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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人数回升,意味香港社运走出低迷?13万民意能否抵挡《逃犯条例》修订?

“近两三年社运气氛低迷,如一潭死水,今次游行可谓为民主派打一支强心针”,你同意吗?

2019年4月28日,民间人权阵线举行游行,反对政府修订《逃犯条例》。

2019年4月28日,民间人权阵线举行游行,反对政府修订《逃犯条例》。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端小二2019-04-29 发起

数万人参与反修订《逃犯条例》游行,有人认为人数众多政府需予以回应,亦有人认为这只是“一些没说服力的民意”政府不需理睬,你认为游行会改变修订《逃犯条例》的局面吗?

此次返修订《逃犯条例》是自林郑月娥上任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游行,它是否会进一步影响林郑的民望?

蔡子强指出“近两三年社运气氛低迷,如一潭死水,今次游行可谓为民主派打一支强心针”,你认为本次游行是否会进一步影响香港的民主进程?

4月28日下午4时,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举行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游行,游行队伍从铜锣湾东角道出发一路行至香港政府总部,要求港府撤回修例。

游行原本定于下午4时出发,但因人数众多,民阵应警方要求,提早约20分钟出发。游行龙头于晚上5时半分抵达立法会终点,龙尾到晚上7时45分达到。此次游行的口号除了“反引渡条例”、“反送中”外,还有“林郑下台”,因此有评论亦指出,此次游行可能将为林郑月娥本就低迷的民望再添阴霾。

民间人权阵线副召集人陈皓桓表示,此次游行有13万人参与,虽然警方给出的数字是2.28万人,但无论是按哪一方所统计的数字,本次游行都是特首林郑月娥上任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同时也是自2014年七一游行以来游行人数最多的一次,超过此前声援新界东北及双学三子案的“13+3”游行。

署理行政长官张建宗于游行结束前已发表回应,表示游行人数多寡并非重点,重申修例有必要,强调有必要解决台湾杀人案引渡问题,并堵塞现有法律漏洞。

另一方面,不少人因游行人数再飙高而为之振奋。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表示,相信在囚的占中4子可在新闻中见到上街人数,令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包括“占中九子”被告陈淑庄、张秀贤在内,歌手黄耀明和何韵诗、前政协委员刘梦熊、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大律师兼前立法会议员吴霭仪等人均参与了此次游行。其中,刘梦熊手举“保卫‘一国两制’”的抗议牌走完全程,之后他在路边感到心脏不适和晕眩,被送往玛丽医院检查

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在采访中指,今次游行人数激增主因有二:其一是特首林郑月娥的“神话破灭”;其二是近日占中九子案的判刑结果为社会渲染悲情气氛,其中被判刑的人士入狱前仍呼吁市民上街,触动部份市民藉参与游行向九子致意。

4月24日,“占中九子”当中4人被判即时入狱。而就在游行前日,被判入狱16个月及8个月的陈健民及黄浩铭,于早上在荔枝角收押所被带上囚车,被摄影记者拍下的那一刻,后来在网络上广传。

蔡子强指,林郑上任之初期的民望是得益于“梁振英红利”,“因为大家对梁振英反感太大,因此对林郑月娥疑中留情,只是这种情况延续至《逃犯条例》修订事件告终”。

蔡还认为,游行人数创近年高峰,多少为议会中尚未就《逃犯条例》修订有明确取态的建制派议员造成压力;同时亦为民主派带来鼓舞,“近两三年社运气氛低迷,如一潭死水,今次游行可谓为民主派打一支强心针”,预料会为泛民议会内的表现及选举产生正面因素。

各界回应

此次修订《逃犯条例》反对者声浪较大,前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形容《逃犯条例》的修订会将香港的“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他认为内地并非司法独立,且是有罪推定,这会干扰。刘梦熊强调,法律是共产党的政治工具,容易做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虽在此前表示拟修订《逃犯条例》不适用会于政治类案件。但对此,曾于中国大陆被扣押的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创办人林荣基并不确信,他表示此前已有多名港人被内地当局带走,当局并非以政治罪起诉,而是以“刑事罪行”包装,如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民海、书商姚文田等。他表示不会回香港。

林荣基担心不能再保障港人安全,已于4月25日离开香港,抵达台湾,成为因为《逃犯条例》逃离香港、公开且受瞩目的第一人。

虽然政府发言人一再强调,逃犯条例的修订目的是2018年初在台湾发生一宗港人杀人案,同时堵塞香港跨境刑事事宜协作制度的漏洞,但没办法平息公众疑虑。

一位参与者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今天若不出来游行,恐怕将来已没有机会。她表示,《逃犯条例》修订一旦通过,香港必定首当其冲,所有的自由、人权都会受到限制。而《逃犯条例》并不只影响香港人,其他国家的人在香港中转,只要他们是中共的目标人物、他们也一样逃不了。在其他港媒的采访中,多数游行民众亦持类似观点。

