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纪行（下）：冷战旧伤未愈，老欧洲的梦魇又回来了

第一次见安东尼奥，是在华沙现代而气派的中央车站。他黑发，黑眼睛，留着络腮胡，缺少刻板印象中斯拉夫人的一切元素。而且，作为波兰人的他，却起了安东尼奥这个西班牙语名字。

“我有智利血统”，安东尼奥解释。我们见面的中央车站，是他父亲当年踏入波兰的起始点。安东尼奥的父亲原是智利左翼学生，1973年，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的阿连德政府，随后大肆清洗左翼。安东尼奥的父亲躲过清洗，流亡法国，但他的社会主义梦想仍旧未灭。“于是他听信苏联宣传，跑来波兰建设社会主义。到了波兰，他发现一切都是灰蒙蒙的、破破烂烂的。”父亲的社会主义理想在波兰糟糕的经济状况面前幻灭。他在波兰定居，遇到了一位学习西班牙语的波兰女生——安东尼奥的母亲，两人结婚后，女方被派驻到了波兰驻智利使馆工作。他父亲则很多年没法回到那里。

苏联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变成了一场灾难性的溃败，而且是全球范围内的溃败。冷战从波兰开始，在波兰结束，那已是陈年往事。三十年后，关于那段历史，媒体画面仍是瓦文萨的胜利手势、教宗访问波兰、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交出政权，仿佛自由民主的秩序获得了一场三十年来不断回放的胜利。

但波兰人发现，三十年倏忽而去，冷战的幽灵仍在，而此刻大门被叩响，进来的是却另一位冰冷的故人。

冷战的幽灵仍然徘徊

安东尼奥的父亲抵达华沙时，波兰正是1970年代铁幕下的黄金时代。

1970年，格但斯克的游行暴动遭到镇压之后，新任统一工人党总书记盖莱克在党的五届八中全会上，对波兰过去的政策做检讨批评。他同时宣布，要以新政策满足人民的诉求，吸取物价上涨的教训，“党和国家政策的基本方针，应该是越来越好地满足社会的需要。”

在新的口号下，波兰高举外债，展开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在盖莱克的故乡西里西亚，未来主义的飞碟形体育馆“Spodec”横空出世；在华沙，安东尼奥父亲下车的中央车站也于那时落成——带有清水混凝土风格的梁架简明、敞亮、现代感十足。

盖莱克出身工人阶级，讲话直率，毫不做作，一副亲近工人的形象。在他任内，波兰政府兴建遍布全国的工人学校，为劳动者提供文娱活动和文化服务。为争取教会支持，盖莱克政府还在全国各地修筑了不少新的天主教堂——多半是未来主义或现代主义的极简风格，如今这些地方已是全球建筑师赞叹不已的成就。

盖莱克的十年里，波兰人自称“共产主义营区里最快乐的一个”。可幻觉最终破灭。外债堆叠，工业不平衡，加之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使得波兰国内物价上涨，消费品不足和工资冻结等诸般问题在1970年代后期再度出现，并贯穿其后十年。匮乏带来抗争，格但斯克的1980年罢工，直接原因即是食品价格上涨。而抗争的失败又带来愤怒——愤怒，因为无法自由表达对糟糕生活的愤怒。

在格但斯克的团结工会纪念馆，陈列厅里摆着一台空空如也的商店老货柜，解说词指空荡的货柜是那个年代的普遍现象。空货柜一旁，是一辆白色的老式轿车，那是教宗到访波兰的座驾。

在波兰，铁幕时代的匮乏和人民对自由的向往，最终成就了“反共教宗”若望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成就了波兰天主教会。波兰人的欲望和愤怒，经过普世教会的中介，导向对自由民主制宗教一般的信仰。

铁幕时代，这位出身波兰的教宗三次到访波兰。1979年，在圣城兼煤矿城市琴斯托霍瓦（Częstochowa），教宗在数十万人面前演讲，被掌声打断整整61次。他的语言纯熟地融合波兰民族主义（“在我们的祖国土地上牺牲了多少我们的军人！”）、普世主义（“任何对人权的反对或不尊重，都是对和平的威胁！”）以及对团结工会的颂扬（“我每天都祈祷，为我们人们的工作祈祷，为我们伟大而特殊的‘团结’传统而祈祷！”）。铁幕倒下前，整个西欧与教廷都在不断对波兰人传递着这样一种信息：只要波兰从苏联阵营摆脱出来，成为真正主权独立的国家，就能获得自由、富裕与尊严，成为自由世界的一份子。

