅是WHO与中国在此次疫情中的争议点之一。
WHO“乐观”而迟缓的行动
1月23日上午，湖北武汉、黄冈和鄂州封城，覆盖了大约2,000万人口。此时正值世卫组织召开紧急会议（Emergency Committee），商议是否应判断此次新冠肺炎构成“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简称 PHEIC）。1月22日讨论后，世卫组织成员宣布“明日再做决定”，最终于1月23日宣布，新型冠状病毒并未达到PHEIC的标准。同时，在1月23-25日的报告中，世卫组织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风险等级为“中”。
然而数天后的1月27日，世卫组织发布报告，坦承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风险应为“高”，在中国的风险“非常高，在区域层级上高，在全球层级上也高”，并称在23日到25日报告中出现的错误，是“措辞有误”。
瑞士公共卫生学院（Swis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联合主任法拉欧（Antoine Flahault）对风险等级的错误评估表示，“这是个错误，绝对是个很大的差错…我真的觉得这是个大错，现在已经更正了。”
此后在1月30日，随著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确诊病例增加，世卫组织终于将新冠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谭德塞在发布时强调，“这一宣布不是对中国的不信任，而是担心疫情在卫生条件不佳的国家扩散”，并对中国政府应对疫情的努力和及时反应表示赞赏，同时批评禁止班机飞往中国及限制中国人入境的国家是“不必要地干涉国际旅行和贸易”。
PHEIC是世卫组织认定一个传染病或其他公卫事件“可能对其他国家带来危害、且需要跨国行动应付”的标签。宣布PHEIC意味着世卫组织判定该事件会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对其他国家构成公共卫生风险，而国际社会也有需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
“亲中”争论
美国《华盛顿邮报》2月9日重砲抨击世卫在应对疫情上失责，指出世卫创造的“错误的安全感”，恐是疫情在一个月内迅速恶化成全球性危机主因。
同时，世卫组织在22日宣布推迟决定也引发大量质疑，焦点之一便是是否受到中国方面的压力。香港教育大学关注健康政策改革的和经纬教授表示，“依照原则，公共卫生事件不应当带来标签化和污名化的后果，但当世卫宣布一个全球卫生紧急事件时，本质上，它改变的是全世界对你的预期。”和经纬认为，中国会希望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世卫的反应，也会影响到对内的舆情。
英国卫报认为世卫组织的行为是“却步”。自1月23日，国际请愿网站上有逾39万人联署，质疑WHO的“政治中立”，促总干事谭德塞为低估疫情辞职。
但与之相对的是，英国的权威医学杂志刺胳针（The Lancet）的主编 Richard Horton 则在推特上表示这样的说法有失公允，认为世卫组织有说明自己是为了做决定之前收集更充分的证据。
谭德塞同样也否认了中方施压的说法。他说，中国从未干涉此事，当WHO表示将专注于科学事实时，中方没有任何异议，而即使中国施压，也不会改变什么。他表示不宣布PHEIC是因为当时中国以外的病例数量很少，在中国境外不存在人传人的证据，对病毒的严重性和传播性也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
《华尔街日报》对此评论，“在与流行病做斗争的几十年中，WHO很少需要与中国这种政治和经济大国打交道。WHO希望将中国的影响力和资金吸引过来，用于支持全球卫生事业，因此承担不起疏远中国领导层的代价。在防范一场全面疫情的过程中，WHO需要北京方面的合作，而且这可能不是最后一次。”
2018年世卫组织的财报显示，中国在世卫的会费额度为3967万美金，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后；但是世卫主要的预算来源是各个国家和国际机构的自愿捐款，中国在2018年作出的自愿捐款仅632万美金，仅仅占会员国自愿捐款总额的0.5%。
而对于中方应对疫情的反应是否值得称赞，许多网友及媒体与谭德塞意见相左。《纽约时报》的研究员巴克利（Chris Buckley）与北京分社社长迈尔斯（Steven Lee Myers）联合撰文称，中国官员在关键时刻选择“避免引起公众恐慌和政治尴尬”，实行淡化危机，使医护等人噤声，令武汉1100万居民疏于自我防护。
WHO前西太平洋地区主任尾身茂表示，中国初期行动滞后，致使武汉肺炎疫情蔓延。他认为，WHO上周曾一度暂缓宣布将疫情列为PHEIC，由于当时信息极少、人传人的感染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主，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但其后向海外的传染扩大，报告数激增，WHO应比1月31日更早一点发布宣言。
WHO的定位及“全球安全网络”
和经纬教授对端传媒表示：“相比世行等国际机构，世卫的位置没有那么重，规模也比较小，但是一旦遇到卫生事件，它的影响力就会变得很大，牵一发而动全身。它貌似只是一个卫生领域的组织，但是背后都是大国角力，里面是各个国家要施展的软实力的关键窗口。”
早在2005年《国际卫生条例》修订时，便产生了“全球安全网络”（Global Safety Net）的概念。“全球安全网络”希望在疫情所在国超过承受能力的时候，人类社会能够提供全球协作。但据“全球防范工作监测委员会”2019年的报告总结，“在大流行病方面，我们任由恐慌和忽视循环往复：当存在严重威胁时，我们加大努力，当威胁减弱时，我们很快将其抛诸脑后。”
文：端传媒实习记者王筠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