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早前在新闻稿中宣布将“重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该中心大量馆藏将交由大学综合图书馆管理并进行数码化，而学术交流活动则由中国文化研究所承担。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拥有近57年历史，长期服务中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消息一出即引发忧虑。
今日（12月29日）中大召开记者会，会上校方经记者多番追问，才确认中国研究服务中心（USC，以下简称服务中心）重组完成后将不复存在，但馆藏将被保留，并“努力延续USC精神”。此次重组将为期18个月，期间中大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联席主任赵志裕将继续担任中心主任，有记者追问18个月后中心是否存在主任，人员和预算等细节，校方表示目前仍不清楚。
“中心不存续，但服务的灵魂和文化会坚守。”赵志裕在今日记者会上表示。
中大常务副校长陈金梁在记者会上强调，不理解为何一直追问服务中心以后是否存在。陈金梁本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校长，于去年9月获中大校董会委任为常务副校长，今年1月正式生效。
他表示自己来中大之前未听说过有服务中心这一机构。
“一间房，住了很多年，当然好有感情，但现在房间要装修，拆了墙壁，那间房是否仍是一间房？In some sense it’s an open space now (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开放空间了)。”面对记者追问中心“重组”细节，他指可用这一比喻来理解。
服务中心的另一名联席主任、外籍学者李磊（Pierre Landry）早前传出辞职。赵志裕在记者会上表示李磊“因对中心的发展方向有不同意见”，已经于大约11月底呈辞。李磊今日并无出席记者会，记者追问李磊请辞的具体原因，校方表示需问李磊本人。端传媒曾尝试联络李磊，至截稿未获回复。
校方强调中心最重要的是馆藏 电子化后将对公众开放
陈金梁于记者会上表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heart and soul（核心与灵魂）”在于其珍贵馆藏。考虑到保存和让海外学者更方便使用等，中大决定将中心馆藏进行数码化，再作为一个命名馆藏，整合至中大图书馆的馆藏中。
过往，服务中心的馆藏秉近乎无限制的对外开放，各方学者均可自由查阅中心资料，包括文化大革命、大跃进等敏感性资料。有学者担心，中心馆藏被并入中大综合图馆后，查阅档案资料会否不变，查阅敏感资料会否被登记等。
中大图书馆馆长李露丝（Louise Jones）于记者会上表示，中心馆藏数码化后，各方人员可自由进入其中大图书馆的网上平台查阅资料，某些资料因其版权问题，则需要登记；她亦表示，中大图书馆不会、亦没有能力对查阅者作政治或背景审查。
至于中心本来的人员架构、财务预算、学术交流活动等，未来将不再独立存在，会归入中大的中国文化研究所中。中国文化研究所设立于1967年，下设文物馆、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等，现任所长为教授唐小兵。
该中心的创办人、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 早前接受BBC访问时表示，该中心“不仅是一个研究中心，还是中国独立学者与香港本地人和外国学者见面交流思想的地方。”孔杰荣担心重组后，中心将失去其独特性及开放性，面临“可悲的消亡命运”。
今日记者会上，陈金梁介绍说，中心原有的访问学人计划等，将交由中国文化研究所继续进行，并表示学校不会审查哪些学者可以来、哪些不可以来。
陈金梁多次强调，中心重组是为了让中心原本的资料、档案被更好的使用。他指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档案数码化计划，早于几年前已经有意启动，并在该中心的国际顾问委员会中讨论。有记者追问咨询委员会是否同意最新的重组方案，校方没有正面回应。
目前，除了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外，中大还有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中国历史研究中心等数个和中国研究有关的机构。陈金梁指，中大未来会对所有与中国研究有关的机构、资源逐一作出检讨。
陈强调中国研究未来仍是中大的发展重点，不过中国研究“最重要的是研究成果，若果出来的东西没有水准，有多热情、多好的服务，then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use of taxpayer money（那么就没有好好用纳税人的钱）”。陈金梁又指，中大的中国研究，对于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研究似乎太过分开，未来会对中大各个与中国研究有关的机构，逐一去检讨。
赵志裕则表示，同意馆藏需要数码化；同时亦希望中心一直秉承的交流文化精神，与各方学者具人情味的社群氛围，未来能够得以传续。
记者会上，赵志裕表示，想借此机会向陈金梁提出要求，希望陈金梁探讨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将来时，“可以多听中大同事的声音”，尽力保留中心原有的文化精神。
中国研究的“麦加” 傅高义曾促成中心创办和纳入中大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由傅高义等一众中国研究学者促成。1963年，中国法研究专家孔杰荣正式成立该中心。服务中心最初独立于大学，选址亚皆老街155号的花园洋房。5、60年代，中国大陆对外封闭，众多意欲了解中国的外国学者，视香港为重要窗口，中心成立翌年正式向世界各学科开放后，吸引大批西方学者来访。
中心长期致力收集有关中国的报纸与文件，系统地收集了大量始于50年代初的中国省级或地方报纸，以及各级年鉴、地方志、民间历史、大量有关1949到1976中国政治运动的资料、受争议的纪录片等。另外，中心秉持开放原则，不论学者政治立场均可查阅资料，是以被中外学者称为中国研究的圣地“麦加”。
八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香港不再是研究中国的唯一门户，中心存续迎来危机。多位中心学者如香港公民党创党主席关信基、前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等，于中大与港府之间奔走游说。傅高义亦有份促成服务中心落户中大。
1988年，中心正式搬迁至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一侧，更名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于校内保持独立运作。多位著名学者、政府官员，包括已故历史学家、《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香港前总督卫奕信、澳大利亚首任驻中国大使Steve Fitzgerald等曾于中心作为研究学者；《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作者高华、文化大革命专家学者马若德、中国农村发展学者于建嵘亦曾到访中心，并对中心文化作高度评价。
傅高义于今年12月20日离逝。在他去世前，今年1月，他以89岁高龄最后一次到访服务中心。
重组消息中大受政治压力揣测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此次重组、分拆中心馆藏和工作的决定，是否受近年香港政局动荡，或《港区国安法》的影响，亦引发多方揣测。
早于2012年，原中文大学副教授、占中运动发起人之一的陈健民，曾任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任。为避免影响中心，陈健民于2013年8月辞去主任职务，但是，据消息人士向端传媒透露，中国政府仍视中心为潜在威胁。
2019年12月，部分建制媒体批评，现任中心主任赵志裕于中大社科院主持互助经济圈研讨会，推销黄色经济圈，“隐藏的就是‘港独’势力渗透经济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