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孤儿：在韩国送养产业链上，我的标价是一万五千美元

编者按：韩国是个充满矛盾的地方：有人说它保守﹑封建，但它有几乎可以说是文化奇迹的，外销全世界的K-pop流行文化；有人说它现代化﹑进步，三星﹑LG等公司的科技产品领先全球，但这些财阀集团同时是韩国政商勾结问题的病根。韩国知识分子金振京说过，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将西欧现代化的三百年压缩成一百年；而韩国更在六十年代后，把西欧现代化的三百年压缩成三十年。我们看到的，关于韩国的矛盾，根源可能正在于此：一个本质仍然保守﹑传统的社会，在极短时间内被资本的流动带到了国际舞台，于是各种冲撞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但很少人有空停下来反思，也好像没有必要去反思。

随著K-pop在国际上受到的关注度愈来愈高，人们对韩国兴趣愈来愈大，想问的问题也愈来愈多：在一个强调儒家价值的社会，生育率为何全球最低？在韩剧外销浪漫爱情时，韩国为何出现被外媒称为“性别战争”（gender war）的社会争议？韩国是“跨国收养输出大国”，但许多被送养的儿童到底去了哪里？为甚么到了韩国经济如此发达的今天，还是有那么多被送养的孩子？在社会仍记得世越号惨剧的今天，为何2022年梨泰院事件的受害者家属维权会那么困难？

端传媒的专题报道“K-pop背后的韩国”，以一系列在地报道，尝试摸索这个跟华文社群有深厚文化渊源的社会的形状。这是系列的第四篇。韩国在战后成为了其中一个“送养大国”，每年把数千弃婴﹑孤儿送到欧美国家让充满爱心的家庭收养－－但事实上，这些领养儿童可能只是能赚钱的商品，在产业链上有价有市，却没有人为他们的生命负责。

2月22日晚上7点到晚上8点 (GMT+8)，端传媒韩国专题的记者与撰稿人，将在zoom上与读者语音分享报导背后的细节与故事。请按连结报名。

2009年11月4日，美国休士顿乔治布什洲际机场人来人往。坐在登机闸口前的Monte穿着T恤牛仔裤，手中一件行李都没有。在他身旁，五个负责押解他的移民局人员板著脸孔。他们的目的地是韩国首尔，Monte的出生地。

这不是一趟愉快的旅程。八岁时，Monte被一对美国爱荷华州的夫妇领养。高中毕业后，他加入美国陆军，退役后当上货车司机。生活本来平淡，但2001年，因他的搭档在车上藏了大麻，Monte被控持有毒品罪，坐了四年监。移民局在他放监后发现，他没有公民身份——养父母一直没有为他办理入籍手续。藏毒是重罪，如今移民局要遣返这个“外国人”。

被遣返那年，Monte已经39岁。过去31年，他说的是英语，用的是刀叉，吃的是汉堡薯条；他从没想过自己不是美国人。韩国有什么、长什么样子？他不记得也不感兴趣。人们突然要他回去，他很茫然：他不会韩文，没有韩国朋友，不喜欢 Super Junior；唯一与韩国有关的，只有自己的一张脸。“ 就好像……你整个人生都在一个国家待着，然后又被送到这里来，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完全迷失了。”

多年后，Monte将被遣返形容为一场冒险：他完全不知道到埗后能去哪里、住哪里。他没想到人到中年，人生竟回到原点。当年八岁，突然被告知要离开家乡，到美国喊两个陌生人爸妈，听不懂英语， 没有朋友，无法理解自己的处境。后来他被养父母虐待，在几个寄养家庭流转。他逐渐明白——这原来是命，无法抵抗。

他只能选择看得云淡风轻。在军队的三年半时间里，是Monte受种族歧视最严重的时候，白人士兵偶尔会冲他喊：“你不属于这里，滚回你的国家去！”“我会开玩笑说，哪个国家？”Monte会轻蔑地回笑，“我是被卖到这里的，我根本没得选。 ”

我跟Monte确认字眼，是“卖”？“我的养父母告诉我，他们为了我，付了15000美元。”

