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当境遇潦倒的女作家张爱玲在香港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创作农民题材《秧歌》，或许无法想像，这部带有前瞻性预言的江浙农民家园悲歌，会与她1940年代的上海滩作品一道，纳入耶鲁大学出版的文学史册，被夏志清先生誉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不朽之作”。而就在次年，当金庸先生在香港替报社同仁梁羽生偶然操刀续写武侠，恐怕也未曾想到，此生将酿就华人社会武侠传奇。他未必更许下日后的宏愿，一二百年后仍然有人会读自己的作品——倘若如此，那意味着其作品也一定载入了文学史。
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2007年曾断言，一百年后不会有人再读金庸，因为他“只是传统的作家”、“他的写作代表的是一种退步”。2009年一篇德文博士论文亦指出，相对于越南语、泰语以及日语的热译，金庸作品只有三部被译成英文，且英文是唯一翻译金庸作品的西方语言。作者Wolfgang Odendahl认为，那是因为西方读者无法体会金庸作品里的文化共识。
由此可见，西方比较文学视野之下的金庸作品，恐怕远远无法与其在华人社会的受欢迎程度相提并论。然而近日金庸先生的仙逝，却比生前任何一部小说的发行更引发一场轰动，甚至涌现出华人社会近年来极为少见的群体性失落与伤感。这种悲恸真挚地发自内心，超越华人社会各地各界及各种身份，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不由得使人再次严肃地审视金庸小说的文学成就，深层考量其在文学史背景下的定位。毕竟群体性本身就与国族、文化等集合概念相关，而群体性情感往往亦是时代风云的敏锐指针。
提供文化认同感的金庸小说
无论如何，金庸在文学领域的知名度显然盖棺定论于他的武侠传奇（作为报人的查良镛另当别论）。在20世纪初文学革命之前，中国小说的社会地位一向不高，武侠小说更似下里巴人中屡遭忽略的孩子。由于难登大雅之堂，只好伙同贩夫走卒当街说书、招揽听众，顺便搭售大碗茶耐渴充饥，暂时实现精神方面原初的公平正义。其中最典型的，莫如晚清《三侠五义》对民众的吸引力。但在1920-1930年代新文学的强势兴起与冲击之下，就连文人爱读的“鸳鸯蝴蝶派”亦逐渐循亡，武侠小说更是不知所踪。它们均在左翼文学全面迈入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中国大陆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