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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对“习思想”的吹捧中,自相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适性”

习思想何以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并丝毫不避讳其使命,在21世纪为“人类的发展”提供解决普遍难题的“中国方案”?

2013年10月01日中国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李克强总理在雨中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鞠躬。

2013年10月01日中国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李克强总理在雨中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鞠躬。摄:Feng Li/Getty Images

刊登于 2020-07-02

#邓聿文#评论

中共党刊学习时报日前发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被称为习近平智囊的何毅亭的长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刊发前,该报以预告“重要文章”的方式吊住舆论胃口。何文阐述的是对中共来说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习思想何以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并丝毫不避讳其使命,在21世纪为“人类的发展”提供解决普遍难题的“中国方案”。

简概何文,它先提出一个“世纪”尺度概念,认为以“世纪”为尺度命名马克思主义应具备三个条件,即“理论研究对象是世界典型样本”,“理论成果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理论实践成效深刻改变现实世界”。对中共来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只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以及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具有这样的“世纪”尺度,因此前者可称为“19世纪马克思主义”,后三者可称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

习思想之所以能继它们之后被称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乃在于习思想的研究对象是“21世纪全球最伟大的中国样本”,它的理论价值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建设美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其实践成效深刻改变了中国和世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的中流砥柱”。

其中第二点,“为人类提供中国方案”,在何文中尤显关键,是习思想冠名“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第一要件。文章在解释中国方案的具体含义时,特别强调“这不是面向中国问题的方案,而是指向人类共同难题的方案,是中国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背景下,为破解人类共同难题、推动世界和平发展而提出的中国主张或采取的中国行动”,它包括四个方面,治理、信任、和平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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