人球

2023年底，我在首尔第一次见到 Monte。他人高瘦，站立时腰板挺得笔直；短眉，高鼻梁下架着一副扁长眼镜。我们挑在一家咖啡厅做访问，Monte穿着黑色羽绒服，打扮跟后面一桌年青人没大分别——只有在他开口说出流利英语时，才让人记起他不在这里长大。

从遣返那天计起，这是Monte在韩国生活的第14个年头。比起数年前设置的 Facebook 头像，他头顶开始冒出白发了。他说自己今年应该是53﹑54岁左右。“我也不知道，”Monte歪着头说。出生年份都是送养机构乱写的。

韩国是跨国领养最大的输出国之一。在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国内孤儿人数大增，保守估计有200万人，当中多是由美军与韩国妇女所生的混血儿童（GI babies；GI是美军的代称）。

1955年，美国福音派夫妇 Harry Holt、Bertha Holt 赴韩领养8名孤儿，一年后成立领养机构 Holt。在 Bertha 撰写的《来自东方的种子》一书中，她说自己是受到上帝的启发、将远方的孤儿带到美国；她的“神职”是改善孤儿的生活。这个说法很有救世色彩，打动了不少福音派人士，美国自此在韩掀起一场跨国收养潮。

根据韩国卫生福利部数据，截至2004年，超过15万名儿童被送养外国——甚至有学者估计实际数字接近20万人。在Monte出生的70年代初，正是跨国领养急速增长的时候：每年送养儿童数字超过2000人，逐年增长近倍。收养儿童的家庭超过一半来自美国。

Monte被遣返前流落过很多州分，德州是最后一个，他在那里断断续续住了六年。“德州最差劲了，”他皱起眉，抱怨那边的生活环境多恶劣。但他又说，在韩国也很难找到工作，只是比较安全，“不像在美国，你随时会被攻击、殴打、抢劫。”

人们总是以为，被收养的孩子千里迢迢到了外国，接受的肯定是优质教育、在充满爱的中产家庭长大——毕竟“收养”是一项慈善的、善心满满的举动。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过上幸福日子。

Monte的成长记忆都是瘀青的、疼痛的。被收养到美国以后，Monte受到养父虐待。只要他不听话，养父就会打，有时候锁他在衣柜里一整天，禁水禁粮，或者放两只狗追他。“那么小，又没有亲人在身边，很可怕。”回到学校，有人看见他的瘀青，“我都说，我是从楼梯摔下来弄伤的。”

虐待持续了半年，直到老师揭发事件，儿童保护局才把Monte带走。但是恶梦没有终结。Monte开始活得像一个人球，辗转流落三个寄养家庭，最后在11岁时被一对夫妇收养。可是新养父也对他进行虐待，“他会把我的头撞到墙上去。” 养父甚至性侵他，“他晚上会偷偷溜进我的房间，爬到我的床上。”

他的养母受不了，选择离婚。我问Monte如何理解父母对他的虐待，他思索，“我猜，当你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每个人都喜欢孩子，但一旦你开始长大，就像……他们对你的爱已经消失，或者完全不同了。”他习惯在没有爱的家庭长大，知道只能靠自己。

高中毕业后，他加入美军，退伍后当上货车司机，造就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次转折。2001年，Monte和搭档前往东岸装货时，被发现车上藏有大麻，两人同关进监狱。Monte 成长的中西部爱荷华州是传统农业州，白人占到整体人口9成。于是到了监狱，才是他第一次看见韩国脸孔的人，别人告诉他，那些人正等著被驱逐。可他当时完全没想过，自己会面临一样的命运。

他被关了四年，放出来后被要求每月向移民局（ICE）报告，还要去位在德州的韩国领事馆申请护照。但领事馆的人说：“你的情况有点奇怪，电脑里没有你的资料。”Monte解释，“我是被美国公民领养的，我在81年被收养。”领事馆的人听完摇着头，“嗯……不是，你不是美国公民，你没有完成入籍手续。”

我们身处的咖啡厅生意十分兴旺，磨豆的声音太响了，Monte每次说话，我都得靠近一些。“我（在美国）活过整整31年的人生，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美国公民，”Monte托着头说，“但原来不是。”

