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相识在1982年。
那时刘霞在出版社工作，开始公开发表诗作，喜欢做饭，喜欢和当时的丈夫在家里招待天南海北串联的诗友。那是专属八十年代的交往学：写诗著文的朋友到访，不会提前通知，不管从哪城哪村走多远的路找到你家，都是直接敲门，然后住上一段时间，再正常不过。在1986年12月写的一首诗《日子》里，她形容： “朋友们在夜晚到来/我会尽力做出一桌的菜……黎明时分/朋友们盘旋而去”。还不到发工资的日子，没钱买菜招待即将到家的文青朋友，刘霞便给娘家打电话告急。家人记得，又一次，母亲派弟弟拿着五十块钱坐公交车买菜去支援姐姐。
刘晓波则在1982年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来到北京，在同学介绍下，认识了刘霞夫妇，成为刘霞在家做饭招待的客人之一。
1983年5月，刘霞写下那首名叫“一只鸟又一只鸟”的诗。当时还是以文会友的刘晓波和刘霞都没有想到，这首诗的意象，“一只鸟又一只鸟”后来成了交织两人终身的审美。
我们/在很早以前/就常常说起那只鸟/不知道来自哪里的鸟/我们兴致勃勃/它给我们带来了笑声
冬天的一个晚上/是晚上，它真的来了/我们睡得很沉/谁也没有看见它/就在有太阳的早晨/我们看见它留在玻璃上的/小小的影子/它印在那里/好久不肯离去
我们讨厌冬天了/讨厌冬天长长的睡眠/我们想让红色的灯/长久地亮着/告诉那只鸟/我们在等待
院里的葡萄/又爬满架子了/窗子不再关上/我们仍然记得那只鸟/只是不再谈起它 ……
它又来过了
“我只吃神让我吃的东西”
刘霞一生全职在机构里工作的时间，只有八十年代中的那几年。1989年之后，“她最好的朋友廖亦武（1990年）被抓，当局找到刘霞来调查廖亦武。再等半年就可以分房了，她就是（辞职）不干了。”刘霞的家人回忆道，“也无所谓，都随她，”刘霞家人一副向来宠溺她的样子。
此后，刘霞主动退出公共生活，连社交也仅限于吃喝玩乐的亲密小圈子，退回到纯粹的诗歌、文学、艺术领域，过内在的、精神性的生活，且并不以此为业，物质上完全依靠家人和朋友。
在2003年的《癔语》一诗中，可以看到她对内在自我的诗歌肖像：
我是尼金斯身体里的灵魂/我吃得很少，尽管我很瘦/我只吃神让我吃的东西/我讨厌臌胀的肠子/那会阻碍我跳舞/我害怕人群/害怕在他们面前跳舞/他们要我欢娱的舞蹈/欢娱就是死亡/他们感觉不到/却要我过和他们一样的生活/我要留在家里/避开人群/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望着天花板和墙壁/监禁中我也能找到生命……
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给晓波》（1989年6月）一诗中，她描述自己眼中的天安门广场、以及在广场上发起了绝食的刘晓波：
……
我没有来得及和你说上一句话/你成了新闻人物
和众人一起仰视你/使我很疲倦/只好躲到人群外面/抽支烟/望着天
也可能此时正有神话诞生/然而阳光太耀眼/使我无法看到它
即使“可能此时正有神话诞生”，刘霞对公共人物、公共政治始终有种保持距离的本能。然而，爱情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尽管抗拒，她还是被卷入政治，甚至在当代中国过着最为政治的生活：软禁、监视、为丈夫的自由作政治代言，作品不再在中国发表流通。
海淀看守所外的吉普车，热
1996年8月，刘晓波突然失踪，一位朋友开着辆北京吉普，带上刘霞，到处寻找刘晓波。“细节已经记不住了，只记得车里非常热，海淀看守所外的两排柳树，干、热。”“路边是架着马（骡）车卖西瓜的小贩，还有烤羊肉串的小贩。”多年之后，这位朋友只记得模糊的细节，所有的印象，停留在吉普车副驾驶位上的“热”和找不到人的惶恐。
这种核心印象延续了下来：寻找失踪的刘晓波，成了刘霞此后生活的重要主题。
1996年刘晓波失踪的结果，是劳教三年。为了方便探视劳教所内的刘晓波，刘霞和刘晓波在大连劳动教养所登记结婚。刘晓波被释放后，被官方监视居住成了常态，直到2008年刘晓波因为发起《零八宪章》，再次被抓捕入狱，而刘霞也陷入长时间的软禁。
在漫长的2010年代中期，曾有一个4月1日，刘霞的生日，几个朋友走通层层关系，设法带她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别墅院子里，为她庆祝。参加过的人回忆，这大概是史上最严苛的生日宴会：大量便衣警察守在别墅门口，朋友必须事先通过官方审批、并在现场接受警察检查，才可以进入，车辆则必须停在院门外。其中一个未经许可见面的朋友，要藏在获得批准的朋友的车后排座椅底下，车主以后备箱里酒水太重为由，将车开进别墅院子，才得以混入。
在这场聚会前，朋友们已经商量好，绝不主动问任何关于刘晓波或监狱里的情况，以免对刘霞造成精神刺激。尽管如此，到了现场，举着酒杯的刘霞，一会儿哈哈大笑，在少量亲友围绕的餐桌上开怀；又有好几次，不知是因为什么细节的触动，也许是恍惚“进入独自一人软禁的处境里”，突然又流泪大哭起来。
“那天，她就这样在与朋友生日庆祝的现场和独自一人软禁的情境中，来回跳跃”，藏在座椅下进入生日会现场的女朋友回忆道。生日会之后，刘霞主动说自己先走，“这样可以把警察带走”，朋友才能顺利从别墅脱身。