“所有的宣传都不停地说，我们要变成下一个德国，下一个法国，会变得富起来。”安东尼奥说。波兰人希望巨变能带来美好的生活。然后，巨变真的来了。美好的生活却好像慢了好几拍。

1991年，瓦文萨携团结工会如日中天的声望当选总统。在他任内，政府推行走向私有化的“休克疗法”。休克疗法本意是通过减少贸易管制、放松货币政策，并以美国和西欧的经济援助作后盾，来快速实现私有化、自由化，最终提振经济，实行之后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动荡——人们的实际工资平均减少了30%，通胀高企。伯明翰大学的历史学家卢克瓦斯基（Jerzy Lukowski ）在《波兰史》中提到，“体力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在前国营农场工作的工人明显感觉到实际收入和社会地位的下降，来自农民家庭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减少了……住房紧缺，公共卫生和教育服务经费不足”。

“西方、外国资本背叛了波兰人。在那时，如果教师、农民、医生想拿到更多工资和社会福利，就会被人说是失败者，是懒惰。但其实那是大公司为自己谋利的说辞。”在安东尼奥的记忆中，波兰人对转型和自由民主的憧憬，使他们意识不到新模式带来的陷阱。他记得智利出身的父亲那时候忧心忡忡，觉得私有化一定会剥夺一批人的财富，造成贫富分化，而作为波兰人的母亲却充满憧憬。父母时有争吵。

这段历史在波兰年轻一代印象中则很模糊，被后来的经济发展盖过。2004年，波兰在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śniewski）的总统任内加入欧盟。之后，到图斯克担任总理期间，波兰经济表现十分出色——波兰拥有欧洲最高的经济增长率，就连2008年全球危机中也未衰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的报告，波兰人均购买力已达到欧盟平均水平的70%。要知道，2004年波兰加入欧盟时，这个数字只有50%。报告还指出，波兰的通货膨胀率很低，负债率也低，总体来说“经济非常健康”。

“你明显可以看得到加入欧盟之后的变化！”在科学与文化宫，热爱欧盟的年轻人米歇尔和阿尼亚喝着酒对我说。“以前在马路上到处都是摆摊的，路也破破烂烂。欧盟给了波兰很多基建援助。现在波兰的马路都是欧洲标准，还修了自行车道。你如果去农村，会看到各种地方都贴着牌子——‘由欧盟捐建’。”在他们的印象中，欧盟带来了全面的现代化生活，波兰越来越像一个西欧国家。

加入欧盟前，波兰在2003年举行公民投票。当时不少人对加入欧盟心存疑虑。教宗通过波兰媒体传达讲话，他提到，“加入欧盟并和其他国家享有平等的权益，是为我们和其他斯拉夫国家实现历史正义。”的确，欧盟向东扩张，在那时被视为是自由民主制度改变旧世界、彻底消灭苏联阵营“专制遗产”的“正义”之举。它也的确为波兰人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

只不过，很多人觉得自己没能同样享受到这个“欧洲理想”。

瓦文萨大刀阔斧改革经济的时代，团结工会和工人渐行渐远：导致企业重组、工人失业与收入降低的私有化进程，显然不是工人们想要的路线。团结工会分裂，许多人开始右转。1990年代初，各地爆发大大小小的工人抗议。

卡钦斯基兄弟就是在那时和瓦文萨分道扬镳，他们巡游全国，背着扬声器找工人宣讲。“工会是要代表工人，而不是代表政府。团结工会不应该站在雇主一边。”

然而，在冷战结束后的舆论场中，没有人会认为问题出在资本主义，反而一切问题都被归咎于共产主义时代的错误——打压宗教、限制自由、毁灭传统家庭、官僚主义。卡钦斯基兄弟主张清除体制内的统一工人党官员与奸细，主张恢复波兰传统，瓦文萨政府也说着同样的话。