在美国，从国外收养的儿童需持 IR-4 签证入境，这个签证容许他们合法留在美国，也可以读书工作。但只有领养父母为子女完成入籍程序后，他们才会正式成为美国公民。然而，不少养父母忘记、甚至不知道要这样做，而且美国官方也没有跟进领养儿童情况。很多成人从被领养到申请就学工作，甚或犯法被捕后，才知道自己根本没有身份。

据全国领养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Adoption）估计，美国现时约有15000至18000名领养者面临同样情况。2001年，国会通过《儿童公民法案》，持 IR-4 签证的人将自动成为公民，但法案不设追溯效力。截至2016年，至少有10名像Monte一样没有身份的被领养者遭驱逐出境。

要一刀斩光几十年的人生，不是每个人都能坦然接受。Monte曾经上诉，但最后被驳回。而2016年被驱逐出境的 Adam Crasper 则还在提告。

Crasper 原名申宋赫，在1979年，他3岁时跟姐姐一起被领养到美国密西根州，但遭受家暴虐待，与姐姐分离，各自流连不同寄养家庭。2015年，Crasper与姐姐重遇，才知道自己一直都没有公民身份。于是他去申请绿卡，但移民局作背景调查时，发现他有着多项犯罪纪录，包括非法持有枪枝、攻击罪，及入室盗窃——Crasper 曾闯进虐待他的养父母家，取回小时候从韩国带来的胶鞋和圣经。

国土安全部驱逐他出境那年，Crasper 41岁，在美国已经成家，有三个女儿。他的故事经《纽约时报》报导后，获得美韩媒体广泛关注。2019年，Crasper 向韩国政府和领养机构Holt提告，指控政府没确保机构合法送养、Holt 机构没有审核收养者资格，也没有跟进他是否成功入籍。2023年5月，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判 Crasper 胜诉，认为Holt未能履行保护被收养者的职责，需向 Crasper 赔偿一亿韩元（约76000 美元）。

虽然，法院最后没有裁定政府有罪，但此案是首次有被收养者，试图追究韩国政府在收养史中的罪责。

创造孤儿

“（买孩子）就像吃披萨一样，你可以选配料、选内馅。”

从表面上看，一国孤儿弃儿骤增、送养行为频密，是高出生率和贫穷问题交叠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被战争蹂躏的国家尤其普遍，像越战后就出现一大波越南婴儿送养潮。但回看历史，上述原因似乎不太适用于韩国——1985年，韩国跨国领养数字达到高峰，那年有8837名儿童被领养。不过，当时韩战已经过去30年，韩国经济在80年代发展腾飞，实现“汉江奇迹”，挤进亚洲四小龙。

核心问题既然解决，领养数字为何仍不减反增？丹麦韩国人权益组织创办人（Danish Korean Rights Group）、律师Peter Møller 给出答案：“（领养机构）这样做能赚钱，当时韩国政治体系实际上也允许这样做。”

上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生育率放缓，加上基督教宣传下，领养充满浓厚慈善光环，人们抱着“为有需要的小孩找个家”的想法，对孤儿需求极高。Peter说，“领养就像潮流一样。”可在韩国，送养还是一门赚钱的产业，以及政治手段。

Peter 口中的“有钱”，指的是过程中赚取的代理费——美国家庭领养一名韩国孤儿，需要花上10000到15000美元不等；这等同当时韩国人均GDP（约4570美元）两到三倍。《纽约时报》曾查阅美国政府内部文件，显示送养机构至少向领养家庭收取3、4000美元中介费，还没包括机票和其他费用。除此之外，机构还会收到捐助。

收养变得有需求、有利益，加上这条产业链在当时方兴未艾，缺乏监管，于是领养机构开始创造孤儿：不少儿童被拐带，被伪造弃养或父母双亡的身份；被拐的孩子先被“孤儿化”，再像商品一样被送出外国。Peter 提到，领养机构都有张儿童清单，收养者可以选择儿童年龄、性别、是否残疾，明码实价。“就像吃披萨一样，你可以选配料、选内馅。”

