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华才能准确认识中国
3月13日，《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评论文章《中国为西方赢得时间，西方却浪费了它》。文章在承认“中国官员在去年12月底和今年1月初掩盖了问题，做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决定”的同时，也强调中国在控制疫情时采取的不少做法是有效的——“中国的一些政策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认真考虑，并在一个能力极强的行政部门得到执行。”作者说，很多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的有效措施视而不见或者充满成见，错失了及时学习中国经验的宝贵时间窗口。
这篇评论刊发后，迅速被中国党媒和民族主义媒体引进国内。环球网选择性地翻译了文章的部分段落，并且配发标题《<纽约时报>这次为中国说了句公道话》。
说“公道话”的这位作者叫Ian Johnson，中文名张彦，是曾经获得普立兹奖的外媒记者、专栏作者，曾为《华尔街日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工作，为《纽约时报》《纽约书评》等媒体撰稿。
张彦说，这篇评论注定会被误解、被利用，但他仍然觉得应该写下这些内容，因为中国政府的确做错了一些事情，值得批评和警惕，但也做对了另一些事情，值得尊重和学习。
这位居住在北京的美国记者1984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他的个人网站首页，第一句话就是：“张彦成年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中国（Ian Johnson has lived most of his adult life in China）。”他曾说，自己非常喜欢在中国生活，“我觉得我喜欢中国的大多数事情”。
在中国，官方的宣传以及民间的民族主义者总是喜欢批评外国媒体对中国“充满偏见”。那么，如何减少外媒对中国的偏见？张彦先生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典型的案例：让它们多派些记者来中国吧，让记者们常驻在中国，像张彦一样喜欢上中国的生活，和各个阶层的中国人民成为朋友，客观呈现这个国家的多面性、复杂性。
其实，没有一家专业的外国媒体是带着“蓄意抹黑中国”的动机做报导的，这与新闻业的职业道德操守相悖，这样做的人在这个行业里是待不下去的。英国利兹大学学者曾苑调查过101位驻华外媒记者，发现将近一半记者对自身的定位是“看门狗”，主要工作是监督权力；另有超过1/3的记者将自己定位为“抽离的观察者”，强调自己只做客观报导，不带任何观点倾向和目的；仅有13.9%的外媒记者希望自己能够主动推动社会的变化。
但是，我们有时候确实会看到，外媒对中国的部分报导中存在着一些惯用的框架，这些框架对现实的解释力并不强，也的确可以说是存在偏见——比如，如张彦所批评的，一些媒体把中国为了控制疫情而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和中国缺乏民主联系起来，这不仅是一种陈词滥调，也在一定程度上让西方没有足够重视中国的成功经验。
为什么一些记者没有带着偏见的动机，却写出了有偏见的文章？答案很简单：因为这些记者都是人，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背景和认知体系。如果派一个从来没有出过国的中国人去写美国的事情，那么他/她也只能套用自己从书本和媒体上读到的流行说法，把美国的一切事情都解释为资本主义的“腐朽堕落”和两党之争的“一地鸡毛”。
但是，如果一个美国记者真的来到了中国，真的和这里的人民成了朋友，一起吃路边摊，一起侃大山，一起在城镇乡野穿行，那么他/她认知中国的框架就会增加很多维度，写出来的作品也就会更加地接地气，更加客观，更少陈词滥调，更少偏见。
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关于中国最好的作品几乎都出自长期驻华的记者之手。比如曾为《纽约客》工作的何伟（Peter Hessler），从1996年开始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中国；他的继任者欧逸文（Evan Osnos）同样在中国生活多年，自称“北京人”。
驱逐外媒记者的负面后果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驱逐外媒记者，绝不是一件有利于修正外媒偏见的事情。
把外媒记者赶走了，他们便只能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做着离地的报导，感受不到这片土地的脉搏，无法和这里的人民面对面交谈，他们认知中国的框架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也更难获得关于中国的一手信息，报导质量势必下降，外国读者了解到的中国势必更单薄、更脸谱化，很可能带有更多的偏见。