“已经不用打电话了”
与刘霞定期见面的少数几个朋友，几乎都记不起他们交往的具体细节，天气、场景、衣服、颜色。他们小心翼翼地与警察博弈，获得在警察陪同下与刘霞见面的机会，最重要的是“在一起”。而面对外界的询问，或者警察的问讯，最好的策略，是刻意不去记忆，彻底忘记。这样，才能保住宝贵的见面机会，保护自己不被政治的压力、外界的期待、关于处境的思考、对自我的怀疑和拷问等等“麻烦”和“问题”压垮。“细节不重要”，刘霞的家人曾说，“重要的是细节过滤之后，留下的感觉……不是纪实的细节，而是写下当时的感觉。”
“当现实的反抗不可能时，他们就会借助于非现实的形式来反抗……审美是生命本能对现实进行反抗的最高的非现实形式。”刘晓波在1988年的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里写下这样的话。
在公共政治层面，刘霞没有一种语言可以说出自己的经历，反而依靠身体的感知、体验，维系享受生活的生命冲动，进而在艺术的语言里表达。这种表达，没有层层叠叠的装饰，直接抵达存在的本质，黑与白，沉默中的嚎叫与呼喊。
她想要过上“好的生活”：给爱人做好吃的饭菜，和爱人一起外出与朋友聚餐，爱人在外面吃到好的食物还能打电话告诉她并给她打包一份，穿美丽的衣服（刘霞刘晓波诗歌里都出现的“时装”、朋友口中精美的“袍子”），能每日喝上红酒，抽上细长的摩尔香烟，读书写字拍照，甚至连手机电脑都不需要去用也不会用。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者享受生活的姿态，经济上有爱人和家人做后盾没有后顾之忧，在当下中国中产阶层家庭似乎也并不难实现。
她抵抗官方政治施加给她的压力，也拒绝民间社会运动者对她的期待，不进入任何一方的道德伦理、法律规范来要求自己，甚至以切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来保存内在的自己和自由。
在公共领域，她沉默，为了保护人质（比如弟弟刘晖），不让自己丧失最后一点与亲友见面的空间；偶尔又进入自己厌倦的政治的反复言说。在现实生活中，对反抗，她是悲观的，如《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展示的怀疑和悲观。她也是无力的，如2008年刘晓波被抓当夜，她连用手机打电话求救都不会，最后晓波被带走了，她说也“已经不用打电话了”（来不及了）。2017年刘晓波住院治疗，她记不住刘晓波治疗要用的药物名字，更不用说出面和官方交涉捍卫自己和爱人的权利。
她保护不了自己，也改变不了铁一般的残酷现实：恶法横行，爱人在监狱渡过漫漫刑期，长期分离乃至最终的生离死别。
“她是波波的 inspiration”
刘晓波临终为刘霞写下最后的文字里说“一只鸟又一只鸟”、“抓住一个人的审美后，就将终生在他的生命里穿行”。多年来，刘晓波从劳教所、监狱寄出的情诗，文采已经不那么重要，四面高墙下，刘晓波声嘶力竭地想像他的爱，呼喊他的爱，命令他的爱，表达他的爱。相对而言，刘霞的诗歌里，传递出一种更抵达本质的决绝、从容和平静的力量。“她启发了波波（刘晓波）”，使得他在政治反抗的路上可以走下去，刘霞生活中的朋友说，“她是波波的 inspiration”。
2017年6月至7月，作为一个被严密监控的癌症病人，刘晓波获得了短暂的与刘霞相处、交流的时间。在最后的文字里，他形容自己是被动的对象，将审美交付给刘霞，一辈子陶醉。
两人的好友 G 形容，在最后的时光，刘晓波完全地做回一个彻底的“老婆迷”。也是在这时，他明白了，在“丈夫入狱11年，弟弟也被判刑11年”的境况中，最想逃离公共生活的刘霞是怎样被推到人伦、爱情和政治冲突的最前沿，又在长期软禁中，经历了怎样歇斯底里的疯狂。
2013年12月12日，她又写下一篇诗歌，《无题》。软禁中的孤独和她内心深处保存的人性，与诗歌产生之地强制软禁她驱使她疯狂的权力，如此鲜明对照：
这是一棵树吗？
这是我 一个人
这是冬天的树吗？
它一年四季都是这个样
叶子呢？
叶子在视线以外
为什么画树呢？
喜欢它站立的姿势
做树活一辈子很累吧？
累也要站着
没有人来陪伴你吗？
有鸟儿啊
看不到鸟呀
听那翅膀飞舞的声音
在树上画鸟会很好看吧？
我又老又瞎看不到了
你根本不会画鸟吧？
是的 我不会
你是棵又老又笨的树
我是
最后的时光，刘霞的弟弟刘晖用手机拍下刘霞喂食刘晓波的样子。在疾病、死亡与分离面前，政治的位置背离了国家叙事框架的核心的初衷，变成了刘晓波、刘霞生活的背景，就像北岛2010年的诗句所写：“他们的爱远远超越了那自以为主宰他人命运的人的恨。”
2018年7月10日，经历多年软禁，在刘晓波离世一周年之前两天，刘霞飞离北京，前往德国，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人间恶法依旧存在，她无法逃离古希腊悲剧中安提戈涅的悲剧困境。但她的选择也十分清晰：遵从上天的律令，保护弟弟家人，保存人伦、人性，保存个人尊严，过美好的生活。这便是她对人间恶法最大的反抗。
“一只鸟又一只鸟”，每一声自由欢快的啼叫，都是对扼杀封喉力量的不屑与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