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文为香港诗人、学者作家陈智德的新书，《板荡时代的抒情：抗战时期的香港与文学》的“结论”部分，端传媒获出版社授权转载。这本书基于原始文学史料的考掘，讲述抗战爆发后的香港如何成为抗战文艺的“据点”以及当中的意义。
从1937至38年间，北平、天津、南京、杭州、济南、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相继失守，抗战文艺工作无法在原地进行，而香港由于是英国殖民地，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是相对稳定地区，使中国内地大量人口和资金南下，以香港为战时荫庇之所，而更重要的，正如到港复刊《大众生活》的邹韬奋说：“我们到香港不是为逃难而来的，而是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创办民主报刊而继续奋斗的。”对于肩负时代责任的作家来说，他们播迁香港有着比个人安危更重要的考虑，就是延续抗战文艺的工作。自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香港成了华南地区少数得以发表抗战言论的城市，作家南迁、成立文艺团体、复办在内地因战火而停歇的报刊、搬演抗日话剧、朗诵抗战诗歌、出版抗战刊物，使香港成为抗战上半期，即1937至1941年12月底期间，相当重要的抗战文艺据点。
香港本身具既有的文学传统，抗战爆发前10年正值香港的“新文艺大爆炸”时期，多种期刊、报纸副刊造就出文学空间，容纳不同风格创作。本地作家或已来港一段时期的作家，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即引进抗战文学意识，1932年刊于《新命》的志辉〈月明之夜〉、1933年刊于《小齿轮》的游子〈胜利的死—纪念前卫女战士丁玲〉、拉林〈时代速写〉以及写于1936年的李六石〈救亡杂话〉等作品，皆属香港抗战文学的先声，连同多种报纸文艺副刊和《红豆》、《南风》等等文学杂志所连系出的作者群和读者群，成为日后香港接续和支援抗战文艺工作的基本。
在前一阶段引进的抗战文学意识，透过1936至37年间吴华胥、李育中等人的论述而进一步升华——结合了原有意涵和他们试图作出的调和、修订。吴华胥〈口号之争与创作自由〉、〈国防文学与战争文学〉等文以“远处华南”的位置和观察，引进也回应内地文坛有关“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论争，从独立于论争利害关系以外的角度，凸显出一种香港论述：以有异于主流观点的边陲位置独立声音，向中原的文学主潮作出喊话。李育中〈抗战文学中的浪漫主义质素〉一文指出抗战文艺的局限，因而提出“走不同的道路”的想法，使这篇文章具有反思抗战文艺、质疑单一声音的意义，在认同源自中国内地的文学主潮（现实主义文艺）的同时也要“走不同的道路”，从独立角度作出补充，可说是一篇用心良苦的评论。
《板荡时代的抒情：抗战时期的香港与文学》
作者： 陈智德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18/02
地方、空间与文学社群
抗战爆发后，香港固有的《华字日报》、《华侨日报》、《工商日报》等几家大报在本身的文艺副刊中，增加了抗战文艺的讨论和引介，内地作家转移至香港继续抗战文学工作时，所面对的实在不是一片空白的文化环境。1938年，原于上海出版的《申报》、《立报》、《大公报》，因应抗战局势而南迁香港复刊，同年《星岛日报》、《中国晚报》、《星报》、《大地画报》、《大风》、《时代批评》等报刊相继创刊，总计从1937年3月至1941年9月间，至少有35种报刊在香港创办或从外地到港复刊，另有至少15种抗战前已出版而在抗战期间仍出刊的报刊，除了站在汪精卫“和平运动”立场而反对抗日的《南华日报》、《天演日报》等报刊以外，皆利用香港位置报道内地战讯、支援抗日宣传、刊载抗战文艺。