3月17日，中国外交部宣布，将驱逐《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驻华美籍记者，甚至不允许他们在香港和澳门工作。
这三份报纸是美国媒体的领头羊。驱逐这三家报纸的驻华记者，将会给中美两国之间的信息流通带来更大的障碍。
国家之间维持健康的关系，需要基于准确和丰富的信息，这样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断和反应，不至于产生过多的误判，乃至陷入对立冲突和战争深渊。外媒驻华记者发出的报导，不仅国外老百姓会读，政要和商界精英也会读。很多报导会成为政府的决策参考，而受报导影响的民意，亦会对政府决策造成影响。因此，切断这些顶尖媒体在中国实地获取一手信息的渠道，不可避免会对两国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所以，欧逸文在推特上说：“无论你对美国的媒体是什么态度，这件事对于金融、疫情、教育、全世界的国家安全来说都是坏事，对于中国公民来说也是坏事。”
在这条推文下面，有一个用户名叫 James Chao 的网友回复说：“中国驱逐的是报导假新闻的美国记者，它们仍然可以雇佣中国记者做报导。至少现在，这些外媒的报导可以由真正说中文的人来完成了。”
James Chao不知道的是，不让中国人在外媒做记者的并不是外媒，而是中国政府。根据官方规定，中国公民在中国大陆为外媒工作时，只能担任“助理”、“秘书”，不能担任正式的记者。
中美的对立和相似
中国外交部此次驱逐三家外媒记者的理由是：“对美方无理打压中国媒体驻美机构被迫进行的必要对等反制”。
暂且不论这样的行动是否真的“对等”（美国打压的是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打压的是美国商业媒体），它清楚地表明：在中美之间愈演愈烈的冲突中，媒体成了“开战”的靶子和替罪羊。
这是一件及其危险的事情。曾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新闻学院院长的中国研究专家夏伟（Orville Schell）警告说：“将重要的报纸赶出去离关闭使馆仅一步之遥。我们陷入了一个灾难性的危险漩涡。两国间已经受到损害的运作系统现在正在分崩离析。”
两国之间媒体的正常往来，是正常外交关系的重要元素。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家美国媒体向北京派去了驻华记者，其中就包括这次被驱逐记者的三家媒体。
外媒记者进入中国，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标志；外媒记者被迫离开中国，则显示着两国关系已经降到一个极差的水平。在这种陡然的矛盾升级背后，既有全球化退潮的结构性因素使然，也有两国政府的行事风格造成的影响。
在美国那边，特朗普上台后，在外交政策上强硬、封闭的保守派势力当道，主张了解、对话、沟通的声音已被边缘化。今年年初，曾经推动了大量民间交流的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被要求撤出中国大陆。前《纽约客》记者何伟当年就是跟随和平队来到中国、从此扎根的。他在最近一篇纪念和平队的文章中说：“那份古老的自信已经消失。这似乎是美国一股更大的潮流的一部分：任何与国外的接触都是威胁，任何交流都是零和游戏。人们不再信任自己，不再相信最好的榜样，而是退化到和身处封闭系统中的人一样陷入偏执妄想。”
在中国这边，虽然官方提出了美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口号，但近来的诸多具体行动却并未向这一理想靠近，反而走向了更封闭保守的方向。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抛出“病毒可能是由美军带到武汉”的阴谋论，宣传系统大力渲染国外抗疫不力，以评论足球比赛的语气宣布国外确诊数字“反超了！”，“XX国家疫情已经失控了”成为社交媒体发言模板。在《人民日报》微信公号关于驱逐外媒记者的推送文章下方，一条点赞近3万的精选留言说，“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打成狗！”何伟所言的“任何与国外的接触都是威胁，任何交流都是零和游戏”，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心态。
也就是说，虽然身处这场“媒体战”的两端对立阵营，但中美两国政府的心态和风格其实高度相似。而仍然愿意真诚了解、认真倾听、推动沟通的媒体和记者，则成了双方冲突的牺牲品。他们的被牺牲，势必又会进一步加剧中美双方的对立。
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恶性循环。
（方可成，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