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局近日动荡，继中联办及港澳办多番就立法会议员行为发声、418民主派人士大搜捕、港府三发新闻稿解释中联办是否受《基本法》22条管辖之外，今日（4月22日）中午12时，特首林郑月娥召开记者会宣布特区政府5名局长的人事变动，包括免职和平调。记者会前一小时，11点03分，新华社已发稿宣布相关消息。
其中，有4名局长被免职，包括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智光、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香港政府目前设有3司13局，全为问责官员，统领近18万公务员，上述4名局长分别主管公务员、康乐文化、科技创新，以及金融市场事务。
此外，现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将取替罗智光，平调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而聂德权原本担任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一职则由现任入境处处长曾国卫接替。另外，民政事务局局长的职位由出身民建联、现任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徐英伟接替，创新及科技局局长的职位由机电工程署署长薛永恒接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的职位由民建联常委、现任金发局行政总监许正宇出任。
这是自反修例运动后，特区政府首次明确人事调动。消息早于昨日传出，香港传媒以“政府改组”、“大地震”等字眼报导。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在港府记者会前对《明报》表示，过往问责制多因政治错误或丑闻换人，但今次并无撤换民望最低的司局长（包括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保安局长李家超），给公众感觉问责没有统一标准，料对民望提升不大；而对局长职位进行调整，或也意味著短期内中央不会撤换林郑。
原警政官员接替中港事务 上任后推宪法宪制工作
去年反修例运动中，港府官员民望不断下滑，但问责级官员一直未有问责或调动。高层官员的人事变化仅限于部门首长，如邓炳强接替卢伟聪就任警务处处长、前产业署署长刘明光接任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署长，及前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署长李美嫦接任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常任秘书长(财经事务）等，且都属于常规调动。是次五位局长的撤职及调任，则为林郑班子就任以来首次。
其中，原掌管纪律部队的入境处处长曾国卫调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备受关注。曾国卫于1987年加入入境处，期间曾先后借调保安局和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今日在港府记者会上，他发言表示上任后将重点落实选举工作，与选管会紧密合作，并希望以过去行政管理及内地合作的经验，推广宪法及宪制的教育，疫情后会著力复苏经济，并加强推广大湾区。
早前在疫情期间，聂德权统筹包机接载境外港人行动，曾国卫就曾随包机亲身前往各地协助港人回港，包括接载“钻石公主号”邮轮港人。他随后在3月19日接受以发布中央论调为主的《紫荆》杂志的访问时表示，国家在接载港人的工作上给予了极大的帮忙，指“没有国家的支持，我们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
《紫荆》杂志的访问亦刊登了一张曾国卫的相片，显示他坐在一个办公室后，身后书架上摆放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肖像的纪念盘。
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认为，是次人事调动反映中央政府想以警政官员体现“全面管治权”，他认为原属“文官”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由入境处处长曾国卫接替，是“武官”逼退“文官”的表现，亦质疑特区政府亦已放弃管治意志。就此林郑月娥记者会上回应文官武官的揣测指，特区政府用人唯才，各职位由对一国两制有充分认识的最佳人选出任；她亦指过往不少纪律部队首长皆是政务职系出身，不存在文武相逼的问题。
而离开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一职的聂德权，是在1986年加入政府，过去30多年曾任职多个不同政策局。他2017年离开公务员队伍，加入林郑班子成为问责局长；疫情期间，他曾亲赴日本和武汉统领接港人回港的行动。
外界猜测此次聂德权遭平调，或与4月20日政府就两办（中联办、港澳办）地位问题发稿引起混乱致歉有关。有舆论认为，聂德权获平调公务员事务局，反映他获北京信任，盛传他是下一任政务司司长人选；但也有分析指，聂德权在此事上可能犯了政治问题，令中央尴尬，唯念其被林郑力保、抗疫有功，因此“戴罪立功”，将着手在新职处理公务员反修例以来的问题。
林郑在记者会上表示，聂德权的调动与该事件纯属时间上的巧合，指此番官员调动部署已久。
对于此番人事调动，Now TV《政情》引述消息人士指，北京多年来对香港公务员管理心存不满，特别是反修例运动期间，公务员曾举行集会，部分人涉嫌参与非法活动，但及后只被停职，而非即时解雇，北京认为太温和。
两办被指干预香港自治，人事调动或涉及中央治港策略
反修例运动之后，中联办随即出现高层调动，时任中联办主任王志民于1月4日被免去职务，转由骆惠宁出任。现年65岁的骆惠宁曾两任省委书记，与历任中联办主任不同，他此前并无港澳经验，但具全国管治经验，其任命引来关注，忖测中央对港策略的转变。
骆惠宁同时兼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成员、港澳办副主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负责领导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由中共中央及国务院等多个部门的负责人组成，与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中联办换帅三个月之后，港澳办、中联办近日频繁就香港立法会议员的行为和法庭判决发声，谴责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荣铿拖延立法会内会主席选举，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的罪名，同时亦就高等法院对《禁止蒙面规例》司法复核裁决表态。4月17日，中联办发文指港澳办、中联办不受《基本法》22条约束，被指“自行释法”。
根据《基本法》22条，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
4月18日傍晚，时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发表新闻稿回应传媒对两办言论的查询，指“中联办是中央政府根据《基本法》第22条第二款设立的三个机构之一”，惟其后在同日晚上11点36分和凌晨先后两次发出修正稿，澄清中联办并非《基本法》第22条所指涉的机构，不受该法令约束。
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指做法令人失望，亦有其他建制派人士批评聂德权错误解读中联办的宪制地位，即使问责下台也不见怪。前立法会主席曾钰成亦指有人批评中央干预香港自治是对《基本法》理解失当，误解了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的关系。
港澳办于昨日（4月21日）三发新闻稿，再度点名批评郭荣铿使立法会停摆，重申“中央有权力有责任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而中联办基于其特殊性，完全有权力、有责任行使监督权。港澳办亦对香港警方依法拘捕黎智英、李柱铭等犯罪嫌疑人表示坚定支持。
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秉权就此分析认为，“中央这次密集出手，一定离不开去年底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港决策的大背景。”此次四中全文，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研判了香港反修例运动，制定了香港有关内容。
时任港澳办主任的张晓明曾就此解读，指《决定》就“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应坚持什么、完善什么的论述，在党史上“前所未有”，而如何治理好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是中共“长期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吕秉权据此分析，由此可见，中央对香港问题研判之严重，预视出手将会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