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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在法国南部劳作的波兰农场雇员，到在加勒比地区待客的菲律宾邮轮员工，疫情冲击经济之际，这些海外劳工纷纷失业，逐渐捉襟见肘，无钱寄回家乡，给发展中国家脆弱的经济带来一记重击。
去年，数千万印度人、菲律宾人、墨西哥人和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海外劳工寄给家乡汇款高达5540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称，这笔钱大于所有中低收入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是外国政府所提供发展援助资金的三倍以上。
这类跨国汇款金额急剧下降，全球数百万依靠这些钱购买食品、燃料和医疗服务的人们生活受到影响。从南亚到拉丁美洲，很多家庭无法负担房贷和学费。
世界银行研究汇款的首席经济学家迪利普·拉塔(Dilip Ratha)称：“有些家庭严重依赖跨国汇款这条生命线，而如今生命线断裂了。”世界银行预计，今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汇款将下降20%。
这一降幅将是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汇款降幅的四倍，也是世界银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记录汇款数据以来的最大降幅。
4月份，萨尔瓦多海外汇款金额骤降至2.87亿美元，降幅达40%，成为该国发生食品危机的原因之一。贫民窟居民站在家门口手举白旗，表示他们已经饥肠辘辘，而当地慈善团体在竭力填补缺口。
在孟加拉国，4月份，该国另一主要外汇来源服装出口金额骤降85%，而当月海外汇款又比上年同期下降了24%，对该国经济而言雪上加霜。
疫情所造成的经济危机波及范围极广，甚至连菲律宾的现金流入也有所下降。菲律宾的海外劳工遍布世界各地，在各行各业寻找就业机会，然而，现在几乎没有哪个行业能免受疫情影响。由于海外劳工分布区域广、职业多样化，在前几次经济衰退中，这个约有1.07亿人口的太平洋岛国的海外汇款未被殃及。但这次不同于以往。
菲律宾中央银行行长本杰明·迪奥克诺(Benjamin Diokno)指出，经济不景气时，菲律宾的海外劳工往往会寄更多钱回家，来帮家人渡过难关。
但他说，由于此次疫情影响深远，菲律宾央行预计今年全年海外汇款总额将下降5%，约为15亿美元。还有些研究人员预测下降幅度最高可达20%。迪奥克诺说，他不担心菲律宾的收支平衡问题，并指出菲律宾货币比索一直很坚挺。
34岁的米琪·埃斯皮里图(Mitzie Espiritu)在一家健身中心工作。五年前，她离开菲律宾去杜拜工作。今年3月，公司召集她开会，告知她将被停薪留职，而她正是靠这份工作供养远在老家的一个侄女和一个侄子。
由于在阿联酋无法维持生计，埃斯皮里图只能于5月底乘航班飞回到马尼拉。如果工作允许的话，她还会再回杜拜，但她对此并不乐观。她说：“我想我们的客户并不急著回健身房锻炼。” 她最近从健身房得到消息，对方已正式解雇了她。
2008年金融危机那段时间，流向菲律宾的海外汇款在2007年至2009年间增长了21%。来自美国的汇款虽然有所减少，但降幅被来自澳大利亚、卡塔尔和日本的汇款抵消。相比之下，墨西哥严重依赖来自美国的汇款，其同期汇款流入量减少了18%。
据估计，现今约有1000万菲律宾人在海外生活，约占该国总人口的10%，很多人在台湾做佣工，在中东的酒店工作，或在美国当保姆。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这些海外劳工去年将350亿美元寄回菲律宾，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
在马拉喀什赌场里，菲律宾荷官已经失业，在澳门洗车的菲律宾人亦是如此。在英国游船上工作的菲律宾员工已乘坐航班回国，在杜拜上班的菲律宾白领同样失业回家。菲律宾政府提供的6月初的数据显示，约有35万菲律宾海外劳工被迫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他们或是已经被裁员，或是由于当地封城没能拿到工资。
跨国银行荷兰国际集团(ING Groep NV)的高级经济学家尼古拉斯·马帕(Nicholas Mapa)表示：“在过去，菲律宾人遍布世界各地，这种天然的风险对冲方式发挥了作用。” 然而，在疫情面前，这种优势消失殆尽。他说：“全球都爆发了疫情，因此无处不在的菲律宾人无法真正帮助菲律宾经济。”
马帕预测，这样的局面不会迅速好转，部分原因在于，有很大比例的菲律宾人集中在酒店和餐饮等行业就业，而这类行业在社交禁令之下恐怕要艰难度日。