在领养机构落力推销下，韩国孩子被形容为较其他国籍孩子健康、聪明可爱。“作为一个韩国人，我们非常‘自豪’，因为我们是最贵的！”Peter 在6个月大时被领养到丹麦，他的养父母为此付了18000美元。“如果领养的是残疾或混血儿，价钱会较便宜，而且速度还更快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领养并不是一个对等的交易——机构没有对领养者进行背景审查，他们甚至不用来韩国接儿童。机构会利诱离境的旅客，让他顺道将婴儿带回领养国，到机场再跟当地的领养父母或机构交收。

当时的收养生意之所以迅速膨胀，其实与政府国策配合、时代奉行的纯血民族主义有关。

韩国人那种强调独特性和纯洁度的民族主义，其实源自其被殖民的历史。日本自1910年开始，统治韩国36年，曾尝试建立同文同种民族观，称两国人民有着共同的血统，但大和民族地位较高，所以韩国人要说日语、写日字。朝鲜人是“一个民族”的想法先在殖民时代成为民族团结的核心信念，后慢慢在军事独裁年代得到巩固。

韩战结束后，总统李承晚推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政策，把混血儿都送走，确保留在韩国的都是纯正血统。为了加快送养速度，政府允许Holt为首的四间收养机构处理手续。一直到朴正熙、全斗焕掌权的军政府时期，送养不仅成为人口控制的手段，还是“社会净化”计划的一部份——为申办奥运、打造干净国家的形象，政府将残障、流落街头的儿童送进福利院。

据《美联社》2019年的报导，福利院至少把70名儿童转交Holt送到外国收养。在1980年代曾在福利院工作的李彩植表示，每个月他都会收到一大堆北美寄来的信，每封信里都附有外国夫妇和福利院孩子的照片。然后他要一遍一遍地回信：“我们已经收到你们的钱和礼物了， 谢谢。”李彩植还说，福利院一般长期住着80名婴幼儿，但每到某时间点，“20或40个婴儿就会突然消失”，事情还一直重复发生。他相信，福利院是在出售婴儿获利。

2021年，Peter 收集了超过300名丹麦被领养者个案，交予调查军事独裁时代各种人权问题的韩国真相和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要求政府对领养机构展开调查。今年52岁的Peter ，也是领养制度下受害的一人。

但如果说领养是一场命运的指派，Peter其实万分幸运。他的养父母十分开放，从小跟他解释领养是什么一回事，使得Peter在成长过程中，很少因为身份或自尊感到困惑挣扎。长大后，Peter 从法律系毕业，当上律师，现在育有一名女儿——他的故事与Monte有天渊之别，甚至可以说是领养个案中成功典范。

开始对自己的身分产生疑问，是因为下一代。几年前，Peter十岁的女儿问他： “爸爸，祖母是你真的妈妈吗？”对于一个正在慢慢形成自己身份认同的孩子来说，在白人社群中只有自己长着一张亚裔脸，让她十分不解。“对呀，但在韩国还有一个把我生下来的妈妈。”Peter 这样回答。

女儿的好奇，激发他想要挖掘更多自己的身世。Peter 发邮件到收养机构 Holt，要求更仔细的报告。很多时候，Holt 往往会以私隐为由，拒绝向收养者提供记录，或者说因为当年领养文件大多用手写，至今已经不完整或者已经遗失。

“当你问第一次，他们会说：‘我们没有你的资料’，但当你一次又一次追问施压，你就会发现很多你不知道的讯息。”一开始Holt告诉 Peter，他是在首尔出生，但之后寄来的文件，又显示他在大田出生，生母在生他以后，直接把他送到 Holt。但是大田跟首尔距离167.3公里。“这怎么可能？”Peter 十分诧异。

但这种情况非他独有：有被收养者发现自己有三个生日日期、有人的姓名被偷换成死去婴儿的名字，还有人的年龄被谎称比实际小四岁。事实上，韩国社会福利院（Korea Social Services）曾承认，被领养者的部份背景资料是为了收养程序而伪造。