在共同或至少相近的抗战意识下，在港作家组建、聚合成不同的文学小社群，1936年，刘火子、李育中、杜格灵、王少陵、张任涛、张弓、罗理实、李游子等成立“香港文艺协会”；1937年5月，香港中华艺术协进会（艺协）成立，成员主要是来往于广州和香港两地的作家，该会于1938年创办附设于《大众日报》副刊的“文化堡垒”作为机关刊物；1939年再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和中国文化协进会成立，分别代表抗战阵营中的不同社群。文协香港分会以南来文人为主导，但亦透过征文比赛、讲习班来吸收、培育香港青年成员，1939年成立的文艺通讯部（简称“文通”）和1940年由文通创办的《文艺青年》，皆发挥团结和培育文艺青年的作用，使抗战文学意识进一步得到在地化的承接。
其他文学小社群还有聚居或曾居于西环学士台一带的南来作家群，包括主要来自上海的戴望舒、叶灵凤、徐迟、冯亦代、袁水拍、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穆时英、杜衡、施蛰存、路易士等等作家和画家。1939至41年间，学士台一带是文化人聚集的一个“热点”，多少文艺活动的筹措、兴办刊物的计划，以至文学思想的激荡，皆由此而迸发；当中堪称典范的衍生物，可说是由郁风、叶灵凤、徐迟、冯亦代、叶浅予、张光宇、黄苗子、丁聪等等作家和画家在学士台的聚会间蕴酿讨论，再相约在中环阁仔茶室与夏衍会面，征得夏衍的同意及以抗战宣传为依归的指示，最后在1940年4月创刊的《耕耘》。
香港的“地方”和“空间”在缔结社群上具不可忽视的作用，除了学士台，其他参与缔造文学小社群的地方还有皇后大道附近的蓝鸟咖啡店、位于告罗士打行的聪明人咖啡座、中华百货公司的阁仔茶室，都是当时文化人经常聚集、闲聊的所在，甚至香港最重要的金融经济地标—中环汇丰银行大厦，也发挥它从未想到的作用：促成了三位“白领阶级”诗人结盟。
1939年间，徐迟、袁水拍、冯亦代三人刚巧同时在汇丰银行大厦的不同楼层上班，徐迟在汇丰银行大厦四楼的“陶记公司”（实际上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驻香港办事处）上班，袁水拍在五楼的中国银行信托部上班，冯亦代在七楼的中央信托局上班，这三位各于汇丰银行大厦不同楼层上班的文友，几乎每天聚首，自称“三骑士”，有时下班后一起到摆花街逛书店，有时到中环一带常有文友聚集的几家咖啡店延续未尽话题。就在上文提及的阁仔茶室，徐迟经叶灵凤介绍结识了乔冠华（乔木），冯亦代则在聪明人咖啡座首次与乔冠华会面，徐迟和冯亦代均对乔冠华十分折服，他们后来分别加入了由乔冠华所组织的秘密读书会，之后才知袁水拍原已比他们早一步加入了。据冯亦代忆述，该读书会“是一个由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的组织”，每星期集会一次，活动包括上课听讲及集体讨论，参加者包括冯亦代、袁水拍、沈镛、张宗祜、时宜新、盛舜等等，该读书会后来再由“业余联谊社”及其他组织成立不同的分支，冯亦代指：“业余联谊社事实上是党在香港领导青年工作的组织”；而这股潜流力量，实际上在抗战时期的香港发挥了筹募抗战捐款、组织演剧、时局讨论以及青年思想指导等等静态的支援作用，近乎无声无息，也容易被忽略、遗忘。
时代与思想的转折
无论对于本地作家或南来作家，抗战时期在香港的经历，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次重要的人生转折，徐迟在香港领受左翼思想的洗礼，从现代派文学走往现实主义的道路，他以1940年1月11日为他的觉醒日。徐迟当然视自己的思想转折为一次重大觉醒，却教当时的现代派同路人大惑不解，路易士（纪弦）指出：“有一件事令人感到遗憾，那便是我的好友徐迟，竟被左翼诗人马凡陀（即袁水拍）拐走了 —他居然在上下班时坐在公共汽车上大啃其《资本论》而不已。”被徐迟视为导师的乔冠华，他固然早有倾向进步的左翼思想，但也是到香港以后，才正式在1939年12月加入了共产党，他说：“这件事在我的政治生活中是一个转折，是个关键。”