按照马尼拉雅典耀大学(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艾文·洪(Alvin Ang，音译)和新闻学教授杰里迈亚·奥皮尼亚诺(Jeremaiah Opiniano)的说法，今年菲律宾收到的海外汇款可能会下降10%至20%，这将是该国历史上海外汇款降幅最大的一年。奥皮尼亚诺经营著一家非营利研究机构，专门从事移民研究。
菲律宾政府推出了一项补助计划，为失业的海外劳工每人发放200美元，申领人数迅速超额。截至6月初，在45万名申领者当中，有14.5万人领到了政府补助。
27岁的杰萨琳·塔内多(Jessalyn Tanedo)是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一电话呼叫中心的雇员。她说，自己的母亲在意大利西西里一个家庭当女佣，以往每月都要给家里汇130美元，让塔内多的祖父母用来购买食物、交电费。但从今年3月份起，母亲没再寄钱回来。西西里岛当地采取封城措施，她的母亲无法去客户家。
后来，她母亲又重新开始工作，但还是无法定期寄钱回来，因为她要把钱存起来，以免西西里岛再次封城，又或是存钱以备买机票回国的需求。塔内多的弟弟在马尼拉的一条机场大巴线路上当售票员，3月份也失业了，至今仍未找到工作，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变得更加紧张。
塔内多的祖父母住在马尼拉市郊的一个小镇上，距离市区四小时车程。她叫他们多捡些柴，以防家里没钱、没有天然气可用。她说，他们已经削减了食物开支。 她说：“我真的很害怕。”
菲律宾对海外资金的依赖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波斯湾地区石油钻井和建筑项目的劳动力需求激增。当时菲律宾国内工作机会有限，时任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制订了一部新劳动法，给就业机构招募菲律宾人到海外工作提供便利，为百万劳务大军越洋谋生奠定了制度基础。随著时间的推移，政府更加积极地保障涉外劳工的福利，包括在外交部设立了一项基金，为海外劳工提供法律援助。
“出国务工”已经融入到菲律宾文化当中。海外劳工把钱寄回老家，让家人在村里盖新房子，支付购车首付款。菲律宾银行将海外汇款视作是稳定收入来源，可用于支持商业贷款和房贷。
菲律宾政府允许在海外务工的本国公民在全国选举中投票，并免除他们海外收入的所得税。
在健身中心工作的埃斯皮里图是第二代海外劳工。在她小时候，母亲就去香港做女佣，父亲在货轮上工作，也在海外。她被父母托付给在首都马尼拉的亲戚抚养，后来又被送到父亲老家，一座坐落于活火山附近的村庄。
高中毕业后，她回到马尼拉，用父母寄回来的钱学习护理课程。由于没能在专业相关领域中找到工作，她只能在一家电话呼叫中心工作，月薪400美元。五年前，她决定出国务工，部分原因是为了供养年幼的侄子侄女。
吃了九个月老本之后，埃斯皮里图在零售行业找了份月薪800美元的工作。去年11月份，她去了健身中心做销售，薪水又翻了一倍。
她把收入的一半寄回家，供侄子侄女的教育和日常开支。今年1月，老家村庄附近的塔尔火山(Taal)爆发，老家房屋受损，她把大部分积蓄都寄回家，用来修葺房屋和供母亲支付临时住宿的费用。她的母亲已经退休，回到老家。
拖缴租金、无法在杜拜生活下去的埃斯皮里图5月底乘飞机回国。
埃斯皮里图家的其他海外收入来源也并不稳定。她父亲在一艘油轮上工作，负责装载货物，他的合同今年年初已经到期。但截止目前他还一直在工作，因为原本要取代他的船员由于出行受限而无法到岗。
埃斯皮里图说：“我们很害怕明天会怎么样。”
全球大约有40万名菲律宾海员在货轮、渔轮和邮轮等商用船舶上工作，这约占世界海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埃斯皮里图父亲便是其中一员。过去十年中，来自菲律宾海员的海外汇款增长了70%。
邮轮业是受此次疫情打击最大的行业之一。许多菲律宾人在大型邮轮上工作，包括演艺人员、电工、服务员和修理工等，但邮轮因疫情停航后，他们的工作合同也随之取消了。
今年3月，39岁的小威尔弗雷多·托洪·扎菲(Wilfredo Tojon Zafe Jr.)正准备登上一架飞往迈阿密的航班，按照原本计划，他今年都会在迈阿密当地一艘邮轮上当餐厅服务员。可刚到马尼拉机场，他就接到职介所的电话，说邮轮停航了。
这对托洪·扎菲的家庭造成了打击。从23岁起，他就一直在邮轮工作，近年来，他每个月都要给住在马尼拉市郊的家人汇600美元。这笔钱足以让他的孩子就读私立学校。托洪·扎菲正准备约校长谈话，看是否能推迟交学费的时间，能让孩子继续留在学校。
他和妻子开始烤制传统的椰子甜点卖给邻居们。为了增加收入，他还开始兼职做快递。但他说，在菲律宾国内要找到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很难。
工作合同取消后，托洪·扎菲要求职介所等到邮轮重新启航时率先雇用他。 “当大海再次召唤我们时，我会竭尽全力让家人回归正常的生活，” 他说。
英文原文：Developing World Loses Billions in Money From Migrant Work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