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代理毒奶粉和问题疫苗的律师，如今在做什么？

2018年7月26日下午，北京一幢居民楼内，斜阳照进23层的玻璃窗。空荡荡的屋里，两只新生的小猫在地面上游荡。张凯靠在椅子上，为被封禁的微信公众号和冻结其中的近140万元（人民币，下同）打赏发愁。

张凯今年39岁，曾是北京新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过去十年，他代理过包括2008年毒奶粉案、2010年山西问题疫苗案等多宗公共案件。2015年，他因参与浙江强拆十字架案的维权行动，被关押7个月，随后在电视上认罪，被带回老家内蒙古呼和浩特，经历长达两年半的监视居住，不久前才回到北京家中。因律师执照无法过年检，他在微信上开设公众号“张凯律师”，不时发表时评，靠打赏为生。

2018年7月22日，中国大陆曝出劣质疫苗事件，张凯发表时评《都在一条船上》，探讨劣质疫苗的监管弊病。这篇2900余字的时评，在17小时内获得千万级的阅读量和接近140万元的网络打赏。紧接着，这篇文章连同张凯的个人公众号遭到全网删除、封禁，打赏被冻结。

“如果八年前，我们正常把事（问题疫苗）解决了，就不会有今天（这种情况）。”张凯对端传媒表示。从代理毒奶粉、问题疫苗不被立案，到评论劣质疫苗案被禁言，绊倒张凯的都是“同一块石头”——权力垄断、监管失当。十年过去了，该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而当年试图解决问题的律师都被“解决”了。

八年前，“主要的希望，还是法治和民主”

2018年7月22日，连日的暴雨结束，北京步入三伏天。傍晚，张凯走进书房，坐定在电脑前，打开电扇、摆上一杯水，他决定写一篇评论。

两天前，一篇名为《疫苗之王》的文章登陆社交平台。文章梳理了杜伟民、高俊芳、韩刚君三位中国大陆“疫苗之王”发家史：从有关部门获取生产牌照，通过造假、压价等手段，占据中国大范围疫苗市场，并迅速跃升为市值达数百亿的行业巨头。一天之内，该文成为绝对的爆款，激起如沸的民怨。

张凯熟悉疫苗话题。2010年春天，替毒奶粉受害者家庭维权的工作刚告一段落，张凯很快介入了另一宗公共事件。

3月，《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历时半年调查，刊发《山西疫苗乱象》的重磅报导。这篇万字长文，揭发了山西近百名儿童因注射高温疫苗致病或致死。涉事的山西疾控中心谎称对问题疫苗进行过调查，被中心信息科原科长陈涛安揭发，陈本人和家属随后多次接到恐吓电话。报导刊出后，引发社会各界的强烈震荡。

在法学博士滕彪看来，这些个案往往映射出体制的弊病，公众关注度也相当高，一旦被媒体报导，就会被当局迅速列成“敏感案件”，但案件当事人普遍是社会底层，他们无法支付高昂的律师费，也很少有律师愿意义务维权。因此，“让受害人知道要去找谁，就变得非常重要。”

早在2008年前后，一群维权律师常常聚在一起，讨论案件、分享经验、相互联结。那是维权律师们的黄金年代，他们通过《南方周末》这类有公信力的媒体，发布公告，主动提出为当事人维权。他们希望，通过聚焦极端个案，引发社会关注，形成民间自下而上的压力，并最终推动改善政策、维护公众利益。让案件在司法，而非其他框架里解决，“这几乎是我们所有法律人的理想。”张凯说。

其时也是“公民社会”蓬勃生长的年代，公共事件一旦爆发，大批记者、维权律师和民间机构就迅速涌现，为受害人发声、抗议、甚至不惜与当局正面博弈。

《山西疫苗乱象》刊发后，全国各地辗转找到王克勤的家长越来越多，受害者的数字不断增加，几乎遍及全国各省，仅山西就有至少150人。

张凯记得，那段时间，王克勤常常一个电话就把一群人召集到报社的会议室。昏暗的灯光下，大家拉出几张桌子，摆上凳子，你一言、我一语，争相为受害人提出维权路径。2010年3月23日，29位法学人士和律师还在北京召开了一场“山西毒疫苗事件法律研讨会”。

