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猫，政治学学者）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1936-2024）去世了。7月22号一打开社交网络，两条消息霸占了屏幕，一条是拜登退选，另一条就是斯科特去世（注：斯科特其实是7月19号去世的，他的家属21号在推特上发布了消息才被外界知道）。很多政治学的朋友纷纷表示他是自己最喜欢的政治学家，其中不乏做社会政治学的朋友，有做调查实验的政治学家，甚至还有研究定量方法，和做计算社会科学的政治学者，而斯科特的研究方法主要为民族志和案例分析的定性研究。当然在政治学家之外还有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在悼念。为什么斯科特作为一个政治学家，可以横跨这样大的学术光谱，吸引到完全不同领域的学者呢？我想主要是因为他在理论上的创造力，以及他的研究所鼓励的人本主义和对个体的关心。
斯科特的研究范围非常广。他独自写过至少10本学术著作，合著和论文更是不计其数。题材从早年的马来西亚的政治意识形态（1968）和政治腐败（1971），到成名作《农民的道德经济学》（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1976）和大名鼎鼎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1985），再到《隐藏的文本》（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1990），和最近关于国家起源的研究《反谷》（Against the Grain，2017）。
他对话的理论从集体行动理论到制度分析，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分析到后殖民主义。斯科特的研究横跨多个学科，采用了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种方法和理论视角，因此想要定义他作为一个政治学家是很困难的。他和绝大多数做理论或者做经验研究的政治学大师都不一样。斯科特不是植根于书本，不是从一个理论推导到另一个理论，而是植根于土地，理论由田野观察所启发。这种视角在政治学家里是如此特别，以至于如他自己所说，“我与政治学渐行渐远，不过也可以说政治学和我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