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选47人案中，45人被裁定“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成，于6月25日开始分批求情。首批为法庭所指的“组织者”，包括认罪的戴耀廷、从犯证人区诺轩、赵家贤、钟锦麟，以及经审讯后罪成的吴政亨。案件由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李运腾及陈仲衡审理，原订三日、最终于两日内（25、26日）完成。
戴耀廷代表律师是资深大状黄继明，区诺轩、钟锦麟代表律师为谢伟俊律师行的陈慕贤，赵家贤由大律师利琛代表，吴政亨则由大律师石书铭代表。
这是三年多来戴耀廷首次露面。首日，戴首先进入被告席，坐在被告栏中央，被三名惩教职员看守。他身穿黑色西装外套，面露微笑朝公众席点头、挥手，精神不俗，开庭前起身与律师团队交谈。区诺轩穿黑色运动外套，目光停留在公众席，偶尔露齿一笑。赵家贤则消瘦不少，直望前方。区、赵、钟列于被告栏右边，各被两名惩教署职员看守。吴政亨则坐在左侧，对公众席微笑。
首五人的订罪级别成为焦点。《国安法》第 22 条订明三级刑罚：“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积极参加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参加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庭上，戴耀廷方提出两年刑期，争议自己在国安法后“角色轻微”，且是“真诚地错信初选合法”；三名从犯证人以向控方提供协助或中途退出“35+”等为由，要求减刑 40% 至 55%；吴政亨则主张自己属最低级别的“其他参加者”。
前立法会议员邵家臻、刘慧卿、吴霭仪、政治漫画家尊子等，在开庭首日循公众途径旁听。第二日，同案被告谭凯邦、刘颕匡、邹家成亦列席正庭被告栏旁听。
控方陈词引中国刑法 辩方反对指做法“危险”
求情第一日，控方代表副刑事检控专员万德豪于陈词开首声明，本案的唯一诠释为根据《刑事罪行条例》第159C条串谋罪行的罚则，串谋罪行的刑罚应和实质罪行一致 (in line)。法官李运腾指出这是一个可能的诠释，但不是唯一。万又指，鉴于对社会影响重大，亦应有具阻吓性的刑罚。
控方亦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3及105条（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第103条是中国第一条有关国家安全的条例，而105条则与国安法第22条相似，同样提到“首要分子”的概念，提议法官参考。
李则指，根据“吕世瑜案”终院判决，香港法庭不可参考一般内地刑法，问控方引用内地条例是否“走后门”。万指，不认为属于“走后门”，重申需要审视“立法原意”，又指两者使用相同术语及同一套立法。李又指，国安法衔接香港和内地法律，若两地刑罚不同，会否奇怪。万重申，故认为需要参考内地法律。
辩方于第二日提出反对，指香港仍在行一国两制，即使《港区国安法》衔接内地法律，也只应引入个别国安概念。认为控方引用内地一般刑法，做法“危险”，等于引入内地量刑法则。
控方拒指明各被告所属级别 仅指戴为“首要分子”
法官向控方提问，即使同一罪名，会否根据被告的参与程度而归类为不同刑罚级别。控方同意，并列出法官应考虑的因素包括：被告扮演的角色、被告的行为、其行为的后果、可能的风险、当时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当陈庆伟要求控方表明各被告的刑法级别时，控方拒绝，指直接阐述控方取态“不太恰当”。陈追问控方，指控方必然有立场，举例“若戴被裁属第三级，你一定上诉”，再要求控方形容，何种罪行属“首要分子”级别。控方即声明，认为戴属“首要分子”。
休庭后，控方回应对三级刑罚的定义：第一级（首要分子）为参与、组织、主导计划的被告，同时亦可考虑被告如何令计划更成熟等；第二级（积极参与者）为扮演主动角色，积极参与的被告；第三级（其他参与者）即不属第一和第二级的被告。控方认为，组织者为计划的“幕后主脑”，因此无法接受“组织者不属首要分子”，他比喻组织者为聘用杀手的雇主，“没有主脑，就不会有暗杀，就是如此简单”。
控方亦引述《国安法》第33条，认为两名从犯证人出庭作证，符合第三部分“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或者提供重要线索得以侦破其他案件”，可构成减刑因素。
辩方：戴于国安法后“没有角色” 属其他参与者
戴的代表律师黄继明陈词，首先提出戴的量刑起点为三年，认罪后扣减一年，最终刑期应为两年。黄形容人们或会觉得2年的刑期建议“太有野心、太大胆（ambitious or even audacious）”，但这是考虑过法律原则、事实、和戴的个人情况所得出的结论。