“我们法律人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参会的滕彪说。依法维权的关键在卫生部，“它既是执行者（或者作恶者），又是裁判者”，调查很可能得不到公正的结果。而因为注射疫苗的儿童人数众多、时间地域跨度大，很多家长或许对子女是否注射过问题疫苗都不知情。眼下最重要的，是尽快固定疫苗受害者的证据（固定证据，即对证据采取措施加以固定并提取）、提供法律咨询和指导、要求信息公开、提出刑事控告。

“新公民运动”主要创始人许志永则认为，要为问题疫苗的调查成立独立的公民调查团，由律师、医生、公共卫生专家等人员要组成，可独立搜集相关证据。

传知行公民转型论坛创始人张大军从医疗角度剖析，主张尽快带疫苗到境外做采样鉴定，“国内的机构不可信”，要将样本送去联合国，或者香港、台湾。“实际上，这是一个大范围的医疗医疗事故….按照中国的规定，（结果）只能有利于医院和医生。”

众人纷纷点头。法学博士范亚峰接过话。他说，专家、技术、法治、民主才是形成现代规则的路径模式，“但目前专家系统已经崩溃”，“主要的希望，还是法治和民主”。他更呼吁，大家要关切正面临当局强大压力的揭发者陈涛安的命运。包括江天勇、程海在内的四名律师很快表态，他们愿意为陈涛安担任法律顾问，危难时刻，一定会为陈涛安提供辩护。

八年后，谈起那些研讨会，张凯言语里满是怀念。如今回看，他觉得昔日的壮志，尽是美丽的“误会”和一厢情愿的天真。

医院不敢做检查，法院不敢立案

7月23日凌晨六点，张凯已一刻不停地打磨文章近12小时，他终于满意。休息了两个小时后，他按下发送键，等待过审。

但张凯预感它可能无法通过审核，里面涉及的人物太多了：许志永、滕彪、李和平、江天勇、唐荆陵……这些曾经赫赫有名的维权律师在十年里逐渐消失在公众视野，他们的名字也变成了敏感词。

果然，十五分钟后，文章“审核失败”。

随后的一整个白天，张凯将敏感的名字删除，又抹掉了具体的维权经历，只保留了一些话——“今天中国的样子，就是中国人观念塑造的。中国人普遍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有什么样的中国。”他将文章制成长图，以通过回复关键词弹出的方式发出。7月23日傍晚，这篇名为《都在一条船上》的时评终于在互联网上诞生了。此前，它共历经12次审核失败。

与网络监管的博弈，仅仅是这些年张凯面临众多困境的一个侧影。自2009年开始为公共案件的维权后，张凯一次又一次陷入死循环：工作进行到一半，当事人就莫名消失了。他们再次出现时，张凯就被通知“事情已经解决”，被要求“不要再上诉维权”。张凯多方打听才知道，“有关部门”已经出面调停，帮助受害人家属私下和企业达成赔偿协议，而获赔前提是“解除代理律师”。“常常搞得我很难堪、很被动。”张凯苦笑，叹了口气。

到法院上诉也是举步维艰。滕彪对端传媒回忆，2010年中国大陆的案件受理仍实行“立案审查制”，律师们替当事人搜集好证据、备齐材料到法院申诉，可案子往往就陷入僵局。法院要么不给立案，令案件无法进入司法程序，要么受理案件后，受害人就等上相当长的时间，申诉到最后无疾而终。

2010年3月，山西问题疫苗曝光后不久，卫生部便发布公告：任何医疗机构和个人不能对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作出调查诊断结论。此后，鲜有人敢再独立调查问题疫苗案件。

6月，张凯搜集受害人注射疫苗的材料、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后，来到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申请立案。他将材料放在封袋内，交给厅内立案庭庭长，并请求法院出示一份“材料收取清单”，但遭到庭长拒绝，说“要研究研究”。

随后张凯把材料放下，“反正法律规定是七天（要求回复当事人），七天后我再来。”

七天后，张凯再次来到法院，他没有见到那位接纳他材料的庭长，又去找其他工作人员讨要说法，但上至法官，下至庭长，无人理睬。

“你当时交给谁的，你就去找谁！”一名法官说。

“我交给的是你们立案庭，是你们法院，不是某一个人！”

一阵僵持后，案件终究无人受理，张凯无功而返。此后，申诉也不再有进展。

端传媒接触了多个八年前疫苗案的维权家庭，发现无一例诉讼成功。其中一位家长告诉端传媒，她的小孩出生第二日接种了卡介苗和乙肝疫苗，隔天身上开始青紫、抽搐，发作癫痫。医生告诉她这与接种疫苗有关，属于“偶合”。她多次到法院诉讼，法官告诉她“证据不足”，无法立案。她跑到国家信访局、中南海上访，遭到关押、暴打和长达八年的监控。