卡钦斯基的确捕捉到了后冷战时代波兰的政治经济脉搏——原先管理计划经济的官僚从束手束脚的经济政策中解放出来，成为新的私有化浪潮下资本主义的经济管理者。匈牙利学者塞勒尼（Iván Szelényi）形容这种模式为“无须资本家的资本主义”。

而卡钦斯基兄弟和他们的政党，把民众对这些人的怨气转化成了对“共产主义者”的憎恨。研究团结工会如何衰落的美国学者奥斯特（David Ost）指出，波兰的反共语言极其强大，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都对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深信不疑，各种经济苦难造成的愤怒和抱怨，也就只能怪罪“波兰的资本主义不够完善，带着太多共产因素”，从而不可能转化为经济议题和阶级议题，人们愈对现状有意见，冷战式的反共语言就愈发强烈，但此时，它只能在波兰内部寻找、甚至凭空创造对手。

从不掩饰右翼观点的大胡子托麦克深信法律与公正党的说辞，他这样解释对1989年转型的一切不满：“所有权力，银行，资本，在1989之后20年里都在这些前共产党官员的手上——当然他们不相信共产主义了。他们失去权力，只想着把国家卖给另外一边，以免自己被送进监狱。”

就算在国民经济逐渐好转之后。波兰人依旧有后进国家的苦衷：工作时间长，薪水远低于西欧，吸引无数欧洲大企业前来淘金。这是经济成功的秘诀，也是个人压力的来源。欧洲的共同市场给了波兰人外出淘金、利用工资和物价差价讨生活的机会，也让他们感受到了寄人篱下的郁闷。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欧洲各地都“漂”着做外劳的波兰人，不下百万。人们在外打工——多是维修、家政一类，但也不乏精英群体，很多人赚了钱又回到波兰生活。

“我同班同学三分之一都在海外。”在华沙一所公立医院工作的塞巴斯蒂安说。“波兰的医疗投入占GDP比重是欧洲最低的。由于实行免费公立医疗，医生收入低，工时还特别长。我的朋友在瑞典工作，平均每天只看三到五个病人。他回波兰后发现，就算兼职工作，每天也要处理十五个病号。”

2015年的选举中，法律与公正党终于找到了“对症下药”的良策。卡钦斯基指责图斯克的公民纲领党削减福利，无视人民需求。他的法律与公正党向波兰家庭兜售个人化的福利模式。2016年，他们推出著名的“500+”计划——任何生育二胎或更多孩子的家庭，都会得到政府在孩子满18岁前提供的补贴，每月500兹罗提（约合116欧元）。这一福利广泛覆盖，为法律与公正党带来高民望，也被反对者指责“花钱买选票”。

“法律与公正党一边喊着反共，一边增加社会开支，因为他们知道人们其实还是需要这些。”安东尼奥说。“他们看到了1989年转型之后的问题——残酷的资本主义、混乱、不正义，而关键在于他们是第一个把这些问题说出来的政治团体。这些问题在过去30年没有人提。这就是他们500+计划的起源。”

有趣的是，在反共就是政治正确的波兰，“共产主义”这个词已经丧失了一切意义，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宣泄标靶，却像幽灵一样，仍旧困扰着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想象。甚至，卡钦斯基也被反对者指责为共产主义。“卡钦斯基有一种布尔什维克的头脑”，这话来自卡钦斯基的最大对手，公民纲领党的唐纳德·图斯克。

“我们的对手说我们是左派，那让他们说去吧。没准我们是呢。”2010年时，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在一场选战演说中说。

历史变成了自我复制的表演。曾经是波兰人梦想的自由民主欧洲，也伴随着“反共”的口号变得模糊了。

老欧洲的梦魇归来

“对于那些犹如为耶稣哭泣的耶路撒冷的脆弱妇女一样为波兰而痛苦的好心的欧洲民族，我们的民族只要用救世主的话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儿女们，你们不要为我而哭，还是为你们自己痛哭吧。”——密茨凯维奇，《先人祭》

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是波兰家喻户晓的19世纪民族主义作家。他几近异端的民族主义呼号里，融入了大量的犹太教因素。在他看来，波兰人是欧洲民族中的流亡的“犹太人”，波兰是欧洲的耶路撒冷。

