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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Carson Guo打算踏入艺术圈时，他还只是一个喜欢街头服饰的17岁少年。他的父亲是中国一家大型集团企业的高管，收藏了毕加索（Picasso）等现代艺术大师的作品——但Carson Guo觉得，他已准备好收藏自己喜欢的东西了。一天，正值学校午休期间，他以80万美元的价格在苏富比拍卖行（Sotheby’s.）拍下了由248块Supreme滑板板面组成的一套拍品。
三年前，一名少年赢得竞拍曾令苏富比高管黄林诗韵（Patti Wong）倍感意外——但如今，她说自己正在研究父辈与子辈艺术品位的不同。“这些年轻藏家在成长过程中时常光顾艺术博览会和拍卖会，他们熟谙数字技术，消息也很灵通。”黄林诗韵说，“他们发掘了新的艺术家，甚至还发现了被上辈人忽略的艺术家。”
5月第一周，纽约主要拍卖行为期两周的春拍拉开序幕，期间计划拍出价值20亿美元的艺术品，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国，年轻藏家跃跃欲试，势在拍卖中引领风骚——他们以远程竞拍的方式，争夺从高端腕表、恐龙工艺品到艺术家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各种拍品。
最近，一批精明的中国藏家跻身艺术界上层梯队，Carson Guo便是其中之一。这群新人很年轻，他们通常在西方接受过教育，依靠在银行业、科技业或地产业的自我打拼或家庭财富，坐拥不菲身家。这一群体中有很多40岁以下的人，他们新冠疫情期间在网上参与竞拍，刚开始“胃口”比较小，但拍卖行说，眼下他们开始盯上价格更高的拍品，并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重塑全球艺术品位。受此影响，各大拍卖行正忙于调整拍品，以适应新的市场需求，调整的品类包括高端腕表、手袋到具有收藏价值的运动鞋、前卫艺术品。
由于疫情封控政策使富艺斯（Phillips）等拍卖行无法在预展中将特色拍品运往香港或上海，富艺斯称，它改变了思路，不仅安排了影片聊天，还向那里的潜在竞拍者发去了虚拟现实影片。
如果中国政府继续暂停最近对科技公司的打压，香港或中国大陆的藏家会作何反应，答案还是未知数。之前中国政府针对科技公司的打压举措包括限制年轻人使用手机的时间。
交易商说，涌入艺术市场的这批新人希望在社交媒体及其他平台上展示自己的文化生活，他们正成群结队地进军艺术市场。苏富比说，眼下它至少在向4,000名40岁以下的亚洲藏家出售艺术品，这一数字是三年前的两倍。
在这股热情的推波助澜下，根据瑞士展会巴塞尔艺术展（Art Basel）和瑞银（UBS）两个月前发布的一份艺术市场报告，中国去年的艺术品总销量增长了35%，达到134亿美元。
37岁的上海藏家周大为（David Chau）创立了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Art021），年纪较长的他可以说是“千禧一代”中的资深藏家。9岁那年，周大为被父母送往加拿大一所寄宿学校，此后他便开始和别人交换体育卡片与漫画书。等他去温哥华读大一的时候，他已经在花2,000美元购买吴大羽的纸上作品了。活跃于上世纪20年代的吴大羽是现代艺术大师赵无极的前辈，自那个时候起，赵无极的作品也受到了市场追捧。
周大为说，后来他通过转售之前购买的作品赚了一笔小钱，他还说，在如今中国收藏界的后起之秀中，他同样感受到了投机的力量。（他说他已不再出售自己收藏的艺术品，这些藏品如今属于他创办的上海市文社艺术基金会（CC Foundation）。）
“更为年轻的藏家通过社交媒体获取资讯，他们很努力，而且现在他们在收集藏品上比以往更努力了。”他说。
以草间弥生（Yayoi Kusama）为例，这位日本艺术家的代表作包括在南瓜表面画上波尔卡圆点，以及用镜子和彩灯打造具有沉浸感的房间。苏富比的黄林诗韵说，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千禧族”藏家最近发现了一桩好买卖，他们不再只盯著草间弥生的南瓜，而是将视线转向了她早年的作品——上世纪50年代末的系列画作《无限之网》（Infinity Net）。四年前，一幅1959年《无限之网》的市场价还不到600万美元。如今，据拍卖行业数据库Artnet，此类画作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拍出了800万美元的高价。
陈奕明（Federico Tan）除了是一名时尚营销领域的企业家外，也是一位藏家，他过去两年在香港，说自己看到无论是在香港还是上海的画廊和拍卖会上，当地藏家都排起长队购买一些西班牙艺术家的幽默角色画作。
如今，这些艺术家中的哈维尔·卡勒加（Javier Calleja）、埃德加·普兰斯（Edgar Plans）等人已成为享誉全球的艺术明星，他们的画作曾分别拍出150万美元和69万美元的高价。2019年，中国大陆的拍卖行在拍卖卡拉哈的作品时，成交价仅为3万美元左右，普兰斯的作品在2020年秋拍卖时，成交价也大致相当。在陈奕明看来，如今，同一批潮流引领者正在追逐香港本地艺术家龙家升（Kasing Lung），此人以画小怪物闻名。