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Chris Patten),歌手黄耀明和何韵诗等人都在采访中表达了对修订《逃犯条例》一事的忧虑。黄耀明称,这次大家出来参与游行是因为“人人自危”。何韵诗亦表示,每一个人,“可能你在家中电脑打一句话,都能触及到这个可能会通过的法例”。

也有评论认为,此次修例针对来自中国大陆但居香港的“金融白手套”(帮企业洗钱)。美国银行及中国建设银行(亚洲)前高级副总裁吴明德告诉港媒,此条例“是藉《逃犯条例》修订捉拿藏富香港的走资白手套,是内地权斗的伸延,但同时就累及港人成牺牲品”。

此次修订法案亦有支持的声音。29日,叶刘淑仪今于商台节目表示,反对修例人士企图制造另一个反《基本法》23条立法事件,不过现时本港的政治及经济情况稳定,情况与2003年不可相比。她强调,政府就修订《逃犯条例》已作出好多让步,直言是退无可退。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谭惠珠表示,希望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或法案委员会尽快审议,认为立法会“才是真正法律上有功能及责任审议平台”,而非透过街头抗议的方法。她质疑有不同政见的人骑劫立法会功能,有人更活跃地提出包围立法会。她希望7月休会前获通过,并对此“拭目以待”。

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更在无线节目“讲清讲楚”上表示,林郑月娥不需要对因此次游行而做出让步。他指反对声音都是政治口号:“都是不理解移交疑犯是什么东西,所提出的忧虑都是法例已经保障了,一些没说服力的民意是不具代表性的”。

但同属建制派一员的实政圆桌的田北辰不表认同,他强调修例源于台湾杀人案,惟现时游行人数新高,政府不能漠视,同时于立法会法案委员会亦未能选出主席,“46条罪项逐条倾,一年都唔知倾唔倾得完?”他提及,政府的三隧分流方案都曾两次交立法会审议但最终撤回。

游行和修例缘起:台湾杀人案

此次游行和《逃犯条例》修订,起因需追溯至一年前在台湾发生的一起命案。2018年2月,香港人陈同佳和潘晓颖入住台北紫园酒店,并发生争执,后陈同佳将潘晓颖勒死,并将其尸装入粉红色行李箱,运离酒店,抛尸荒野,自己独自返回香港。

返回香港后,陈同佳对潘晓颖的财务进行处理,包括汇丰银行提款卡、数码相机、智能手提电话、台币两万元及约港币1万9千元。

2018年3月,陈同佳被香港警方拘捕,但受到《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和《逃犯条例》的限制,香港警方只能控告他盗窃财务,不能控以杀人罪名。若要控其杀人,则需将他引渡回台湾。特首林郑月娥称,谋杀案受害女子的父母曾五度去信她求助。

2019年2月,香港保安局以台湾杀人案为由,开始推动修订《逃犯条例》,同年3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联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等主要官员,罕有地召开“三合一”记者会(交代沙中线、逃犯条例、三隧分流),其中宣布就《逃犯条例》所作修订将提交立法会首读。

在立法会首读及二读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之时,林郑月娥再次强调,“现时没有法律基础处理台湾杀人案,并因而无法与台湾做到移交逃犯”、“现时在法律上处理移交逃犯是有漏洞。”

她同时还表示将修订《逃犯条例》,建议“特别移交安排”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其他部分”。立法会《逃犯条例》修订法案委员在4月17日举行首次会议,会议中未能完成选举正副主席程序,第二次会议预计在4月30日举行。

消息一出,引起各界恐慌。不少人对中国大陆司法制度缺乏信心,担心未来中国大陆会引渡香港人到内地受审。亦有人认为中国未有独立司法,此例可威胁到其他领域人士。

华人置业前主席刘銮雄在消息发出后,就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逃犯条例》修订。刘在入禀状指出,他在澳门的欧文龙贿赂案中被不公义定罪,一旦修订《逃犯条例》通过,唯有流亡海外。

于此同时,媒体组织亦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提到,修改条例“带来寒蝉效应,威胁记者人身安全”。声明列举了几起记者在中国大陆受当局骚扰的案件,这些记者被控违反了《逃犯条例》拟议修订将包括的可移交罪行,比如毒品犯罪和贿赂。

香港大律师公会(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同样是对政府提议持批评态度的团体之一。大律师公会周二表示,与中国大陆之间没有移交安排不是“漏洞”,而是立法机关在1997年做出的决定,原因是香港与大陆的司法制度存在根本性差异,以及对内地人权保护不力的担忧。“政府全然未能解释1997年以后内地的人权纪录及刑事司法制度有明显改变的说法。”

于是25日,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发起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游行,呼吁市民通过游行,要求港府撤回修例。

4月29日,陈同佳案在高等法院判刑,基于司法管辖权问题,律政司未能控告他谋杀。陈早前在高等法院承认洗黑钱罪,法官判陈入狱29月,由于陈已被囚逾13个月,估计将于本年10月中获释,这或意味立法会仍有数月时间商讨条例。

数万人参与游行反修订《逃犯条例》,是否会改变修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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