在张凯看来，毒奶粉、毒疫苗等公共性案件，维权的困境往往是结构性的。受害者多、波及面广，法院担心，一旦接受当事人诉讼，就为以后类似的公共案件维权开了门，很可能形成连锁效应，在全国范围内触发大规模维权行动。

而受制于专业背景，律师们也有一些技术难题无法解决——他们尝试证明注射疫苗和儿童患病之间的因果关联，但从举证角度出发，“注射到人身体里的疫苗，和市面上获取的疫苗不能等同”，因此调查结果无法作为呈堂证供。由于维权律师自身执行力不足，2010年后，他们也没有拿市面上的疫苗样本到海外做检测。当年在研讨会上的计划，鲜有实现。

类似的困境并非第一次出现。2009年，张凯替毒奶粉受害家庭维权期间，曾从商场货架上取下奶粉拿去化验，试图用作呈堂证供。但“吃进肚子里的奶粉”无法与货架上的等同，最后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立案。最后，厂商和当事人达成赔偿协议，张凯被当事人解除，“甚至他们得到多少赔偿我也不清楚”。

造成这一困境反复出现的关键在于举证责任。曾在2016年替疫苗家庭维权的律师刘书庆对端传媒表示，国际上，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时，通常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证明疫苗不存在质量问题的责任应由医院或厂商承担，否则判其败诉。在中国却反过来了，要由民众证明“疫苗”有质量问题，“这对普遍没有医学背景的受害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此外，在美国、日本等国家，从民间到国家层面，均有系统的人道救济制度。美国1986年通过的《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和《疫苗伤害赔偿程序》，规定国家对疫苗生产者按其所销售的每支疫苗计征专门的税金设立救济基金。1948年日本颁布的《预防接种法》，更是从国家层面，为受害家庭制定了赔偿方案。

中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据《疫苗之殇》统计，接种后出现异常反应的案例，80%以上被判生病与疫苗无关。中国的相关管理条例规定，应对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引发的严重损害者给予一次性赔偿，但赔偿标准过低、程序缺位、范围金额过于模糊，导致了受害者获赔困难。多位家长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表示，2010年孩子在接种疫苗出现问题时，他们也曾上访。“法院不接我们的案子，因为根本无法可依。”一位倡导疫苗立法的家长说。

没有细致的获赔条例令他们丧气，家长们最终只能接受地方政府的一笔赔偿，据端传媒不完全了解，赔偿金有2万的，也有10万的，差别巨大。孩子以后看病报销的比例也在20%至80%不等，这些差距并非依据孩子的受损程度或具体细则，而是随各省经济状况而定。

刘书庆说，上诉时，法院往往规避疫苗本身的质量问题，将责任归咎于注射疫苗时操作失误或可接受范围内的“接种异常反应”，“我们常常不知道责任归于谁。”

与此同时，坚持维权的多位毒奶粉、问题疫苗案的当事人，也遭当局逮捕、判刑。最令人惊骇的事件之一，是毒奶粉案维权联盟“结石宝宝之家”的发起人赵连海，他因发起公民调查并号召家属联合进行合法诉讼，被以“寻衅滋事罪”为由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

2012年前后，在当局的强势反扑下，这个由律师和受害者组成的抗争共同体，很快土崩瓦解了。

在“一个对上负责”的体制里，我们所有人遭遇了公共性案件维权的核心困境。滕彪说，“民间的压力，他们（有关部门）没有什么切身体会。”

张凯也不再参与疫苗案维权。一年后的夏天，他携同怀有身孕的妻子，自费赴美访学，在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宗教维权。

那一年，张凯在远离喧闹城区的大农村学习圣经、英语。闲暇时，他祷告、与律师们商讨宗教案件。妻子即将临盆，他常常花上60美金，带妻子去医院产检。B超里的孩子只有咖啡豆大小，后来孩子出生，他和妻子就给女儿取名“咖啡豆”，一家三口很享受这样的时光。