密茨凯维奇式的民族信仰正在今天的波兰复苏。而一切都源于克里米亚和叙利亚的两场战争。

2014年，波兰的邻国乌克兰爆发革命，俄罗斯介入。乌克兰东部俄罗斯人主导地区和西部乌克兰人主导地区剑拔弩张。普京顺势推动克里米亚半岛公投，结果克里米亚宣布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这场危机极大地震撼了波兰人。乌克兰这个邻国陷入内战，让波兰人忧心忡忡，总觉得下一个就要轮到自己。更令他们生气的是，欧盟在克里米亚危机中行动迟缓，举棋不定。

“你看看普京对乌克兰做了什么！”托麦克对我说。“他吞掉了半个乌克兰！欧洲没有国家敢说不！一个都没有！乌克兰本来有很多武器，苏联留下的武器，但是他们把武器给回了俄罗斯，因为欧洲人和美国人承诺说乌克兰的边界不会有危险。结果呢？结果是普京把乌克兰切成了两半！”托麦克的语言绝非右翼支持者的专利。憎恶卡钦斯基的米歇尔和阿尼亚也同样恐俄：“普京太可怕了，我特别怕普京，我觉得他早晚要入侵我们”。

波兰人对俄罗斯的警惕、恐惧和不信任深入骨髓。面对东方强国时，波兰遭遇过一连串的集体创伤。1939年9月，纳粹德国闪击波兰，斯大林则从东线发动进攻，势如破竹。苏德两军消灭波兰军队后，在斯大林和内务部门的批准下，将数万名波兰军官、公务员和知识分子带到今天俄罗斯境内斯摩棱斯克的卡廷森林，将他们集体枪决，尸体推进挖好的大坑，就地掩埋。

“苏联屠杀了我们的精英！”托麦克说。而在整个冷战时代，苏联都极力隐瞒这些事实，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将档案公之于众。

如果说卡廷形成了波兰人对俄记忆的伤疤，那么两次和卡廷有关的坠机则确保了伤口不断流血。1943年，德国入侵苏联时发现了卡廷森林中的尸骸，公之于众。波兰流亡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Władysław Eugeniusz Sikorski）质问斯大林卡廷事件真相。然而斯大林态度极差，他通过盟军向波兰流亡政府施压，力图遮掩此事。破朔迷离的是，不屈不挠的西科尔斯基不久就因飞机失事死于地中海，给右翼民族主义者留下了一连串的阴谋论。

卡廷事件的伤疤太难愈合。2010年，俄罗斯在斯摩棱斯克举办纪念活动，邀请时任波兰总统、双胞胎弟弟莱赫·卡钦斯基参加。莱赫·卡钦斯基率领一众高官搭乘总统专机赴约。初春时节，东欧大雾弥漫。专机在地面引导不足，能见度低且强行降落的情况下，擦撞到树梢，坠毁在机场不远处。一机高官连同总统夫妇在内，无人生还。

伤疤重新揭开。尽管调查结果并不支持，但哥哥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暗示弟弟的死是巨大的阴谋。

“俄罗斯人谋杀了我们的总统”，托麦克提起这事就生气：“现在都十年了，俄罗斯还是不愿意给回我们飞机残骸，想想看，如果不是怕我们发现有爆炸的痕迹，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过，回到2010年，弟弟的坠亡没有变成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的政治资本。其后的总统大选中胜出的是图斯克的公民纲领党——波兰人继续拥抱欧盟。

卡廷的记忆和死亡，直到克里米亚和叙利亚的战火，才真正转化为了法律与公正党和卡钦斯基的政治资本。

在克里米亚和叙利亚的战事中，俄罗斯深度介入，让欧洲和美国的地缘政治想象折戟城下。本来，乌克兰是冷战结束后北约和欧盟东扩的最后一环，“自由民主”的秩序将推到俄罗斯门前；而叙利亚则本将是阿拉伯之春的最后猎物——阿萨德政府会下台，自由与民主的秩序会取而代之。但现实的结果却是——不仅美国和欧洲缺少实现他们目的的决心，两场危机还都因为大国博弈的因素陷入长期困局。更不用说叙利亚的乱局中诞生了“伊斯兰国”，变成一场全球危机。

