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4年3月18日晚间，一群不满国民党立委张庆忠以30秒通过“两岸服贸协议”的学生及公民团体，冲进立法院瘫痪议事，并展开为期24日的公民运动，台湾社会也因著这种全面性的运动受到剧烈摇晃，那股盘据街道对峙的余热，依旧弥漫至今。
一念之变，十年之途，当年的运动者如今有著截然不同的际遇，各自走出不同的人生，台湾政治版块在太阳花学运后亦面临重组洗牌，公民社会随之兴起、茁壮与健步迈前，持续在后太阳花时代吹拂台湾社会。如果记忆有期，十年之后，你还记得哪些？如果记忆无法抹消，参与者又如何与其相伴？端传媒将自3月13日起，刊载太阳花学运十周年系列文章及特制页面，向著记忆的碎片发出回声。
（黄哲翰，世界台湾同乡会联合会（WFTA）成员；乔瑟芬，文化工作者、非政府组织成员）
太阳花学运（编按：在台湾亦常见以占领立法院的3月18日称为318学运）对台湾而言，是一场关于觉醒与改变的巨浪，在帝国夹缝里，选择从中国转身，走向世界；而推起这场巨浪的深层暗流，则来自台湾民间社会力被迫抵抗中国以商围政的策略下、于马政府时代迅速白热化的主体性危机：两岸整合统一的弦外之音盖过了本土认同；党纪与技术官僚思维的专断越过了民主宪政；政商买办集团的活跃，剥夺了民间对社会经济改革的期待。
自2008年的野草莓运动起，民间社团借由国家主权、环境保护、居住正义、性别平权、劳权、反媒体垄断、程序正义等倡议运动渐次结盟，最后动员出一股同时聚结了“台湾认同”、“民主宪政”、“社经改革”三项旨趣的庞大政治力量。
这股新兴的政治力量突破了80年代党外运动以来、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吴介民所称之“克劳塞维兹的魔咒”（吴介民，2002）——来自民间的进步改革力量不再是政治本土化运动被工具化的附庸，社会力自主地实现了对政治社群（主要是民进党）的弯道超车，一时之间成为主导台湾政治改革方向的最大力量。
如此也使得台湾认同与国家主体的想像不再由传统的台独运动一家专卖，其跨出原本政治社群框架（“蓝绿”、“统独”对抗）的同时，也获得了巨浪般的群众基础。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员吴叡人以“黑潮”喻之（吴叡人，2016），此一透过反抗精神与一系列进步改革旨趣所集结而成的广大社群共识，标志著以台湾为国家主体之“公民民族主义”的成熟。
以“黑潮”为基础的台湾公民民族主义所突显的是，社会自主（social autonomy）成为“觉醒”与“改变”之舞台上的主角，也因而能与国家及政党分庭抗礼，真正落实了台湾从民主化到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的这段期间始具雏形、但却迟迟未得稳固的“国家机器／政治社会／民间社会”三元结构（吴介民，2002）。
换言之，所谓太阳花的“公民觉醒”，若以台湾政治史的长镜头来鸟瞰，它正是长期以来搭挂在本土政治运动、习于被后者所代言的母体社群，从被动沉默转向独立自觉、并开始自发行动的历史转折。
然而，从十年后的距离再次回顾太阳花，这场公民觉醒的高光时刻，毋宁更像是理想短暂的灵光一现，虽激起沛然四溢的社会力，但在其随后凝聚并建制化的过程中，曾参与其中的人们，依然无法免于遭遇历史的曲折吊诡。
运动退场回归日常选举后，社会力随著民进党于2014及2016年两场选举的大胜，再度遭遇了2.0版的“克劳塞维兹魔咒”：明星化的太阳花运动世代，从街头被吸纳进民进党的幕僚室与侧翼、“第三势力”在中国因素内外进逼（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大势下则难以另辟空间。
随后从2018年起，美中对抗白热化大大改变了太阳花前使社会力开始凝聚的改革旨趣：安全议题的急迫性盖过了社会改革、2018年进步阵营在十项公投的惨败，使得部分政治上的本土认同开始与之“割席断义”；2020年后疫情与晶片战的大局，更加速让台湾认同的重心从公民审议之民主宪政与社会改革的议题上转移至国安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