其他例子还有曾担任“文通”导师的黄文俞，经由中共在港组织多次接触和谈话，终在1941年6月2日举行宣誓仪式，加入共产党。“文通”是文协香港分会成立的青年组织，旨在吸收青年成员推行抗战文艺工作，但中共也派员参与或渗透文通的内部组织，成立党小组和党支部，“负责‘文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工作”。参加文通时年仅十七八岁的杨奇，透过其他文通成员，在1941年3月12日宣誓加入共产党。杨奇是文通机关刊物《文艺青年》的创办人之一，1941年4月2日他险遭香港当局拘捕，很快由在港中共组织安排，潜赴中国内地加入东江游击队，战后任广州《南方日报》副社长、《羊城晚报》总编辑以及香港《大公报》社长等职。
对不同的政治党派来说，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是另一种转折，促使不同政治党派加强在港的文化工作。1941年4月8日，在港的中共组织以“灰皮红心”的形式创立《华商报》，同年五月邹韬奋复办《大众生活》，9月18日创刊的《光明报》是1941年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报。由于遭受国民政府的禁制，《大众生活》不能正常行销内地，但仍透过邮寄、油印复制的办法流通。《光明报》以及邹韬奋1936年在港出版的《生活日报》和1941年复刊的《大众生活》，都代表国共两党以外的文化力量，以香港为突破言论禁制的窗口，成为国、共两党以外另一股文化力量。1937至1941年12月期间，香港的《大公报》、《星岛日报》、《大光报》、《循环日报》、《工商日报》、《申报》、《星报》、《大众报》、《珠江日报》、《立报》等多种报刊，七天内便运抵桂林，而大后方的报刊，也由桂林转往香港，再转运上海等沦陷区；抗战时期的香港成为战时报刊的中转站，许多抗战消息、情报和相关的文艺作品和宣传文字，都借由香港报刊登载，经桂林转往中国内地，由此而突破了日军的封锁。
1941年刊于港版《中国诗坛．号外》的马荫隐〈检讨与愿望〉一文，记录了香港读者对抗战诗的反应，马荫隐指出香港读者不认同口号化的抗战诗，不满足于浮夸、简陋的笔法，因为香港读者的思想水平已有所进步。
《大地画报》主编马国亮亦提到当时读者思想水平的进步：“那时的广大读者 是学生、店员和有些文化修养的工人。都在渴求知识，渴求了解抗战进展情况，抱.更高层次的理想，吸收和充实自己。”因应时代忧患，抗战时期的香港作者和读者都提高了思想水平，在当中有所超越，他们共同地成就了时代，也成就了自己。
忧时伤国的情志
战争及时局的变化，招聚不同倾向的作家来到香港，与本土作家或已居港一段时期的作家共同参与抗战文学的主题，分别以创作、办刊物、引进概念、延伸讨论的方式参与也演化抗战主题，不论其本身的阵营或思想倾向，他们多少都呼应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为.抗战而团结不同党派的理念，当中不为了“政治正确”或单纯地配合主流路线，不为资本市场利益或政治服务而存在，而是以集体国族意识内化于个人情志的方式 ——一种忧时伤国的情志而贯彻。
