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物深度

专访吴明益:我还是觉得,自己能有一块田真好

“如果我们生活在农耕时代,我们的心不会因为婚姻平权、因为对九二共识没有共识或公投失败而受伤,心受伤的时候,野地是一个可能让你休养的地方。”

吴明益。

吴明益。图:受访者提供

特约作者 崔舜华 发自台北

刊登于 2019-01-14

昨日才披著汗巾、扛著锄铲,在田间割去冬季的杂草,今日却置身台北繁华地带的咖啡店,与我们谈论起生活、写作之总总。娴熟流转于田野与城市、山林与学院,吴明益已然成为新一代写作者之间一个特殊的地标,安然座落于我们绝大多数人不能或不曾想望过的、某种当代式的劳动边境之上。距上一部短篇小说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将逾八年,其最新短篇集《苦雨之地》(新经典文化,2019年1月),是否向我们透露著更多关于城市、书写以及当代社会图像的描拟与谕示?抑或,一切皆可视为小说家的劳动产物,而文字的影廓,正巍巍见于山的棱界、海的尽处、人心中的荒野天涯。

古老手工艺的承继者

于学院写作,于田亩耕作,写作与耕作这两门古老的手工艺,并存于吴明益的生活中。小说家以锄以笔,耕耘著其认定的生存态度。他常说,花莲是他的第二故乡,在故乡里下田,使他对于肉身的劳动意义有特别体会。“当文学还没有成为一种阶级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履行耕作劳务,我很幸运地能拥有一块地,让我体认到人至中年时,身体的力气有多么重要。”吴明益说。

肉身是劳动的资本,写作亦为一种强大的心智劳动,对吴明益而言,走入田亩是他休息的方式,“写作的劳动是静态的,而耕作时几乎不需思考。”他特别喜欢在写作告一段落或在课后去田里,“在我疲惫的时候,土地会接受我。在田里,翻一锄地就是一锄地,割一分钟草就是一分钟的草。许多的写作者拥有丰沛的知识经验,但严重缺乏肉体劳动与土地经验。”对于当今作家大多艳羡专业写作生涯,吴明益则引帕慕克和尼尔盖曼之语述其想法,“帕慕克在《我的名字叫红》中提及,艺术家切莫倚赖艺术营生,以免当发现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得不到同等的回报时,丧失了艺术热忱,尼尔盖曼也持同样看法。我以前也曾向往成为职业作家,但我现在觉得必须要有其他的生存之道,理由很简单,第一是你便不会抱怨写作无法谋生,其二则是可以看见其他行业里较深层的现实。据称是曹雪芹所写的一本有很意思的书《废艺斋集稿》,书中叙述自己身备的十项技艺,比如扎风筝、印染、烹调等等,虽然未必真是曹雪芹所著,但这本书提到当你无法靠写作赚钱时,这些技术可以帮你一把,这是纯粹务实的考量。所以对我来说,能够亲手种地、吃自己种出来的作物,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疲惫的时候,土地会接受我。在田里,翻一锄地就是一锄地,割一分钟草就是一分钟的草。许多的写作者拥有丰沛的知识经验,但严重缺乏肉体劳动与土地经验。”

种地是件布尔乔亚的事

种百香果、种木瓜、种各种季节蔬果,甚至追踪养殖蚯蚓的脸书粉丝团,只为获取更多来自土壤之下的信息,吴明益却称自己是一名布尔乔亚式的“假农夫”,为何这么说?“因为我不需要靠土地维生,真正的农民一定会被卷入当代科技的浪潮、要面对中间商、市场政治。农民必须获利、必须经由市场机制获取资源,然而我完全不依求土地的经济回馈,种地于我而言比较接近一种手工兴趣,但若能在当今维持这般兴趣,其实是布尔乔亚才能拥有的资本。其中包含著强烈的阶级性,我所能做的就是努力以身体劳动,我从不用机器,而是手持铲子跟锄头,慢慢地,附近的农夫也许本来觉得我只是不缺钱的学校教授在玩票,但当他们看见我一天到晚在田里锄地,他会慢慢地产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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