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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由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简称WHO）牵头的十几位外国科学家与中国同行聚在一起，就疫情起源的问题投票表决。
此前，科学家们对发现首批病例的武汉市进行了为期四周的联合调查。许多人曾希望此次调查能为渴望水落石出的世界提供一些明确的答案。
曾有一度事态似乎是朝著这个方向发展的。此次投票结果成为了新闻头条：病毒可能是从动物传播给人类的；冷冻食品是否传播病毒还需进一步研究；病毒由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极低。
然而，一个月过去了，随著 WHO 牵头的专家组完成武汉考察任务的完整报告，《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调查发现了有关该专家组人员构成和制约因素的新细节。这些细节可揭示该专家组进行彻底、公正调查的权力有多微小，并让人对其调查结果似乎提供的明确答案产生疑问。
《华尔街日报》发现，中国曾抵制国际社会要求进行调查的压力，认为调查是在试图委罪于人，中国将调查推迟了数月，获得了对参与者的否决权，并坚持调查范围也要包括其他国家。
与此同时，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早期关于病毒可能来自中国实验室的断言，使得施压中国允许进行更严格调查的外交努力受挫。许多科学家认为，实验室事故不太可能是疫情爆发的原因，他们认为病毒从动物传播给人类并在自然界开始传播的可能性更大。此外，特朗普政府此前宣布退出 WHO，使得团结盟友变得更加困难。特朗普的一位发言人不予置评。
据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称，WHO 曾要求美国为该专家组推荐政府的专家，但没有联系华盛顿方面推荐的三位专家。另一名美国科学家入选该专家组。北京方面没有公开多数中方参与者的身份，也没有分享第一批确诊病例以及可能的更早病例的关键原始数据。
美国官员表示，他们提出 WHO 与中国商谈调查细节时应征询理事机构意见，但没有成功。这些官员还称，华盛顿未能明确了解这个国际专家组是如何招募的。专家组成员表示，对于可能的实验室泄露问题，他们没有得到授权，也没有专业知识和途径展开调查。该专家组2月8日与中国专家举手表决后得出结论，中方的很多专家向中国政府汇报工作。中国政府已经排除了实验室事故的可能性，而且暗示疫情始于中国境外。
WHO 发言人贾萨雷维奇（Tarik Jasarevic）表示，中国没有就专家团成员人选向 WHO 施压，也没有反对任何人选。WHO 官员表示，专家组的任务是设计和推荐科学研究，而不是进行调查，更不是从法证角度去审查实验室。贾萨雷维奇表示，WHO 通常直接与东道国政府协商此类考察任务的条款，不会涉及其他成员国。
其结果是：本应及时合作进行的科学调查变得更慢、更难，而且更加不透明。现在这个世界有可能永远也找不到病毒起源的答案了。
找到病毒来源非常重要。了解一种新病毒是如何出现的，有助于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设计出防止疫情再度爆发的方法，也可以解开病毒进化的线索，有助于研发药物和疫苗。人类希望了解是什么释放了这种已造成全球260多万人死亡的病毒，病毒溯源也能满足这个愿望。
据专家组成员和 WHO 称，在中方专家进行审阅并可能作出修改后，该小组的报告预计将于下周发布。报告将说明该专家组的调查结果，并就进一步研究给出建议。
中国外交部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只表示该专家组中没有外交部官员。中国国家卫健委没有回应置评请求，并拒绝让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接受采访。最近几周，中国政府表示正在与 WHO 合作，对武汉的考察是双方合作研究的一部分，而非调查，并强调考察报告必须得到中方参与者的认可。
中国官员和科学家认为，病毒可能是通过冷冻食品进入中国的。许多独立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假设不太可能成立。北京方面已经要求 WHO 在其他国家开展类似的考察。WHO 还没有宣布向其他国家派遣考察组的计划。
对于该国际专家组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这一点，科学家们几乎没有争议。这个由 WHO 牵头的专家组成员表示，许多参与其中的中国科学家尽心尽力地准备数据和进行分析。“他们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专家组负责人本·安巴雷克（Peter Ben Embarek）说。“我对他们所做的研究数量之多印象深刻。”
