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的战火为何停不下来？五本书告诉你独一无二的“缅甸模式”

自2021年2月1日缅甸军方发动政变，拘禁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在内的民盟高层以来，缅甸局势一路升级。全国各地不断有反军方的民众上街抗议。军方则持续以军警压制，在许多场合直接以实弹射击抗议民众，联合国报告指至今为止军警镇压已导致数百民众丧生。超过2600人被拘捕。

4月16日，由民盟议员组建的缅甸联邦议会代表委员会组建民族团结临时政府。与此同时，军方和地方武装力量（民地武）之间的冲突不断，克钦独立军（KIA）、克伦民族联盟（KNU）的与缅军之间的交火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警告称缅甸局势持续恶化，面临“全面冲突”的危险。

⋯⋯这一切，仿佛历史重演。

在现代缅甸，冲突、高压和恐惧占据了大部分历史时刻。战争、冲突是活生生的记忆，而书写缅甸也意味着从这些故事讲起。

缅甸曾是整个东南亚的庞大网络的一环，贸易殖民掠夺传教冒险，一切都无法绕开缅甸的海岸。直到当代，发生在缅甸的痛苦、悲剧，也都和那个殖民时代的伏笔相连。

1990年代，印度西孟加拉作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曾到访泰缅边境山区。1988年的“8888”运动失败后，一些缅甸大学生来投奔克伦族武装，和政府军作战。高希参观了他们的山中营地。在那里，他遇到一名印度裔缅甸学生“Sonny”，“Sonny”已经打了快十年游击。他们平时和缅军捉迷藏交火，休息时就在营地里种菜、偶尔去泰国一侧的镇上买些日用品。

高希将这段经历写成一篇给《纽约客》杂志的短文，和他在埃及、印度等地采写的有关冲突和暴力的故事一起，收入他2005年出版的散文集《燃烧的境况》（Incendiary Circumstances）。“Sonny”告诉高希，在山里打游击其实没有希望，只是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能让缅军坐下谈判。

大学生消失在边境的山林中。高希觉得那时还在软禁中的昂山素季是某种历史巧合。如果不是移居海外的她碰巧在1988年回国探望重病的母亲，反军政府运动就不会拥有一个“人格化的化身”。如果是那样，这段历史可能最终会被人们所遗忘。

高希的小说以历史感见长。他的“鸦片战争三部曲”——《罂粟海》（Sea of Poppies, 2008）《烟河》（River of Smoke, 2011）和《火洪》（Flood of Fire, 2015），描绘了殖民时代从恒河平原直到珠江口的海路与沿途发生的故事。这和缅甸的关系是什么？在高希笔下的那个时代，缅甸是整个东南亚的庞大网络的一环，贸易殖民掠夺传教冒险，一切都无法绕开缅甸的海岸。直到当代，发生在缅甸的痛苦、悲剧，也都和那个时代的伏笔相连。

海洋上的缅甸

横渡孟加拉湾

原作名: Crossing the Bay of Bengal: The Furies of Nature and the Fortunes of Migrants

作者: 苏尼尔·阿姆瑞特（Sunil Amrith）

出版社: 哈佛大学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 2013年11月

缅甸人对殖民的痛感，既包括了兴盛一时的贡榜王朝被英印帝国毁灭，包括了英帝国对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攫取，也包括了印度人对商业的垄断，更包括了印度劳工“抢走”了缅甸底层人的生计。

我们值得从孟加拉湾的历史阅读缅甸。在这方面，最好的读物之一当属如今任教于耶鲁大学的印度裔学者苏尼尔·阿姆瑞特（Sunil Amrith）的《横渡孟加拉湾》。

《横渡孟加拉湾》的主角是印度移民。19世纪，泰米尔和孟加拉劳工从海路进入缅甸、锡兰和马来亚。劳工中介把这些“卖猪仔”的印度人送去种植园、商铺、工厂。高种姓的印度商人则经营起从马来亚到印度，到中国云南和暹罗的贸易网络。在1840到1940年的百年里，大约有1200万到1500万印度人到达缅甸；1931年时的调查显示，印度人构成缅甸人口的7%，在仰光的比例更高。这一时期的缅甸是整个南亚和东南亚的枢纽交汇处，仰光是整个区域内最蓬勃兴旺的大城市之一。