黄主张本案就《刑事罪行条例》第 159C 条串谋罪的定罪，而不使用《国安法》的三级刑罚。他续指串谋罪不受最低刑期限制：在1983年前，串谋罪不设最低刑期，1996年后由普通法罪行列入法例成为现行159C后，虽有调高最高刑期，但仍不设最低刑期。因此反对控方所指“立法原意已预视并接受未来案件设最低刑期”。
黄陈述，戴于《国安法》生效前已在筹备初选，当时并不违法，法庭不应追溯当时戴担任的领导角色。而戴在7月16日于社交平台内亦宣布“休息”，后来的行动与戴无关，应被视作第三级“其他参与者”。
陈仲衡反对戴于《国安法》生效后“没有角色”，反问辩方，若戴属“其他参与者”，本案还有谁属“首要分子”及“积极参与者”，陈庆伟闻言发笑。黄指，被告的罪行是在《国安法》生效后“没有停止”筹备。陈庆伟打断发言，指不仅没有停止，而且“继续”。
黄指出戴“没有参与非法行为，亦无法控制会参与的人”，戴没有从中获利，与控方所谓雇用杀手的例子不同。陈打断黄发言，提醒黄不要忘记戴在7月6日及9日的初选记者会中发表“初选不违国安法”的言论。黄回应，当时戴以法律学者、而非领导者的身份发言。
法官拒纳戴在《国安法》生效后“角色轻微”
求情进入第二日，戴代表律师续指，他认同戴“有角色”，但对“主脑”说法有保留。辩方重提法庭不应追溯《国安法》前的行为。陈仲衡举例，假设3名法官一年前协议、筹备打劫银行，事前的筹备是否与判刑无关？辩方反驳，谋杀、打劫从来不合法，但初选计划是七一后才突然“不合法”（unlawful）。
李官质疑，戴8月仍问“民主动力”资助 100 万元作民意调查，统一胜选者行动。辩方回应戴即使不想做，也不能辜负众人期望；他也不能直接全身而退，仍须处理后续事宜。辩方重申，被裁定违法的是下一步的“无差别否决预算案”，但戴在立法会没有席位，也无法控制其他人。
三名法官退席商议后，没有接纳戴在七一前的行为与罪责无关、在七一后角色轻微的观点。
随后，辩方呈上四封求情信：港大法律系教授陈弘毅、首席讲师张达明赞扬戴对法律界贡献良多，曾获授荣誉勋章，推动基本法及人权教育，追求法治、双普选。“中国基督教播道会恩福堂”创堂牧师苏颖智则指，戴对教会作贡献，又经常关注警方与学生的冲突。
戴亦亲撰求情信。辩方强调非暴力手段是戴“非常坚定、坚定、坚定”的毕生信念，并认为“揽炒十部曲”只是戴提出的“博奕论”（game theory），并不代表他“提倡”（advocate）暴动，而戴只参与了整个理论的一小部分。
辩方亦引述行会成员叶刘淑仪、汤家桦、基本法委员会成员陈弘毅等人就初选及“35+”计划发言，当时他们指“可能”违反国安法，但无肯定答案，因此戴是“真诚但错误相信”初选合法。
戴耀廷求情完毕后，申请不在余下的求情日出庭，获批。离场时，戴神色平静，向旁听席挥手。
3名从犯证人最终要求减刑40%-55% 不等
区诺轩要求刑期减半。辩方指，中联办谴责初选后，区与当局几名人士对话，决定在 7 月 15 日宣布退出，并游说赵家贤、戴耀廷停手；加上他担任从犯证人，有助推进案件，符合第33条的“自动中断犯罪”、“揭发罪行”减刑因素。
法官数度询问，若辩方争取区属“超级金手指”（supergrass，即提供重大协助的污点证人），可获减三分二刑期；代表律师多次重申未收到相关指示，区则双手高举交叉及摇头。有法官认为，无证据显示区诺轩达到“超级金手指”程度，但其供词有助建立案情。散庭前，辩方确认不争取区属“超级金手指”，只减刑 50%，但欢迎法庭扣减更多。
钟锦麟一方则称，他已尽所能提供资讯，要求扣减一半刑期。陈庆伟指，其证词不及区的有用。代表律师解释，因为钟锦麟在串谋中的参与有限。
赵家贤律师在书面陈辞中，指赵尽所能提供协助，争取属“超级金手指”，扣减三分二刑期。李官质疑，“超级金手指”须承受人身风险。律师继而改为要求扣减40%至55%刑期，指法庭可归纳赵为“积极参与者”中的较高量刑点，再进行减刑。
辩方亦重提2019年11月赵在新城市广场遭咬下耳朵，指“温和民主派”如赵，也在2019年受到如此创伤。李官明言，此事无助于减刑。
散庭前，法官强调证人减刑须视乎证供有用程度，而非是否尽力提供协助。
吴政亨：一直是“局外人”，不提倡无差别否决
吴政亨方主张自己应属“其他参与者”，从头到尾是个人行事。吴亲撰求情信，由代表律师读出。读信时，吴大部分时间垂头，不时闭目。
信中，吴忆述自己13岁移居澳大利亚，长大后投身金融业，成长中很少就政策表达强烈意见；但一直秉持自由民主、权力制衡原则，深信“文明、民主的过程”可排解分歧，因此对初选非常热心。
他自称在政治世界是“无名小卒”（nobody），认为投票是选民的权利、义务，而增加初选成功的机会是他的权利、甚至责任，因而发起“三投三不投”宣传。
吴称自己没有参加“35+”计划，也非候选人，是“局外人”，对被指为“组织者”感诧异。他形容自己与戴的关系更像“游说团体和决策者”，而他的游说常被忽视；亦称自己从未主张候选人要承诺“无差别否决”。
李官指吴“至少知悉”串谋，法官陈庆伟则提及，吴曾花巨额在《苹果日报》登头版广告宣传初选，李官认为反映吴想确保“35+”成功。辩方回应，广告内容未提及无差别否决，仅呼吁市民在初选投票。
（下一轮求情在7月2日，涉袁嘉蔚、梁晃雄、郑达鸿、徐子见、杨雪盈、彭卓祺6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