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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维权律师助理赵威参加NGO研讨会时，发现自己被疑似便衣国保（全称“国内安全保卫”，是公安机关的一个警种）的几个人在夜色中监视。她打开手机闪光灯照向其中一人，对方犹豫几秒，向另一方位打了个手势，两拨人一起撤走。
被追踪、被监控，是公民抗争运动者处于政权打压下的生活常态。但彼时的赵威没有想到，几天后，她尊敬、信任、称呼为“大哥”的公民记者朱瑞峰，会利用她对人身安全的担忧，创造性侵的条件。
赵威回忆，研讨会结束后，朱瑞峰自称为避免国保追踪，用他人身份证在酒店开了一个房间，然后在半夜突然压到她身上，实施强奸。侵害发生后，她耻于向好友求援、也找不到公民圈内的救济渠道、更无法报警。两个月后，“709维权律师大抓捕”发生，23岁的她被关押，接着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被认为是中国当时最年轻的在押政治犯，半年后取保候审。
如今，住在旧金山的赵威讲述这些经历时语气冷静。八年来，公民运动被镇压至销声匿迹，而女权运动抓住网络公共舆论的微薄空间，在2018年夏天的米兔风暴里冲击并塑造了一代人的性别意识。她趟过这些巨变，努力寻找相对安全的环境，同时尽力恢复性侵和拘捕留下的创伤，但却未曾和任何亲友正式且完整地叙述那次侵犯，更未考虑过公开讲述——直到今年六月。
2023年6月2日，受台湾#MeToo浪潮鼓舞的政治工作者李元钧指控六四学运领袖王丹性骚扰，点燃了中国民运圈#MeToo的星星之火。6月21日起的三天内，共有四名女性公开指控被公民运动者性骚扰，引发对民运圈生态与文化的争议。
民运圈由对抗中国政治体制、立志推动民主法治进程的运动者组成。从文革结束后的民主运动，到八九民运，再到本世纪初的公民运动与维权行动，凡是参与其中的抗争者、异见人士、律师、记者、NGO工作者等，都能被笼统地归为“圈内人”。流亡后长期在国外从事中国民主活动的群体，与在国内推行社会运动的行动者们，可分别被称为“海外民运圈”与“国内公民圈”。两个圈子相交却不重合，但均站在中国政治体制的反面，常被一起讨论，视为一个整体。
此次#MeToo横跨这两个圈层，被概括为“民运圈米兔”。许多人批评圈内的男性权威与男性气质成为性骚扰的土壤，但也有人反击称#MeToo抹黑民运圈形象、“不顾大局”、与中共合谋打击处于低谷的“反共事业”。
记者采访了赵威、李元钧等性骚扰指控者，并询问了TA们在所述侵害发生前后的困境。由于性骚扰发生的隐蔽性以及部分当事人的政治风险，其所指控的侵害没有直接证据留存，记者亦无法独立证实这些侵害的发生。但是，指控者们所述经历具有相似性，一定程度上能印证侵害运作的共通逻辑。
本篇报道的近十名受访者中，除了公开指控的#MeToo当事人，还有另外三名女性行动者向记者表示，自己曾遭受过民运圈人士的性骚扰，且她们知道还有其他受害者，出于种种原因未能站出来公开指控。
MeToo风暴里的五名被指控者，仅有身处美国的王丹和滕彪在社交网络公开回应。王丹否认性骚扰，表示愿意就此事对薄公堂，但声称支持#MeToo运动；滕彪在指控者公开陈述前，抢先发表“道歉声明”，否认性骚扰，称自己的行为是“异常笨拙的求爱”。另外三名身处国内的被指控者，目前均不再活跃于公民圈，有的甚至已进入官方体制：曾被称为湖南公民社会“精神领袖”的邓林华，如今身为农工党湖南省委副处级干部。记者试图联系本文涉及的被指控者，均未获得回复。
多名指控者、抗争行动者和女权运动者对记者表示，民运圈内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性别结构，以及性别意识的普遍缺乏，成为性骚扰发生的系统性原因。侵害发生后，被政治压迫的受害者难以寻求社会机制的帮助，而民运圈本身也缺乏相关救济渠道，致使受害者处于更加孤立、隐秘、脆弱的地位。一方面，施暴者被圈内的父权化的熟人关系网庇护，难以被问责惩罚，而另一方面，受害者可能面临圈内的攻击、污蔑、道德绑架，遭受二次伤害。
“这些被指控性骚扰的人，也是想努力摆脱极权体制、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但他们也是施暴者、父权制的受益者，没有意识到极权和父权的同构性，对自己压迫者的角色一无所知。”拥有十年维权运动经验、女权主义者黄思敏律师接受采访说。
“是他们该反思自己作为压迫者的时候了”，她说，“如果他们连这个都反思不了，他们所搞的民主运动，注定人越来越少，没有人愿意和压迫者一起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