对不同作家来说，香港是一个有所限制，有所缺欠却又充满可能性的城市，它具有反抗和革命的思想传统，也有几乎与生俱来的、自开埠即已成形的商贸生活及其所附带的软性文化；生活其间的作家觉察也逐渐理解当中的种种矛盾，却也可能不太能够接受香港的多面性，正如李育中所写：“街外不知何处又再飘来一段《义勇军进行曲》，是孩子们的声音，而播音机却于同一时间里播送.《昭君画眉》之类的东西”；但是否正是容纳和播放“《昭君画眉》之类”的空间，使《义勇军进行曲》得以突破其在原有空间受到的禁制并以另一形式延续、承接？关键不在于是否简单地把二者并存甚至视为善恶对立，而是如何理解二者共同营造的文化现实。香港的生产、运作商贸的条件，同时促使报刊建立独立评论传统，逐渐构成香港的公共论述、公共媒介的作用，容纳被外地禁制的言论，以至透过转口报刊到其他城市而突破特定时空的文化封锁。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突袭珍珠港，向英美宣战同时，也派战机轰炸香港以及东南亚英美殖民地，12月8日及9日连续两天空袭香港及九龙市区多处，造成大量人命伤亡和建筑物破坏，正式开启香港守军的攻防战，苦战两星期最后失陷，12月25日圣诞节香港守军投降，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时期。香港沦陷之后，抗日言论自然完全被禁，许多刊物都停刊，不过一九四二至四五年间，仍有《南华日报》、《香岛日报》、《香港日报》、《华侨日报》、《东亚晚报》以及《新东亚》、《大同画报》等刊物可以出版，里面固然仍有汪派阵营文人继续发表“和平文艺”理论甚至歌颂“大东亚共荣”之劣作，但亦有不属于汪派阵营的作家，在“和平文艺”以外的可能范围中，以曲笔或避免触及禁忌的方式，继续发表创作。日治时期的香港文学，常予人一片空白的印象，但实际上仍有若干空间，只是战后相关史料随时局变化而湮没。
日治时期的香港，作家处于艰险混乱之局势中，有许多不由自主之事， 戴望舒和叶灵凤虽然担任由日人控制下的报刊编辑，战后一度受到指摘，但及后有不少资料和研究显示，二人实在没有背弃应有之义。叶灵凤、戴望舒、陈君葆、李志文等作家以曲笔典故和暗语寄托家国之思以及个人不屈的意志，后世读者必须把其作品放回历史脉络中去细味，以思历史、时代、文艺与伦理之间的复杂性。叶灵凤、戴望舒、陈君葆、李志文等作家的矛盾与抵抗，实也是日治时期香港文学的矛盾和抵抗。
香港的陷落，象征一个时代的终结，事实上1941年正值香港开埠百年，2月间有多种官方举行的庆祝活动，民间亦有零星的不同角度记述或回顾；不意十个月后，香港即告陷落，更加重时人的忧患沧桑之感，进而造就一种历史意识的反思。1942年，古卓仑撰写长诗〈香江曲〉，记述香港由开埠建设至沦陷时期的百年社会转变，既指出“百年惨澹费经营”的繁华得来不易，也深思“茫茫人海分夷夏”的矛盾；既写本地不同阶层人士的都市生活，也写及内地文人避居香港，以“立馆授徒勉治生，变夷用夏时关意”肯定他们的文化贡献，当中最重要在于古卓仑提出“变夷用夏”这观念。在〈香江曲〉上半部分，古卓仑从正面肯定的角度回顾香港百年历史，即使那是一种殖民地历史，但那惨澹经营出的繁华，无论是商贸或文化，实质上由民间自发创建者甚多，古卓仑由香港民间出发的历史观照态度，不从简化辨分夷夏的国族主义而论，可说表达了一种基于香港实际情况的本土历史观。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香港重光，古卓仑再撰〈后香江曲〉，回首战时岁月，分别从“军钞滥发”、“苛政淫威”、“杀机偏布”、“民生窘穷”、“商廛冷落”等状况，作出全面记述，也提出批评和讽刺。正如诗歌的结尾提出“我效词人诗作史，纪将前事续吟声”，古卓仑自觉地以诗作史，〈香江曲〉及〈后香江曲〉皆提出一种历史观，在苦难中回顾而点出“香江”的可珍惜处，谈到战争时局批评，不从国族主义而论，但标示真伪和是非之辨，使其成为一种更有流传价值的香港角度诗史。
抗战时期的香港与文学，在人物、刊物、理念、空间四个基本因素上，构成从未出现过的文化面貌，不同作家为共同或至少近似的抗战文艺理念工作，极力呼应、承接被战火中断的文化，也尝试在当中有所转化、有所创造，他们承接时代之声，也超越了自己，同时造就了1937至1945年间散发特殊氛围的香港，以及文学：一种忧时伤国的、在板荡时局中的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