但张凯没有想到，短暂的安宁结束，他经历了一场几近灭顶的风暴，亲眼目睹中国维权律师的集体力量，一点一点，走向无声死亡。

“啄木鸟”的角色消失了

7月23日晚，《都在一条船上》发出后，“船”作为命运的意象，最大程度地激发了民众的共鸣：

“我们何尝不都在一艘大船里，看起来船决定着我们的命运。事实上，船里的每一个人，决定着船的命运。”

网民们终于不甘沉默，通过转发和打赏，表达无声的抗议。文章发出五个小时内，充满切肤之痛的评论迅速过万。坐在屏幕前，张凯“看着后台的评论，都感动得流泪了”。

第二天一早，该文在微博微信两个平台开始病毒式蔓延。据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说，张凯将这篇文章转发至一个他所在的律师微信群时，“我们群里的人几乎全部转出去了！真的转疯了！”张凯的朋友圈里，“卖鱼的转、卖菜的转……”不分阶层地转。文章的点赞数很快突破了10万。

疯狂的转发终于引来监管者的注意。7月24日中午，该文被从张凯私人公号里删除。此后张凯多次重发，5次更换赞赏码。直到7月24日深夜公众号被封禁，文章总共获得了将近140万元的打赏和逾千万阅读量。“我真的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阵势。”张凯说。

滕彪在接受采访时称，这几年，政府对公民的表达一直是严厉的压制状态，“但只要有裂缝，大家就要表达出来，凝聚起来，”在滕彪看来，这说明意识形态的管治思维，已经不奏效了。

但攻讦随之而来。

自媒体公号“乌鸦上尉”率先发文，指责张凯多次更换赞赏二维码赚打赏，动机不纯。说张凯无律师执照的原因，并非他文中所称替疫苗家庭维权“把自己搭进去了”，而是2014年他在温州教案中，“欺骗群众给自己敛财、煽动教徒闹事”，遭到整肃。该文还贴上当时张凯电视认罪，承认煽动教徒的截图作为证据，此文很快突破10万点击量，公号主人自称是“北航（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一名研究生”。环球时报、北京日报等官方媒体也紧随其后，发文挞伐张凯。

几乎一夜之间，“张凯就从一个充满情怀的好律师，变成一个让人‘可恨的’、‘发国难财的’、‘吃人血馒头的’、‘败坏自媒体风气的’……卑鄙小人。”较为支持张凯的上海自媒体人魏武挥撰文写道，他不认为更换多张二维码有何不妥，“他一不偷二不抢，自己写篇东西，也没说你一定要给了钱才能看。给与不给，丰俭多寡，任君选择。”

在朋友圈里，魏武挥评论：“难道，（你们）真的不知道温州教案的事吗？”

那是一段张凯不愿多提的往事。

2014年，他在美国普渡大学为期一年的访学结束，原本打算与妻子前往美国南方继续访学。当年春天，浙江发生大规模强拆十字架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有至少1300座教堂的十字架被卸、20余座教堂被强制拆除，500多名信徒被抓，130多人被打伤，期间，包括黄益梓、顾约瑟在内的60余名牧师被警方抓捕、秘密关押审讯。

从2014年3月开始，5个月多的时间里，张凯收到多封温州教徒的求助信，恳请他协助维权。当时，张凯的访学行程即将结束，他决定不再延续，回到中国。“我是一个律师，也是基督教徒。其实，我责无旁贷。”张凯说。

此后，张凯常驻温州，四处举行普法讲座，主张大家依法抗争，包括依法行政复议、申请信息公开、游行示威，他本人也依法代理一切和强拆十字架有关的案子。张凯组织了30多个律师参与浙江各地的教案，打算用尽一切合法手段，在强拆十字架风暴中抗争到底。

然而，谁也没想到，一年后，一场维权律师们的灭顶之灾，轰然而至。

2015年7月9日起，全国范围内300多位律师、维权人士遭到当局传唤、刑事拘留。在这场震惊中外的“709大抓捕”中，张凯被温州警方于7月10日深夜带走，遭到彻夜审问。

国安在警告了张凯“不要炒作周世锋案（编注：北京锋锐律师所主要创始人，‘709大抓捕’重点镇压对象。）”、“不要参与浙江教案”、“不要举办法律讲座”后，将他放走。但随后的一个多月里，张凯显然没有“听话”，他继续每天会见从浙江各地涌来找他的教徒们，协助他们维权。直到8月25日深夜，警方将他彻底带走，关押了七个月。