“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你其实比你现在的年龄要大四岁，你会怎么做？”Peter 问。他知道这对于一般人而言，也许不算是什么，“它只是（人生中）一个小细节。”但对被领养者来说，每一次被告知的背景变动，都是对自己身份和族群关系的一种动摇。

一份由美国全国领养理事会出版的刊物提到，被收养的儿童跟其他人不同的是，他们在收养和原生家庭两者间游离，寻找认同，而那些对自己背景知之甚少的人，“会觉得自己失去了整个身份。”

58戯的艺术家 Anna Blades 在两岁四个月时，被收养到瑞典斯德哥尔摩。但成长过程中，她除了知道自己韩文名叫“金学宝”以外，什么资料都没有。她说，无论是瑞典还是韩国，都没有把她当作“自己人”，等如一种“双重的失根和异化。”

加州路德大学两位学者曾研究韩裔美国被收养者的民族认同。他们指出，种族认同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受到被收养者人生相关的环境、经验影响。而解决缺失的部份，有助被收养者认识自己、确定国籍，以及接受被收养的身份。

一个道歉

那个早上，我在首尔市政府坐上巴士，花20分钟攀上一座小山。隐身在隧道下的民居环境很幽静。我跟着Naver地图绕进小巷，下了陡斜的楼梯，看到“根之家”（Koroot；뿌리의집）白底绿字的招牌。

在韩语中，“뿌리”即是“根”；Koroot是Korean root的简称。这是一所为被收养者争取权益的机构，曾经也是一家民宿——回韩的被收养者可以在这里“寻根”，与生父母团聚。负责人金道玄年事已高，民宿在去年庆祝成立20周年后，决定停运。但帮助被收养者“寻根”的任务还在。

Peter 给我打开了Koroot的黄色大门 。2022年8月，他从丹麦飞回首尔，一边整理资料递交政府，一边在这边帮忙被收养者联络生父母。

走进屋内，Koroot 的“办公室”其实跟一般家庭布局没有分别，有厨房餐枱。我在长枱前坐下，Peter 说起在两周前，就在同一个位置，一名母亲终于和她“失踪”45年的儿子透过 Zoom 相认——儿子小时候在首尔被拐走，后来被送养到丹麦。“她知道她的孩子被偷了，但无法从韩国当局获得任何帮助。”Peter 补充说。

牧师金道玄接完电话，从门外进来。90年代，金道玄本来在瑞士传道，但当地发生一名韩国被收养者自杀的事件，令他开始关注送养问题，回韩后自2009年开始接手管理 Koroot。

今年70岁，已满头白发的他戴着眼镜，一脸和善，但谈起领养就总皱起眉头。“关于收养，你应该是看到三方的事情：生父母、孩子和收养者，但在韩国人眼里，只看到收养者发光（glowing）的形象。”他强调，“是一个非常正面、充满爱的形象。”

但在1988年汉城奥运前后，送养问题曾经成为韩国耻辱，当时新上台的政府希望抹走“婴儿送养国”的标签，送养人数一度下降。1989年，韩国社会事务部提出减少收养的时间表，目标在1995年之前，让送养儿童数量减到1700人，然而即使到了2000年代中期，每年仍有超过2000个儿童被送养。

1998年，时任总统金大中在青瓦台向29名被收养者道歉。金大中说，“想到我们不能自己抚养你们，不得不把你们送去国外，我感到很痛苦。”在金道玄看来，这道歉“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政府首次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可惜的是，领养产业并没有发生变化，“因为政府、社会都还没有准备好。”

事实上到了70年代，绝大部份送养的孩子已经不再是驻韩美军和韩国人生下的混血儿，而是未婚妈妈的子女。根据韩国卫生福利部统计，在80年代送养的孩子中，来源自非婚妈妈的约有47000人，占整体来源七成——这里很大一部份人都是受领养机构诱骗。

韩国深受儒家家庭观念影响，未婚生育被认为是一种耻辱。金道玄说，单亲母亲到了走投无路时带着孩子找上福利院帮忙，但福利院往往会利用这一弱点——它们要求母亲签署两份文件，“一是你必须放弃抚养权，二是送养孩子同意书。”只有在她们签署后，福利院才会提供协助。但很多时候，文件写的都是英文，那些母亲其实并不清楚自己放弃了什么。