上述考察完成后，专家们对病毒在2019年12月已经广泛传播的情况有了更清晰认识，这些线索可能有助于确定疫情开始的时间。一些科学家相信，未来的研究将揭示疫情源头。
即便如此，这项调查还是加剧了美中两国的紧张关系。拜登（Joe Biden）政府质疑该团队是如何得出结论的，敦促北京方面公布所有相关数据，并称任何报告都应不受中国政府干预。中国官员则呼吁在美国本土展开调查，暗示2019年底时病毒已在美国传播。
WHO 没有强制各国政府披露信息的监管实权。除非一国政府邀请，否则该组织无权派遣疾病专家前去调查疫情。
在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时，这些挑战尤为严峻。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系统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于那些不利于中共形象的信息，中国政府采取压制态度。WHO 受到联合国成员国监督，而这些国家大多不怎么愿意与北京发生争端。
WHO 前总干事的高级政治顾问 Kenneth Bernard 说：“WHO 本该有能力介入并调查一些正在影响世界的事情。”他说：“如果 WHO 不能真正调查疫情，那么中国政府说什么，你就只能听什么。”Bernard 曾在克林顿（Bill Clinton）和小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时期担任生物防卫和卫生安全官员，他现在为企业和美国政府提供有关生物安全问题的建议。
糟糕的开始
即便在最好的情形下，这类调查也是很复杂的，可能需要数年时间。当疫情爆发时，大多数国家都会把工作重心放在控制疫情上，而不是探究源头。
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 俗称﹕非典型肺炎）疫情爆发时，WHO 曾公开指责中国不配合，中国官员最初掩盖了疫情的严重程度。SARS 疫情由一种冠状病毒引起。后来科学家们花了十年时间才查明导致这种疾病的冠状病毒起源于中国西南地区的蝙蝠。
疫情溯源工作一开始就很糟糕。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与2019年12月出现的多起早期病例有关，当地官员雇用了一家消毒公司，对该海鲜市场喷洒了消毒液进行消杀。目击者说，这家海鲜市场里有活的动物，包括一些野生动物。但当地部门称，他们只采集了冷冻产品样本，而这些样本的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2020年1月23日，WHO 的一个紧急委员会建议由 WHO 领导的科学家小组“评估并支持调查疫情动物起源的工作”。中国疾控部门负责人当天宣称，他怀疑病毒来自华南海鲜市场里的野生动物，确定是哪一种动物“只是时间问题”。
《华尔街日报》基于对 WHO 牵头的武汉考察团成员、WHO 工作人员、现任和前任政府官员、来自美欧和发展中国家的外交人士以及独立科学家和其他了解溯源调查的人士的采访，重现了在疫情爆发后的一年里溯源调查是如何展开的。
WHO 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在2020年1月28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讨论了此事。次月，一个 WHO 牵头的联合专家组到访中国，其中包括两名美国政府专家。
据参与此行的人士称，当地官员似乎致力于搜寻病毒起源，并介绍了他们正在开展的工作。但在随后几周内，没有出现任何研究结果。
由于公众不满于政府最初应对疫情的方式，病毒已成为北京方面的一个敏感政治问题。
2020年4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断言，病毒可能来自武汉一个实验室。中国官员则回应说，该病毒可能来自美国。当月，澳大利亚成为首个公开呼吁对疫情起源进行独立调查的国家，这招致了中国的愤怒回应。北京方面后来对进口自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实施了限制，澳大利亚官员以及其他外国官员认为中方此举是报复。
很多科学家都警告说，时间过去越久，溯源难度就越大。
希望促成一个折中方案的欧洲各国政府起草了一项决议，呼吁将一项独立评估交由 WHO 决策机构世界卫生大会（World Health Assembly）投票表决。
据前美国高级官员称，中国在与 WHO 成员的闭门谈判中极力阻挠和推迟一项调查。
其中一位前官员称：“他们每句话都要谈判。”去年5月通过的决议没有具体说明时间框架。这位前官员说，一些成员国想说的是调查应该立即开始，但中国表示反对。
10天后，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 WHO。然而，美国官员仍希望促成调查，并找到了一个途径：美国在该联合国组织的管理执行委员会有一个席位，有效期至2021年。但这个由34个国家政府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并未获邀就研究条款的谈判提供建议。
