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猫,政治学学者)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1936-2024)去世了。7月22号一打开社交网络,两条消息霸占了屏幕,一条是拜登退选,另一条就是斯科特去世(注:斯科特其实是7月19号去世的,他的家属21号在推特上发布了消息才被外界知道)。很多政治学的朋友纷纷表示他是自己最喜欢的政治学家,其中不乏做社会政治学的朋友,有做调查实验的政治学家,甚至还有研究定量方法,和做计算社会科学的政治学者,而斯科特的研究方法主要为民族志和案例分析的定性研究。当然在政治学家之外还有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在悼念。为什么斯科特作为一个政治学家,可以横跨这样大的学术光谱,吸引到完全不同领域的学者呢?我想主要是因为他在理论上的创造力,以及他的研究所鼓励的人本主义和对个体的关心。
斯科特的研究范围非常广。他独自写过至少10本学术著作,合著和论文更是不计其数。题材从早年的马来西亚的政治意识形态(1968)和政治腐败(1971),到成名作《农民的道德经济学》(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1976)和大名鼎鼎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1985),再到《隐藏的文本》(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1990),和最近关于国家起源的研究《反谷》(Against the Grain,2017)。
他对话的理论从集体行动理论到制度分析,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分析到后殖民主义。斯科特的研究横跨多个学科,采用了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种方法和理论视角,因此想要定义他作为一个政治学家是很困难的。他和绝大多数做理论或者做经验研究的政治学大师都不一样。斯科特不是植根于书本,不是从一个理论推导到另一个理论,而是植根于土地,理论由田野观察所启发。这种视角在政治学家里是如此特别,以至于如他自己所说,“我与政治学渐行渐远,不过也可以说政治学和我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