除此以外，领养机构还会创造内疚感来说服她们：你能给孩子什么？孩子到了外国的，肯定比在韩国好。哈佛大学韩国研究所讲师 Youngeun Koo 认为，这些送养机构有一种“优越感、资格感”，认为自己比父母更能为这些孩子做决定。被说服的女性会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放弃孩子供人收养。

2007年，政府出台新政策，试图增加国内收养以缓解情况，但韩国人重视血缘，成效不佳。不过，韩国社会对被领养者的态度正在慢慢改变。

今年29岁的被领养者Kara，为了认识自己的出生地，六年前从美国搬到首尔。她对我说，韩国人很常对她说“对不起（I am sorry.）”。情景大概如此：“有时在坐的士的时候，因为我韩语说得不太标准，司机会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我来自美国。他说，噢，但你看起很像韩国人喔。我说我是被领养过去的。他们的反应就会：‘噢！对不起。’”

Kara 觉得，部份韩国人还是对过去的历史有种羞耻和罪疚感，“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

我把故事告诉金道玄，他皱着眉说：“即使是我，我也有这种感觉……我不是对某个人感到愧疚，而是对整个领养系统感到羞耻：在我看来，韩国没有为他们（被领养者）做任何事情，那是多么可怕。”

2011年，在Koroot等团体要求下，韩国政府通过修订《特别收养法》，规定亲生父母必须为孩子办理出生登记方可送养，让领养者长大后也有途径寻回生父母。2013年，政府再签订《海牙跨国收养公约》，订明儿童只有在未能找到本地家庭收养后，方会被安排进行跨国领养。根据2016年的数据，韩国跨国领养数字回落到376人左右。

异乡人

回到首尔之后，Monte尝试透过Holt寻找生母。“他们问我（找生母）是不是为了要经济援助。 我说，不，我只是想看看……看看我的父母，仅此而已。”

很多被领养者回到韩国，其实是为心中问题找答案：生父母长甚么样子？他们过得好吗？或者是问“为什么要抛弃我”。“我想，这是好奇心吧，”Monte这样理解其他被领养者。

但他顿了一下，“（但是） 这会让他们（生父母）心碎……一些生父母并不想被发现，他们不想记起过去做了什么；有些人确实想寻找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难过。”Monte透过Holt拿到生父母的联络，但他忙着工作，就没积极联系。

你没有那么渴望见到他们，对吗？Monte答得直接：“是的”。找到与找不到，对于他来说已不重要。“它（送养）已经发生了，你要的是继续前进……最好把它（过去）放下、放下来。”经历过人生多个转折，现实教会Monte：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15年前年他抵达仁川机场时，已是韩国初冬，但他没钱，只能睡在天桥底。后来感染严重肺炎，住院三星期，欠下一张18000美元的帐单。他去教英文、到餐厅打工，“九年，”Monte说，“我用了九年才还清。”

韩国领养服务中心（Korea Adoption Services）首席顾问 Hellen Ko 曾经形容，“被遣返就像被判死刑一样。”到达陌生的环境，碰上语言和文化障碍，被遣返者从找住所、工作、找路，甚至连吃顿饭都会面对困难。而韩国政府的支援几乎不存在：没人去机场接 Monte，也没人告诉他要怎样办身份证和户口。

他们还要面对身份危机和社会质疑。“一个人在海外生活了这么久，（重新开始）是很困难的……你一辈子都在说一种不同的语言，而当你开口讲（英文），社会上的人又会觉得你很奇怪，因为你是韩国人，但你又不会说韩语。”Monte说。

2012年，从美国被遣返回韩的被领养者 Phillip Clay ，在回韩后无法适应社会、建立人际关系，又深受情绪病困扰。五年后，他选择跳楼结束生命，年仅42岁。