高希的家族就曾在仰光经商，他写到，他的一位姨父不断回忆在缅甸的日子，说缅甸人如何富足、友善。尽管他们一家其实是被兴起的缅甸民族主义“赶回”印度的，但“他太爱缅甸了”，以至于不愿意面对缅甸人对印度人的排斥和仇恨。

在现代缅甸独立的时刻，英国人从容撤走，而印度人成为了缅甸民族主义抓到的最大替罪羊。缅甸人对殖民的痛感，既包括了兴盛一时的贡榜王朝被英印帝国毁灭，包括了英帝国对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攫取，也包括了印度人对商业的垄断，更包括了印度劳工“抢走”了缅甸底层人的生计。1939年，曼德勒的僧侣攻击印度人；1942年，日本占领缅甸，印度人大批逃离；战后，印度移民试图返回缅甸的住所，独立的缅甸政府则不承认他们的居留权。如今，仰光的印度色彩已经大大减弱。就连年轻人曾经热爱的宝莱坞电影，也被韩流所取代。

滇缅流浪记

中文世界也留下了书写殖民时代缅甸的杰作。1927年，四川籍文学青年艾芜从云南入缅，沿着伊洛瓦底江南下曼德勒，最终到达仰光。在这一路火车上，艾芜望向缅甸乡野的稻田、椰树、农人，感慨此间兴旺远胜自己故乡。艾芜原名汤道耕，是受《新青年》影响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1920年代社会纷乱。这背景下，他自我放逐，从云南南下缅甸——身无分文，流浪为生，沿途打零工、做劳力、做教书先生，学缅语，结识三教九流，那时候没有“嬉皮士”，而是叫做流浪汉，他的文学也就被称为是中国现代少见的流浪汉文学。1930年，他因参与布尔什维克宣传，被英印遣送回中国。回到上海后，他参与左翼文学运动，将在缅甸的经历结成短篇小说集《南行记》与散文集《漂泊杂记》。这两本并不厚实的册子，算是中文作品中对英印时代缅甸刻画得最入木三分的一部了。

《南行记》的主要故事发生在缅北山区的一家山中客店。主人公来到客店做工，端茶倒水，穿堂跑腿，铲马粪，递书信，还兼带教人读书识字。在这期间，他见识到了南来北往的各式人物。缅人、克钦人、汉人、傣人、英国人、印度人，交往中又说着各异的语言，缅甸话、克钦话、云南话、傣话、英国话、印度斯坦话。他们还来自不同的职业：客栈老板、英国官员、印度仆役、盗马贼、鸦片商。《南行记》富有韵味，众声喧哗，是一扇窗，供人一窥百年前缅甸社会中的人情冷暖。

《南行记》

《南行记》

作者：艾芜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

艾芜自我放逐，从云南南下缅甸——那时候没有“嬉皮士”，而是叫做流浪汉，他的文学也就被称为是中国现代少见的流浪汉文学。

一面，艾芜用浪漫笔法描写缅甸的生活：山谷中江面上的光线，风的气味，雨季和旱季的轮转，烈日下的辛劳。他也珍惜小人物的可爱之处：为了做偷马贼不惜被人打一顿的孱弱男子；在仰光郊外梦想去锡兰的游方和尚；看不惯丈夫给殖民地官员送肥鸡的客栈老板娘；乃至在海岛上为了救人命把偷来的钱偷偷还回去的小青年。另一面，艾芜克制而收敛地记录了缅甸底层的痛苦辛酸。在《南行记》里，他写了一个故事：一个英印混血小官员半夜摸入客栈房间，试图奸污投宿客栈的傣族女孩，小说的主人公手持电筒被迫引路。在这个故事里，客栈老板的懦弱，小人物的无力，殖民地秩序的现实，浓缩在一个叫人不断猜测结局的悬疑故事里。