“叙利亚战争是普京搞出来的。”托麦克的阴谋论此时并非完全耸人听闻。“他的做法是把难民推去非洲然后推来欧洲，他想让欧洲更脆弱，因为只要德国和法国更脆弱了，欧洲更脆弱了，俄国在东欧的力量就会更大，欧洲就会更臣服于俄罗斯的能源供应。普京是一个战略大师。”。

托麦克和很多波兰人一样不愿意相信欧洲。他觉得德国人只想利用欧盟来做自己的生意。“德国会早上跟你说爱你，到了晚上他们就写信给普京，说让我们来修建北方输油管吧！这是一条绕过波兰和乌克兰的管道，直接绕过了波兰港口，所有油船只用去汉堡就可以接上俄罗斯的天然气。这是德国和俄国单方面的合同。波兰周围的国家都不喜欢这个计划——普京刚刚分割了乌克兰，你却跟他们做生意。对德国人来说，这些都是生意。”

欧洲人的自由价值在托麦克眼里变成了把人变得脆弱的源头。“我小时候，巴尔干发生战争，那时候欧洲部队去维和，有一堆荷兰军队，他们在一个城市，有一座小桥，对方是穆斯林或者塞尔维亚军队——我不记得了，反正这边是荷兰军队，他们很多人。结果呢？他们一枪不放就放弃了。如果你有一座桥，你就算是只有十个人都守得住啊。但是他们一下子就放弃了。欧洲人没种了。”他觉得一旦波兰遇到威胁，欧盟也不会帮任何忙，与其这样，还不如抛弃欧盟“自力更生”。

从克瓦希涅夫斯基做总统到图斯克做总理，有十余年的时间。这十多年中波兰加入了北约、欧盟，经济开始腾飞。但每当问人对克瓦希涅夫斯基印象如何，人们只记得这位连任两届的总统爱喝伏特加，酗酒，但对他的施政则几乎“失忆”。我也听到人说克氏是时至今日最称职的一位总统，任内一切都按部就班、井然有序。尽管那些年也不乏政治斗争和阴谋冲突，但人们对未来充满“正常”的乐观。毕竟，1995年到2005年，整个世界都还处在总体的“安定祥和”里。

今天已经不同，乌克兰和叙利亚战火纷飞，地缘政治变化带来的压力最先传到的，就是华沙的大街小巷。而保持自由梦想的欧洲领导人们仍然在数百上千公里开外，对波兰人的焦虑，他们显然缺少令波兰人觉得安心的反应——尽管这些领导人中也有波兰人。

我问托麦克，如果在欧洲政治中，德国和其他国家多牺牲一些，是否可以更团结波兰，一起面对俄国的潜在威胁。

“我从来他妈的不知道德国牺牲过什么”，他回答。“我不需要德国帮我们牺牲什么，波兰也不需要为德国牺牲什么。这是病态的想法，没有国家需要为别的国家牺牲。欧洲需要变成一个很多强大的国家组成的同盟，由这样的国家连接在一起。让我们自己管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他们自己管好他们的事情。”

西欧的“自由世界”对东欧的想象，仿佛回到了百年前的一战之后。在那个历史转折点上，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与国际联盟的美好设想，但他无力应对这些民族间的仇恨和冲突。那时的波兰人领导人，毕苏斯基将军，是一个铁腕威权的人物，他镇压反对者，让波兰大国间维持平衡。

独立，依靠自己，这是波兰人的执念。

如果只是看法律与公正党增加福利，排斥移民，强调保守价值的诸般政策，那么波兰人对政治的担忧，其实同法国人担心勒庞，德国人担心另类选择党（AfD）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西欧眼中那个走向保守、走向天主教的波兰，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

西欧人忽略的是波兰民族主义中那密茨凯维奇式的气质。这种气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蛰伏着。如今它重新醒来，复苏、回潮、登上舞台。

“波兰人不会说‘我喜欢德国’，也不会说‘我喜欢俄国’”，我们在华沙耶路撒冷大街上的一家中餐馆，电视里正播放《新闻联播》，安东尼奥吃着碗里的蒜泥白肉。他对欧洲的自由理想有认同，但却无比悲观。“波兰人不会这么说话。波兰人很难信任任何人。”

三十年前的那种弥漫在空气中的胜利情绪，在波兰结束了。历史仿佛回到了一百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