Monte也曾有过自杀的念头。他用把时间填得密密麻麻来摆脱这种想法：“我天天忙着工作，去上班，回家，睡觉，再去工作。”他把注意力放在当下，不再想未来——或者说，他不敢想未来。“我在美国其实有一个未婚妻。”Monte淡淡地说，被遣返摧毁了一切。“我劝你不要和外国人建立关系……”他直直盯著我，语气很认真，“开始了一段关系，后来又发现你必须离开……就，你会更难受。”

去年，Monte不当调酒师，转到一间餐厅工作。餐厅有几个明亮的大窗户，可以看到首尔塔。冬天的夕阳余晖很美，一会把天染成红黄，一会儿又是粉紫。我问他对于未来有没有计划，比如开家自己的餐厅。“开餐厅？太大压力了。”Monte 摆摆手，“对我来讲，存钱太难了，我还有很多帐单还没缴完……像电话费单。”

能过一天算一天。“What’s done is done.（要发生的都发生了）”－－在访问过程中，Monte多次重复这句话。一开始听起来似是他已经接受现实、接受过去，但有时候在言谈间，这句话又会让人觉得他是用来说服、安慰自己。

我问 Monte，觉得自己是美国人还是韩国人？“ 对我来说，这不重要。”我试着追问：但在来韩国之前，你认同自己是美国人，对吗？“我以为我是啊，但原来不是……很多人说，你有社会安全卡（Social Security Card）、你有驾照，甚至加入了美国军队，这就意味著你是美国公民。但不是，移民局说不是。”

好像很多问题只能不问，问了就是一个无底洞。“如果我不是美国公民，我到底是怎么能加入美国军队的呢？”（How the heck did I get to join the U.S. military?）Monte自言自语。但没过多久，他又再转念：“我现在只想拼命生存。”

其实在 Adam Crasper的个案引来媒体关注以后，美国有律师找上 Monte，说移民总检察官愿意帮助他争取撤销入境禁令。现在，美国官方正重新检视Monte的背景，例如查明他在韩国有没有犯罪行为​。

在韩国重启人生14年，或许再次迎来变动，Monte还是抱有一点期待，虽然他已经习惯失望。他告诉自己，“Just keep on going, move on,”然后又绕回原点：“and it’s done.”

尾声

随着越来越多被领养者站出来发声，陆续有国家就收养腐败等情况展开调查。2023年11月，瑞典成为第一个停止收养韩国儿童的国家。今年1月，挪威亦宣布暂停从韩国、菲律宾、台湾及泰国领养儿童。

而自 Peter 向首尔提交调查请求以后，1月26日，丹麦社会福利部也公开长达129页的调查报告，确认在70至80年代，来自韩国的收养事宜中存在“系统性违法行为”，包括在亲生父母不知情下，改变儿童背景令其适合送养。

2022年12月8日，韩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宣布对海外收养行为展开调查——这是韩国开启海外领养68年来，首次涉及政府层级的调查。不过，Peter 认为要政府坦承历史罪责，仍然困难重重。

“韩国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民主国家，所以不同价值仍在角力：有保守的、也有进步的。”但他指出，若是进入韩国肌理，仍可看出它藏着当年威权遗绪（authoritarian tradition），“韩国政府想在民主路上高速向前进，但在过程中会有很多阻力，令它不想翻开历史。”

这种“过去的事不要再提”的想法，其实不只政府独有。Kara认为，领养史中的对错没那么黑白分明。她又提到，自己在支援收养者的组织工作，发现很多被收养者对争取权益不以为然，指他们不想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的角色，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

所以在不少被收养者眼中，Peter 其实算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我问 Peter：明明在丹麦生活安好，为何要花如此大的劲去追责？他很认真地说，“我拥有美好生活，跟人权受到侵犯，是两件不同的事。”“你的名字本来不是这个名字，你的父母不是你的父母…..这其实就是现在被收养的人所经历的，这对他们来说非常痛苦。”

对于一直坚持要求真相的人而言，可是花了很大力气才走到现在。“你现在从世界各地看到的，那股（要求调查）浪潮几乎席卷了本过著美好生活的人……”Peter 说，“我们花了很多很多年，才能勇敢说出我们应该说的话。”

被垄断领养故事超过六十年，现在他们想要重新掌握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