七个月里，张凯经常被彻夜审问，家属和律师也无从见到他。直到2016年2月，在警方的安排下，他被推上电视认罪，镜头前，张凯表情呆滞，他成为了“违法国家法律、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的律师、温州教案的幕后黑手。2016年3月24日，张凯终于被释放，在当地警方的安排下，他被遣送回内蒙古，但继续实行监视居住。

很少有人知道那七个月里他具体经历了什么，“（因为）达成协议了，不能说，不方便说。”张凯回绝了端传媒的提问。

但这段经历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理伤害，此后，他噩梦绵延不断，常常梦到被人追杀，“我跑啊跑，跑到一个悬崖，就惊醒了。”

更多的伤害是情感上的。2016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张凯陷入了对律师职业的困惑，他曾经相信律师匡扶正义的理想，相信追求公平的朴素价值，“在学法律的时候，这就是满满根植在心里的价值，我们盼望这样的社会。”

但现实让他看到的，是失望、伤害和恐惧。

“709”的严冬前后，那些曾经为问题疫苗奔走的律师，多数已散落天涯。许志永因呼吁官员公示财产，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2017年才获得释放，但继续被监控。滕彪于2014年前往美国访学，成为流亡律师，“只能帮国内律师在海外发发声，表达抗议”。包括李和平、江天勇在内的多位昔日活跃的维权律师也几乎在公共领域中销声匿迹。

不止一位律师对“709大抓捕”制造的寒蝉效应深有感触。2016年山东疫苗案中，律师刘书庆曾组织37名律师联名发布《问题疫苗索赔》指南，为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但他承认，无论是律师的参与度，还是维权效果，都无法和2010年相比。

一位要求匿名的大陆维权律师告诉端传媒，虽然那场镇压已经远去，但如今整个律师队伍，“公共说话（的力量）还很弱”，“律师、记者等社会力量基本一盘散沙，苟且偷生，最终是会影响社会治理质量的。”

“啄木鸟”的角色消失了，这位律师说。

如今他的愿望是恢复律师执照，好好赚钱

“709大抓捕”后，张凯失望的日子迄今没有结束。2018年，他监视居住的期限即将到期，但发现律师执照无法通过司法局年检。回到北京后，他无法以律师身份执业，在“陷入了人生的困境”和“对中国法治几近绝望”的时候，被迫告别了自己坚持十多年的职业，他决定动笔写文章，只为谋生，每篇文章可以获得差不多一万元的打赏。

“张凯律师”的公号封禁后，谋生的工具没了，张凯再次陷入焦虑。

7月26日上午9点，张凯通过朋友的公号发文，宣布他将把140万的打赏投入中国法治建设，成立“有责法治建设基金”，给那些打不起官司的人支付律师费，“不多，最多也就是10单案子”。每年年底，基金会进行财务审计，向社会公开。

张凯对端传媒说，早年间，大家常常想做很多案子，它们对推动中国法治建设很有意义，但囿于当事人是社会底层，支付不起律师费，律师们总是在理想和现实的缝隙中，左右为难。“但现在有这笔钱了。”张凯笑着说。

公号被封禁后，张凯每天为解禁封号而奔走，到腾讯公司与工作人员交涉。7月28日深夜，端传媒在张凯家附近的咖啡厅再次与他会见时，“张凯律师”公号已于白天解禁，他套着件灰色T恤，踏着双拖鞋，身上的紧张感已经消失，他为被允许继续卖文为生感到满意。

但苦恼是长久的。过去一年，他的时评常因触碰敏感词而遭删除，他感到自己“处处受限”。“我写文章，是希望这个国家好，能给更多的人帮助，但它就把我限制得很死”。

那晚闲谈时，张凯始终绕不开审查带给他的困惑——

“诶，你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文章不被删除吗？”橙色吊灯下，他沧桑的脸摇摇晃晃。

当得知一款区块链技术应用可以暂时解决这个问题时，他盯着手机屏幕，好奇而感慨，“啊，看来科技真的可以改变中国。”

“诶，那它有打赏功能吗？可以贴打赏二维码吗？”他抬头。

长生生物劣质疫苗丑闻爆发后，一些疫苗家庭的当事人又找到张凯，请他维权，但他告诉端传媒，所有案子，他都婉拒了，“精力上无法跟上，心理上也不愿意。”

临近四十不惑，张凯却在为谋生而苦恼。他正在跟妻子闹离婚，揹负了沉重的房贷，愿望是赶紧恢复律师执照，好好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