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在台湾生活的香港作家梁莉姿，认识一名香港阿姨，她本来跟一群港人在台北一起住，彼此当街坊邻居。最近，她却搬到别的县市，说因为“受不了（在台）香港人现在的怨气”。

阿姨跟梁莉姿说，一开始社区里的在台港人会互相扶持、帮忙，甚至一起计划、讨论大家拿到身分证之后要做什么。两三年的时间过去，有些港人终于拿到身分证，但许多人的身分证仍然遥遥无期，矛盾开始浮现。阿姨说，她每次到楼下喝咖啡，都会听到邻居说：“听说谁谁谁已经拿到身分证了，他凭什么拿到？”人们开始互相嫉妒、猜忌，社区的感情也开始恶化。

梁莉姿在新小说集《树的忧郁》中有一篇作品〈树的忧郁（下）〉，正正描写了——“取得身分与滞留者分作两堤，阶级显现”，许多人“受不了组里紧张气氛，日子过得不舒畅，宁愿搬走”。

不安与怨念累积起来，足以拆散社区——即使是由港人自己建立起来的社区。她觉得，“当人们面对一个大的体制，却无法好好表达自己的心情时，有时就会把矛头对准身边的人”。

自2019年反修例运动后，不少人离开香港，选择在台湾落地。碍于台湾的法规，这其中许多人还没有拿到身分证，甚至也不确定自己最终是否能取得公民身分。在正式成为公民之前，他们正各自用自己的方式，尝试同步关心台湾和香港两地的社会议题。但是，种种制度、人际网络、身在异地衍生的自我质疑，以及看不见尽头的等待，正一再拉扯他们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