而 WHO 直接与中国谈妥了这些细节。一位美国官员说，考虑到疫情造成的人员和经济损失，美国官员曾敦促 WHO 与该委员会协商。该官员称，这是一个特殊情况，正常办事方式并不适用。
但另一位美国官员说，美国盟友不愿意加入。
乔治城大学奥尼尔国家与全球卫生法研究所（O'Neill Institute for National and Global Health Law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的教务主任 Lawrence Gostin 表示，为该委员会提供咨询会大大加强 WHO 的政治影响力。Gostin 曾就国际卫生法向 WHO 提供建议。
去年7月美国驻 WHO 代表 Andrew Bremberg 带著一封信来到 WHO 玻璃塔式的总部大楼，正式启动为期一年的美国退出 WHO 相关法律程序。但 Bremberg 表示，他向谭德塞和 WHO 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Mike Ryan）表示，仍有时间修补关系。
当时瑞安问道：美国是否会让美国政府官员加入WHO正在召集的溯源专家组？美国政府机构有一批世界顶尖的疾病调查专家。
Bremberg 称他回答道：“当然会。”
瑞安未回应置评请求。谭德塞未回应通过一名发言人提出的置评请求。
当月，两名 WHO 官员在中国待了三周，就溯源调查里面中国部分的条款进行谈判。到去年7月底，他们就一份“职责范围”文件达成一致，这份文件列出了短期和长期目标。一个关键点是，在中国展开的任何工作都将成为全球溯源研究的一部分，之后可能伴随著对其他国家的调查。
这份文件不包括进行全面的实验室检查，也没有提到潜在的实验室事故，并且赋予了中国对专家组成员构成的否决权。
征召专家
WHO于去年8月17日征召专家加入这个国际考察团。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通过国务院向 WHO 提供了三名候选人的名单。这三名候选人分别是一位病毒学家、一位资深兽医、以及一位领导全球卫生安全项目的流行病学家。其中这位病毒学家研究的病毒需要在高安全性实验室内进行。
WHO发言人贾萨雷维奇称，该机构工作人员审查了大约40份简历。美国官员称，华盛顿推荐的这些专家都没有入选。
“这些候选人的简历都在评估的简历库中，”贾萨雷维奇表示，“可惜我们无法把所有人都招入专家组中。”
美国的盟友对看似不透明的遴选过程感到担忧，但美国未能说服他们公开表达这种担忧或者就此向 WHO 施压。据几位知情的西方政府官员称，美国在欧洲的盟友，特别是德国，不愿惹怒中国，因为中国作为欧洲的贸易伙伴对于其经济复苏至关重要。德国政府未回应置评请求。
该专家组由10名科学家和五名 WHO 专家，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两名代表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两名代表组成。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总部设在巴黎，是一家促进动物疾病控制的国际组织。
专家组负责人是来自丹麦的本·安巴雷克，他在 WHO 供职已有20年时间，曾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被派往中国，是 WHO 在人畜共患病方面的顶级专家之一。人畜共患病起源于动物，然后蔓延至人类。专家组成员包括动物卫生、流行病学和病毒学方面的顶尖专家，以及来自德国、俄罗斯和日本的政府专家。
其中包括来自美国的科学家达萨克（Peter Daszak），他是一位动物学家，也是纽约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主席。
达萨克有在动物身上寻找新兴人类病毒起源的经验，曾与中国的研究人员合作过16年。他所在的团队认定蝙蝠是引发SARS疫情的冠状病毒的来源。
一些美国官员和科学家担心，达萨克的非营利组织在中国的部分工作会造成利益冲突。生态健康联盟过去几年曾向武汉病毒研究所提供资金，作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拨款的一部分。在特朗普政府断言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的说法中，武汉病毒研究所是被重点锁定的目标，而达萨克曾公开否定这种可能性。
达萨克说，在申请加入溯源专家组时，他描述了自己的专长，并向 WHO 提供了一份利益冲突声明，其中包括他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合作。他告诉《华尔街日报》：“我为 WHO 所熟知，我也因在这方面的工作而出名。”他表示：“我认识到溯源的历史重要性以及我能为此带来的价值。”
