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发于 Matters , 端传媒获授权转载。）
我的一位同样来自大陆的友人最近分享了她的一个有趣而又尴尬的经历。她有时会和一群本地友人活跃在较为前线的位置。有一晚，警察大肆抓捕，他们逃入其中一人家中暂避。这个家庭属于拜年短讯中常说的“一团黄气”，父母热情地招待前来避难的“手足”，并和他们彻夜畅谈。言谈间父母二人都讲了许多针对大陆人的歧视言论，在场的本地“手足”们也热烈应和，无人想起围坐一起的她正是一个“大陆人”。她犹豫了很久，担心提醒对方的话会破坏这和睦的氛围，但又实在难以忽略这种歧视言论给她带来的异样感受。终于，她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提醒大家，自己就是一个“大陆人”。
听罢大家先是愣了一愣，随即热情地握起她的手说：“我们不是在说你，你已经成为香港人了！”
“可我并不觉得自己已经“成为”香港人了，”她怯怯地说，“我还不是永久居民，也不觉得自己和大陆人需要划清界线。”
“不，你和大陆人不一样，你已经成为香港人了，因为你有了良知。”
她哑然失笑。
“如果我没有冒著巨大的风险一起走在前线，或者没能有幸与他们结识，或者移居的不是香港，就会被视为没有良知的人吗？我真的是在来了香港之后，支持了这场运动之后，才开始有了良知吗？”她默默思忖著，却再也说不出话来。
面对一个显然出于善意却又深深埋藏著偏见的赞美，竟出自与她并肩作战的友人。
面对一个显然出于善意却又深深埋藏著偏见的赞美，竟出自与她并肩作战的友人——她在香港最亲的人——实在需要超乎常人的智慧与境界去消化，更何况去回应。而她告诉我，这是她常会陷入的困境。
话语是被怎样组织的
这让我想起日前港媒的一篇报导，我是其中一个受访者。或许是由于我对文本的职业性敏感，最引起我注意的，是这篇报导中的话语是如何被表达和组织起来的。这当中引伸出一些我长久以来的观察和思考。
对话语的分析，除了受访者字面的意思，还可以包括话语的组织结构与模式。字面的意思反映的，往往是说话者经过选择和组织之后想要呈现给外界的信息。那说话者是如何进行选择和组织的呢？身处社会环境之中，我们都会去感知外界对我们说话的反应，于是会自觉不自觉地调整表达的方式，以使得自己想要传达的信息更容易被接纳。
人们在选择和组织话语的时候，会呈现出某种规律
因此，人们在选择和组织话语的时候，会呈现出某种规律。这种规律或模式，反映的是说话者所感知到的外部环境与权力规则。这种模式在不同人身上重复，显示这种对外部的感知不只是个人因素使然。也有的时候，受访者的话语并非自发组织，而是通过提问者的提问结构与书写记录，被动地组织起来。这时候文字所反映还可能是：1）访问者如何感知外界对该话题的反应；2）访问者自身对该话题的态度。
那么这篇报导中的话语组织有怎样的规律呢？这种规律又是否仅出现于这篇报导呢？
每一个受访的居港内地背景人士，对食肆拒绝接待普通话人士所表达的意见大致相似，概括来看包含以下元素：（A）表达不同意；（B）表达负面感受（遗憾、不舒服、沮丧等⋯）；（C）表示可以理解，因为责任在政府。其中A和B是对店铺公吿最直接的态度表达，C却不是，属于补充的信息。A和B都是在表达某种程度上的不认同与负面感受。C则是在进行以下解释：A和B都不是在针对和苛责产生歧视行为的香港人，强调能够理解歧视行为的出现，因为自己和出现歧视行为的人一样都认为错在政府。
我们会发现A和B几乎不会单独存在，必然会使用“但是”之类的转折语和C联系起来。有的时候，C的篇幅远超直接与事件相关的A和B。并且，在B这个最直接关乎内心感受的类别，所有使用的词汇都相当克制，没有出现像“愤怒”这样的强烈描述，也没有抱怨、谴责之类较为强烈的情感表达。这一话语组织规律也不止出现于这篇报导，每当在反送中运动里出现涉及地域身份偏见/歧视的情况，便可广泛在支持运动的居港内地背景人士与香港友人的对话中观察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留意一下）。有时更甚，连A和B都没有，就直接进入C，或是用C来自我否定A和B的必要性。
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说话者/书写者感知到外界愿意聆听其感受的机会很低，并且已预期到外界会作出的负面回应，于是通过话语的组织以及表达的克制，来避免可能出现的反弹，安抚可能产生的抵触，或消除相关的误解，以使自身感受能够最终被听见（或是为了避免表达最真实的感受）。只是写这段描述文字已经显得啰嗦麻烦，就更不难想像在实际生活中时常要去这样做是怎样一种超额的精神负担。
说话者/书写者感知到外界愿意聆听其感受的机会很低，并且已预期到外界会作出的负面回应，于是通过话语的组织以及表达的克制，来避免可能出现的反弹，安抚可能产生的抵触，或消除相关的误解，以使自身感受能够最终被听见（或是为了避免表达最真实的感受）。只是写这段描述文字已经显得啰嗦麻烦。
歧视如何形成压力