“感觉就好像几乎每一天，我都会听到，又有一位年轻艺术家要爆红了。”陈奕明说，“香港这边的人受到了FOMO的影响”，也就是所谓的错失忧虑症（Fear of Missing Out，简称FOMO）。
而今，全球藏家在购买艺术品时或许要从香港藏家身上寻觅线索，这与15年前截然不同，当时纽约的品味主导著全球艺术品市场，拍卖行常常会将过气的西方艺术品送往香港拍卖。但加密货币交易所波场（Tron）创始人、31岁的孙宇晨（Justin Sun）说，最近毕业的艺术院校学生对他的吸引程度不亚于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的雕塑作品《鼻子》（Nose）——去年秋天他以7,840万美元在苏富比拍得这幅作品。注意到这种变化后，拍卖行如今会把具有潜力的艺术新秀介绍给香港和上海，以观察他们的早期表现。
香港苏富比拍卖行称，在它们4月最后一周的春拍中，共拍出4.96亿美元的艺术品，其中三分之一的出价来自亚洲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藏家（目前大约在30岁以下的人群）。大约同一时间，富艺斯在伦敦举行了名为“New Now”的拍卖会，期间，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千禧一代成功地将乔治娅·迪莫克（Georgia Dymock）、卡莱布·哈纳（Caleb Hahne）、塔拉·迈达尼（Tala Madani）等新锐艺术家的作品收入囊中。
“这里的年轻藏家有著强大的购买力，而且他们排斥父母的品味，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眼光。”富艺斯亚洲区主席陈遵文（Jonathan Crockett）说。
还有一些收藏类别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中国“时尚引领者”的认可：儒纳（F.P. Journe）和百达翡丽（Patek Philippe）的腕表、爱马仕（Hermès）手包、陈年雪茄、首版书籍、葡萄酒以及玩偶。
38岁的藏家曹文伟（Mark Cho）平日往返于香港、伦敦和纽约三地，他说，他有很多中国朋友都是疫情期间宅在家里时开始收集艺术品的。“他们只见过市场行情看涨的时候，所以他们无所畏惧。”曹文伟说，目前他在香港经营著一家名为The Armoury的精品男装店。
20岁出头时，曹文伟开始收藏摄影图片和腕表，当时只是自娱自乐，但去年他成立了一个香港腕表收藏小组，初衷之一是想结识和自己兴趣相投的人。如今在香港，大约有20个人会定期去他朋友的私人会所里聚会，聊聊与钟表有关的话题。曹文伟说，参加聚会时，他通常会从自己收藏的上世纪30和40年代的百达翡丽腕表中挑出一只佩戴。这种腕表的款式与他的粗花呢服装很搭。
“腕表很适合作为聊天时的开场白。”他说，“我已经不想再聊天气了。”
24岁的Jaclyn Li来自中国北方城市哈尔滨，目前在哈佛大学（Harvard）学习经济学和心理学。她说，收藏是她们家的传统。小时候，她见过祖父集邮、收藏卷轴画，而她的父亲喜欢收集老式吉普（Jeep）和之宝（Zippo）打火机。十多岁时，她开始收藏运动鞋，她曾花3,000美元买下一双耐吉（Nike）SB Paris Dunk Low运动鞋，据她说，这双鞋目前大约值10万美元。
去年秋天，Jaclyn Li斥资近50万美元在香港富艺斯拍卖行购得一只儒纳手表，这是她过去两年中收集的30款高端腕表之一，其中以较早时期的卡地亚（Cartier）和百达翡丽为主。“我有一只1926年的百达翡丽腕表。”她说，“虽然我不知道它最初的主人是谁，但我喜欢想像它经历了哪些事，才让今天的我有机会戴上它。对我来说，这个爱好有很多感情在里面。”
32岁的汤融融（Lung Lung Thun）在香港管理著自己的证券经纪业务，去年，她与Jaclyn Li及另一位藏家岑学彦（Daniel Sum）一道，为腕表收藏人士开设了一档名为“The Waiting List”的播客。岑学彦因创建颇具人气的腕表迷社群Shanghai Watch Gang而闻名，在该社群的Instagram账号中，随处可见各种腕表图片。汤融融说，她没法同那些重量级藏家较量，他们会买下让·米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创作的墙面大小的作品。她说，在香港这样的城市，由于一些公寓面积较小，因此藏家们往往喜欢收集不占地方的东西，比如腕表、珠宝、书籍或是手包。即便是电子游戏，如今似乎也有了收藏价值。她说，目前看来，“任何他们可以从家里拿出来炫耀的东西，人气都更高。”
英文原文：$800,000 for Skateboards: China’s Gen Z Collectors Upend the Art Marke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