WHO 发言人贾萨雷维奇表示，达萨克在研究蝙蝠和人畜共患病方面的专长“对专家组来说是很好的经验”，并且不构成利益冲突。
1月5日，多名专家组成员已经启程，但中国官员当天告知 WHO，专家组抵华尚未获得最终批准。至少一名成员不得不中途折返。
WHO 总干事谭德塞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少有地公开批评北京方面，他表示：“我对这一消息感到非常失望。”六天后，中国政府宣布该专家组将于1月14日抵达武汉。
那天，正当专家组成员准备从新加坡搭乘飞机时，中国官员在两名成员的抗体检测呈阳性后阻止二人登机。此前两人做过多次聚合酶连锁反应（PCR）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在武汉受到限制
其余13人在抵达武汉后，开始了为期两周的隔离。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工作、健身，都在隔离的酒店房间里进行。有些人在房间里慢跑了数英里。
他们每天与中国同行举行影片会议，中国同行介绍他们已经做的工作。一些追踪该调查的科学家和外国官员表示，这些重要信息本可以在专家组到达中国之前毫不费力地进行分享。
WHO 总干事与习近平会谈一年后，1月28日专家组获准开始实地调查并与中国同行面谈。在余下的行程中，由于更多的隔离检疫规定，专家组基本被限制在酒店的一块区域，并被迫与中国同行分开用餐，无法与后者进行非正式交谈。据专家组成员称，这种非正式交谈往往是此类溯源工作中最有成效的。专家组成员与组外任何人的接触都很有限。
很快，追踪该调查的外国官员和科学家就发现，专家组的行程部分是为了印证中国官方的说法，即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控制疫情。专家组走访的首个对象是一家医院，在那里他们见到了一位医生，中国政府称这位医生是第一个通过官方渠道对不明原因肺炎的爆发发出警报的人。次日，专家组又走访了一家医院，之后参观了一个纪念中国抗疫较早取得“决定性胜利” 、向习近平的领导致敬的展览。
第三天，专家组参观了华南海鲜市场和另一个批发市场，查看了冷库设施。中国政府称病毒可能通过这类设施传播。专家组成员说，这种走访帮助与中国政府建立了信任。
专家组中的澳大利亚微生物学家、曾参与 WHO 对 SARS 调查的德怀尔（Dominic Dwyer）说：“人们以为你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入一个国家，任何国家，然后说‘我想看看相关资料’。”德怀尔称：“我认为外交上不是这样操作的。”
专家组成员表示，在实地调查的间隙，他们与中国同行进行了宝贵的面对面会谈，在面谈中，他们就中国方面提交给专家组的资料进行了追问。专家组成员说，该小组可以走访要求调查的每个地点，包括三个实验室，并评估了比中国在此前一年分享的更多的汇总数据。
中国表示，已经分享了1000多名中国专家收集的信息，他们自7月以来查阅了武汉200多家医疗机构的7.6万名患者的病历，以及5万多份动物样本的检测结果。
专家组成员表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当局多半只会提供他们的数据分析，而不是原始数字。专家组也未能完成之前期望的一些短期任务，包括对2019年12月之前的血液样本进行详细研究，以及编制一份华南市场出售的动物的最终清单。
上述小组成员称，30至60名中方参与者中有一些并非科学家，其中包括外交部官员。中国的团队负责人说，他的团队成员包括17名专家。中国外交部表示，专家团队中没有外交部官员。
双方在一次会议上的激烈交锋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即第一例确诊病例之前，病毒在武汉的传播范围有多大。中国官员表示，首例确诊是在2019年12月8日出现的。
中方参与者表示，从他们查阅的7.6万份病历中，他们选定了2019年10月、11月和12月初的92名住院患者，这些人的症状表明他们可能感染了病毒。然而，他们说，没有一个人的抗体检测呈阳性。
WHO 专家组感到困惑：他们说，这个数字似乎太小了。的主要症状是发烧、持续咳嗽，这些症状是其他疾病的常见症状，在一个人口近6000万的省份，本应检测更多的病例。专家组成员想知道选定这92例病例的标准是什么。而且，这些病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说明他们是在不同的地方被感染的，而不是通过一起超级传播事件。
还有，为什么中国当局在考察小组到达几周前才检测抗体，而那时抗体可能已经消退至无法检测的水平？
专家组要求立即获得关于这7.6万名患者的经过匿名化处理的原始数据，认为可以用别的方式过滤相关数据，以便寻找1000个潜在早期病例的蛛丝马迹。专家组成员说，中方没有答应。
专家组成员透露，中方人员反驳说，有研究表明病毒可能于2019年11月下旬和12月就已在其他国家传播，并建议世卫组织研究疫情是否起源于中国之外。世卫组织尚未宣布任何向其他国家派遣考察团的计划。