在社会健康研究的领域，有一个关于小众压力的理论（Minority Stress Theory，来自Ilan H. Meyer），讲述的就是一个带有污名的身份除了有可能引发直接的歧视事件，还意味著有此身份者需要长期消耗大量额外的精力来处理或避免歧视对自身带来的影响，这当中包括用各种方法低调隐藏，处处小心谨慎以免成为目标，预期遭到拒绝而减少表达，内化这种歧视以致自我谴责⋯⋯正是这些长期而大量的额外消耗，累积起来形成小众群体才不得不承受的精神压力与健康风险。这个小众压力的概念是相当符合前面所述的受访者/访问者如何小心谨慎地组织话语的情景的，并且这绝不是一个只会在访问过程中发生的情景。
我们可以想像一下，是一个怎样的外部社会环境，是一个怎样的权力规则，使得受访者（可能也包括访问者）如此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组织话语，为的仅仅是对一个显然带有歧视的行为表达自己的感受与不同意？而我们是否想要一个这样的社会环境呢？这样的社会环境真的只会影响到我们眼中的“他者”吗？
居港“大陆人”的日常困境
面对直接针对性的歧视行为，作为一个受影响的个人，本应有充分的理由和权利去表达自己的感受。且这种感受，只要不是用仇恨的方式表达，无论强烈还是温和，都理应得到尊重接纳，并不需要以“证明自己对歧视者有充分的同理、对历史政治社会背景有足够的认知、对社会整体未来有积极期望和贡献”为前提。
然而事实是，一个居港内地人士如果希望自己的不公遭遇被听见而不遭到误解、否定甚至攻击，需要首先说一口流利的粤语，然后在历史知识、政治观察和社会理论水平上都达到远超平均的程度，最后在自我情感观照上达到慈悲为怀、近乎无我的境界，他/她才有资格把这件事讲出来。哪怕是这样，在放下了自己、谨慎组织了尽可能温和的话语之后，仍然会被解读成是在“苛责”、“怪罪”香港人，在用“道德高地”吹毛求疵，在不识大体不为大局。对此他/她仍然需要将自己的感受放在一边，以最大的耐心和善意去谅解去消化。
一个居港内地人士如果希望自己的不公遭遇被听见而不遭到误解、否定甚至攻击，需要首先说一口流利的粤语，然后在历史知识、政治观察和社会理论水平上都达到远超平均的程度，最后在自我情感观照上达到慈悲为怀、近乎无我的境界，他/她才有资格把这件事讲出来。
如此高难度的智力、情商与价值理念的三重挑战，却是一些居港内地人士的日常，尤其是那些支持抗争运动的人——因为他们对香港的同理使得他们更不忍苛责，也更不想被误解，但这不意味著感受就会消失，也不意味著可以欺骗自己没有看见。当然不是每一个居港大陆人都必然如此，每个人有不同的能力去避免或者缓和困境，有的人甚至从来没有亲身面对过这个问题，但恐怕这不是一个微小到不值一提的事件。
就这个群体对歧视表达的不满，有些朋友急于用“你应该理解香港人”、“要怪就怪政府”、“这不是提这种事的适当时机”、“你知不知道香港人都经历了什么”、“谁叫你的同胞普遍素质那么低”、“只要你没有做错事就不用太在意”来作出回应。或许这半年多来的激荡令人们一时忘记了，公义的可能性在于有人看见伤害并认同这是一种不公，无论是个人层面的不公还是制度层面的不公。歧视对人最大的消耗与伤害，往往不只在于歧视的事件本身，更是在于歧视的“难以言说”与他人的“拒绝看见”。并且，社会进一步要求你只可以“开阔的心胸”淡然接受这一切，这些超乎常人的标准却不被同时应用于他人的身上。
性暴力受害者、LGBT群体、少数族裔⋯⋯甚至是每一个为存在于香港社会的不公义而痛心疾首的人都应对此深有体会吧。
说到这里，其实这样的经历并非仅限于居港“大陆人”。性暴力受害者、LGBT群体、少数族裔⋯⋯甚至是每一个为存在于香港社会的不公义而痛心疾首的人都应对此深有体会吧。然而是什么让本质相似的经历无法产生共鸣与同理，无法减少受压迫者内部的压迫以让更多人免于这种苦难呢？
小众与共同体的另类想像
说回文首使那位被获得了良知的朋友的故事。如果说良知的作用就是时常善意地提醒一下我们，自己是否无意间伤害了他人——就好像《木偶奇遇记》里那只名叫Jiminy的蟋蟀，仙女让他负责扮演小木偶Pinocchio的良心（conscience），时常提醒他不要走偏——那么，像我们这样的“大陆人”，恐怕并不是因为有了良知而成为了香港人，而是因为特殊的身份背景与经历，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我们刚好扮演了“香港”这个共同体的良知，就好像许多小众群体（性小众、障碍人士、少数族裔、性暴力幸存者⋯⋯）在主流社会纵横交织的体系盲点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
小众并不在共同体边缘或以外，小众就是一种主体性的存在。我们在共同体内一同坚持、守望，提醒脚下的陷阱，也在其失足的时候与之一同经历挣扎，并执著地想像著一个更能实践民主与平等的共同体样貌。
（黎明，香港教育大学社会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