近代以来的中国作家中，艾芜是少有的异类，如今甚至许多人忘记了他。流浪生涯让他对普通人，尤其是底层缅甸人具备了切身的同情。《漂泊杂记》里记下了那时让艾芜共鸣的缅甸人反英暴动诗歌：

当我们睡着的时候
敌人便将镣铐加在我们的身上
朋友呵，起来挣扎吧
打破镣铐，是很寻常
容易如同摇落花上的露水
因为我们众多，他们少。

枪口、钞票与人心

我们很难想像从艾芜笔下的缅甸到今天的缅甸，这一百年间经历了什么。借用高希的说法，缅甸从区域内最富裕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缅甸曾有机会在昂山将军时代走出一条和解、发展和善治的道路吗？没人知道。1947年7月，昂山和他的整个内阁被刺杀之后，缅甸迅速陷入内战，然后是漫长的军政府统治。

在那之后到访缅甸的作者中，许多人只想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人类残酷性的某种注脚。比如一位美国记者，化名为艾玛·拉金，写了一本《在缅甸寻找乔治奥维尔》（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Burma），在军政府统治的缅甸和“1984”之间寻找相似性。然而缅甸就是缅甸，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度。在历史上，很少有军政府能够维持这样长时间的统治（从1960年代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而稳如磐石，也少有威权国家能够如此长时间缺少意识形态支撑。

关于缅甸漫长的军政府时期，与身在其中的缅甸人心性，澳大利亚人类学家Monique Skidmore的一本书值得一读。这本书叫做《缅甸与恐惧政治》（Burma and the Politics of Fear），是一本人类学民族志。它的大标题其实叫“卡拉OK法西斯主义”。这个概念创造在学术理论上乏善可陈并充满了过度演绎。但瑕不掩瑜，作者在军政府统治最暴力，也是最多变化的1990年代，完成了长时间的缅甸实地田野调研，记录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心理历程。

《缅甸与恐惧政治》

《缅甸与恐惧政治》

原作者：Monique Skidmore

出版社：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出版日期：2004

但这一切又伴随着深度裙带化的商品经济、沾血的玉石开采、高通货膨胀和黑市。这些东西全部混在一起，构成了无法复制又难以形容的“缅甸模式”。

Monique Skidmore观察到，缅甸军政府的统治模式是一大堆东西的混合。它的暴力手段很原始。一次在仰光，她所乘坐的车辆被军警临时拦停，窗外伸进一支枪，顶着她的脑袋，向她索贿；权贵阶层的利益赤裸，所有人都知道军方高层修建的高尔夫球场，知道里面招待和毒品交易千丝万缕关联的商人与地方军阀；另一方面，它却也格外精细——社区法律与秩序恢复委员会（YaWaTa）、街长、百户长，一整套复杂的登记系统，策应管理的民间组织，共同组成了行之有效的管理、动员和监视群众的机制；与此同时，军政府高举发展旗帜，在1990年代开放外资入场，粉刷首都寺庙，标榜佛教旅游，大拆大建，将首都变成一个巨大的主题公园和现代游乐场。但这一切又伴随着深度裙带化的商品经济、沾血的玉石开采、高通货膨胀和黑市。这些东西全部混在一起，构成了无法复制又难以形容的“缅甸模式”。

在这样的境遇中生活的缅甸人的最大特征，按照Monique Skidmore的观察，是喜怒不形于色。她形容缅甸普通人依靠着一个“空白外壳”生存，把自己的心中情绪深埋在外壳之下，蜷缩进自己躯体深处的某个狭小空间里。每个人都可以有很多朋友，信得过的朋友却只有那么几个。一个人如果显得情绪激动，随意跟人吵架，那么这人就会被视为反常乃至精神出现了问题。经历了1988年革命运动的失败，缅甸的一整代文化精英要么被逮捕、下狱，要么流亡边境或海外，要么退出政治生活。不满军政府但又无能为力的人则选择在谨慎度日，或是亲近佛教和僧团。许多人出家，到佛、法、僧“三宝”中寻求平静和疗愈。