“有时候情绪变得非常激烈，”专家组中的丹麦流行病学家费希尔（Thea Fischer）在武汉告诉记者。“我是一名科学家，我相信数据……不会别人说什么我就信什么。”
在武汉一家血库的代表做了介绍之后，更多紧张情绪迸发出来。专家组成员敦促血库方面提供2019年12月之前的血样，认为这是验证他们提出的假设的最佳方式，他们假定，病毒可能比人们所认为的更早、更广泛地在中国传播。在血库的冷冻血样中仍然有可能检测到抗体。
“我们说：你们要回去看一下更早的血样吗？他们说：哦 可是，对此有监管规定，” 德怀尔回忆道。许多国家都有法律保护献血者的私隐，但也有机制允许在紧急情况下获得样本——他回忆起当时的争论。
“不管怎样，世界各地都在这样做，所以中国没有理由不能这样做，”他补充道。“我的意思是，在我看来，若早点这样做，本会是一件非常明智的事情。”
专家组成员表示，他们继而获得了随后可以检测这些血样的保证。
专家组2月3日走访了武汉病毒研究所。此次访问是专家组提出要求后安排的，中国设定了一些条件。专家组在那里待了大约三个小时，并与该研究所科学家石正丽见了面。石正丽专门研究蝙蝠冠状病毒，她否认新型冠状病毒来自她的研究所。石正丽博士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专家组表示，有关人员向他们介绍了该研究所在研究、安全程序和工作人员健康状况等方面的情况，专家组还被允许提问，并参观该研究所用来做最危险实验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
费希尔告诉记者，专家组考察了该研究所各实验室的研究概况。他们向工作人员询问了关于对员工进行例行生物安全检查，以及员工因病缺勤的情况。
达萨克说，他在访问过程中询问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为什么该研究所之前公开发布的一个病毒数据库被从线上撤下，石正丽博士回应说，在遭到大约3000次骇客攻击之后，该研究所不得不将这个数据库撤下。该数据库是一份 Excel 电子表格。
举手表决
为了缩小结论范围，专家组2月8日组织了一次举手表决。中国与会者在酒店会议室一侧的几排桌子旁就坐，专家组坐在他们对面。
这次行动侧重于四个主要问题：病毒是否从动物宿主直接传染给了人类？病毒是通过一些中间动物宿主传播的吗？病毒是通过食品、尤其是冷冻食品的供应链传播的吗？病毒是来自实验室吗?
专家组成员说，每个选项都有“极不可能”、“不大可能”、“可能”、“很可能”和“非常可能”五个等级，参与者在投票前提出对每个选项的支持和反对意见。
他们表示，认为实验室泄漏假设“极不可能”的决定获得了专家组一致同意。“我等其他人都发表意见后才表达了我的看法，”达萨克说，“因为我与武汉这个实验室的工作关系存在一些敏感性。”
本·安巴雷克在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些结果。
他说，最有可能的假设是，病毒从最初的动物宿主、比如蝙蝠传播到另一种动物，然后再传播到人类。该团队将把未来的研究重点放在这一假设上。
本·安巴雷克表示，按优先级排序来看，接下来该团队还将研究病毒通过食物链、特别是冷冻食品传播的假设。他说，病毒有可能从最初的动物宿主直接传播到人类身上。他称，该病毒“极不可能”来自实验室，专家组不建议就这一假设进一步展开研究。
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在此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病毒不可能来自实验室，因为当时中国的实验室里并没有保存这种病毒。他称，实验室内根本没有病毒，谈何泄漏?
离开武汉后，一些专家组成员就他们对实验室泄漏假设的结论提出了限定条件。几名成员公开或向《华尔街日报》表示，他们没有权限或渠道、也不具备专业知识对武汉病毒研究所或其他研究设施进行全面检查。
几名成员表示，他们当时没能看到原始数据或原始的安全、人员、实验和动物育种日志。许多其他科学家表示，这些内容是进行全面调查必不可少的内容。
达特茅斯盖塞尔医学院（Geisel School of Medicine at Dartmouth）的临床医学教授 Daniel Lucey 说：“这些都是中国精心设计的。”他也在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任教。
包括德怀尔在内的科学家表示，对潜在实验室泄漏事故进行彻底调查需要具有鉴识技能的专家，类似于武器或生物战调查技能。
德怀尔说：“我们没有看到那里的实际数据。”他表示：“希望当时能看到实际的数据，特别是有关他们工作人员试验情况的数据。但这并没有实现。他们仍然可以提供这些信息。”
英文原文：How the WHO’s Hunt for Covid’s Origins Stumbled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