作为享有一点点“特权”的外国人，Monique Skidmore得以在缅甸的不同社区和阶层中游走。她也记录了这个社会耐人寻味的复杂属性。比如，在仰光的高级社区，将军、国际NGO人士、僧侣、政府职员和民盟运动家可能出自同一家族，聚居在彼此相近的大宅里。她也观察到，缅甸社会并不是一成不变，1990年代的城市更新发展中让旧时代的很多记忆快速消失，而经济与消费景观的变迁，也让人部分麻醉其中，暂时舒缓了腐败和政治高压的痛苦。

在这样的境遇中生活的缅甸人的最大特征，是喜怒不形于色。她形容缅甸普通人依靠着一个“空白外壳”生存，把自己的心中情绪深埋在外壳之下，蜷缩进自己躯体深处的某个狭小空间里。

改革年代，哪一步走错了？

缅甸军政府常年保持神秘封闭，让人难以理解其行事逻辑。2021年政变也是如此，出人意料，且至今表态不多。要理解1990年之后至今的缅甸政治，历史学家丹敏乌（Thant Myint-U）的著作《缅甸的未竟之路》异常精彩，提供了少有的“高层”视角。

丹敏乌几乎被整个华语世界误译为“吴丹敏”。其实他姓名中的“U”并不是缅甸常见的男性尊称“吴”。这位出生在纽约的缅甸裔历史学家出生时含着“金汤匙”——他的外祖父是1961年到1971年间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缅甸人吴丹（U Thant）。显赫的家族出身，让他在改革年代得以接近缅甸最高权力，为主导改革的登盛（Thein Sein）政府提供咨询，并在缅甸和西方间牵线搭桥。

《缅甸的未竟之路》

缅甸的未竟之路

原作者：丹敏乌（Thant Myint-U）

出版社：马可孛罗出版

出版日期：2021

“缅甸政局两个最易引发燎原大火的元素依旧是种族和贫富不均。如今，又有不成熟的民主机构、盲信自由市场的心态，数十亿美元不正当产业，武器泛滥的山地，加入发威。亚洲心脏地带说不定会出现一个失败国家。”

丹敏乌着重描述了自己政治立场的转变：1988年革命后，他努力游说，希望西方制裁缅甸军方；多年后，他的立场动摇，看到制裁只进一步加剧了军政府的封闭和缅甸民众的痛苦之后，他转而寻求推动军方和外界和解。“改变有其可能，甚至他们也想改变，但绝不可以让他们觉得这是受到施压的”。

丹敏乌对西方过于关注民主和昂山素季的地位表达了不满，他认为缅甸的许多问题比单纯的民主议题更重要——比如族群冲突，经济萧条，底层困苦。也许是1990年代欧洲残酷的波斯尼亚战争让他这个“世界人”受到了严重刺激：“缅甸所需要的，不是简单的政权更替，而是更彻底的转变”，他写道，“除非外来干预是已获各方同意的和平协定之一，否则任何外来干预，不管在何处，恐怕都不管用。”他很赞扬开启改革的军人总统登盛，将他描述为一个会体谅民间疾苦，做事有章法的温和保守政治家。

如果丹敏乌对仰光的政治记述可信，那么缅甸民主化过程中最遗憾的一步，莫过于改革力量的内裂：2015年，总统登盛及其内阁和议长瑞曼（Shwe Mann）的权力斗争升级。登盛不是那么“民主”，他不认同民盟的理念，还是希望在合作基础上改变现状。但瑞曼倒向民盟，后者希望彻底的“胜利”，把军方力量踢出政治。瑞曼在军队里排位本高过登盛，两人开始龃龉。结果是，瑞曼被登盛踢出军队领导人行列。尔后，民盟在大选中席卷议会席位。登盛的数名支持改革的副手随着军方的巩发党大败而无缘入阁。丹敏乌没有点明的是，改革力量的内耗，最终得益的显然是军方中的保守派。

也许是因为长期浸淫各种政治谈判，又或者是持久地见证了整个缅甸民主化的过程，丹敏乌特别看重政治人物的个人手腕。他将民主化的动力解释为丹瑞大将不想等着被下一个独裁者清算。他还认为，缅甸的改革一开始之所以能顺利推进，是因为登盛专门设置了新的机构和智库，绕过冗重的官僚。而昂山素季2015年全面执政后裁撤了登盛的人马和架构，这使得改革被官僚机器阻挡，停滞不前。

对当时如日中天的民盟，作为历史学家的丹敏乌在书中忧心忡忡。他知道军方一直不满，而缅甸经济也陷在疯狂的资本逐利中。毒品泛滥、贫穷和奴工问题如火燎原。在全书最后，他不乐观地警告：“缅甸政局两个最易引发燎原大火的元素依旧是种族和贫富不均。如今，又有不成熟的民主机构、盲信自由市场的心态，数十亿美元不正当产业，武器泛滥的山地，加入发威。亚洲心脏地带说不定会出现一个失败国家。”

身份与爱恨

阿米塔夫·高希记载过一个1990年代的传说，据说泰国王室当时很担心缅甸会不会变成下一个巴尔干半岛，被族群冲突和仇杀所席卷。

这担心并非无中生有。在缅甸民主化最被外界期待的2010年代，罗兴亚人危机就让许多人对缅甸的未来忧虑乃至失望。这次缅甸政变后，网上有不少评论，说缅人支持军政府清洗罗兴亚人，如今多少有些“报应”的味道。也有媒体开始报导缅族年轻人对自身大缅族主义的反思。

不过，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转化，在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尽管罗兴亚危机已经暂时“退居二线”，但罗兴亚人问题集中体现了缅甸的复杂和困境。

《缅甸的佛-穆冲突》

《缅甸的佛-穆冲突》

原作者：John Holt

出版社：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

如今看来，罗兴亚危机，也是今天缅甸人遭遇的处境的一次提前预演，又或者它是缅甸一直以来没有进展的各种危机的其中一次露面。

媒体上的罗兴亚危机似乎很简单：缅甸人数最多的民族——缅族，想要将国家变成一个信仰佛教的，缅族主导的国家，因此多数信仰伊斯兰、说孟加拉语方言的罗兴亚人就被标榜成“异族”，剥夺公民权，向外驱逐，乃至被军队镇压、清洗，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但历史和现实如果只是如此，反而就简单了。它恰恰要来得更纠结。罗兴亚人问题不是两群人的问题，是三群人——缅人、罗兴亚人，还有若开邦地区的阿拉干人。若开曾经是辉煌一时的独立王国，阿拉干人的民族主义情感也旺盛。与此同时，百年来在孟加拉湾南北，佛教僧侣的游走、串联，让激进化的佛教民族主义在缅甸、锡兰和泰国之间冲撞、传播。更耐人寻味的是，在军政府最残酷的时代里，佛教寺院是许多缅甸人在高压下的心灵寄托，寺庙庇护抗议人士，僧侣帮助学生，佛教经典和冥想修行则安抚心灵。宗教、民主、主权、传统、外敌，恐惧，团结与热爱，这一切都被历史时空浓缩，折叠，前后连接。

研究佛教民族主义的学者John Holt的《缅甸的佛-穆冲突》因此值得一读。他采访了冲突中重要的缅民族主义者、阿拉干民族主义者和罗兴亚人。呈现出罗兴亚危机复杂而难解的种种层次。如今看来，罗兴亚危机，也是今天缅甸人遭遇的处境的一次提前预演，又或者它是缅甸一直以来没有进展的各种危机的其中一次露面：如丹敏乌所感慨的，改革只是把一切往前带了一小步，许多缅甸人——从政治家到普通人，无比期待一次性地、彻底地解决百年来的痛苦，但缅甸的特殊现实却又是那么需要耐心和经验。也无怪于此，很多人就这样放弃了等待。

感谢王令齐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