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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我如何成了台湾纺织厂里的一名“老师”

开设采访写作课的目的,是促成十六岁与六十岁之间的对话。那是关于一整代人的幸与不幸,更是理解父母亲、甚至祖父母那两代生命经验的钥匙。

巧欣针织社的采访写作课。学员学习访纲设计、现场提问的基本要领后,便要两人一组,在规定的一小时内,采访两位现场工作的工人,回家后写下她们的人生故事。

巧欣针织社的采访写作课。学员学习访纲设计、现场提问的基本要领后,便要两人一组,在规定的一小时内,采访两位现场工作的工人,回家后写下她们的人生故事。图:巧欣针织企业社 Facebook Page

特约撰稿人 陈泳翰 发自台北

刊登于 2018-07-10

这是一个让人没法马上点头却也无从拒绝起的提议:我的受访者邀请我担任工厂里的“采访写作课”老师。

那一天,我正在新北市的巧欣针织社,采访老板的女儿陈思颖。效率惊人的她,在短时间内巨细靡遗简报完这间针织工厂开办过的各种课程,花样实在太多,我都还没完全记牢,她又谈起接下来打算请高中热舞社“跳”进工厂拍支宣传短片,以及把“工厂里的教室”模式,延伸复制到上下游的合作工厂去。

将理念和尝试都一一陈述完毕后,不久前才刚以小工厂振兴计划,在西班牙入围2017年服务设计大赏决选名单的陈思颖,冷不防问了我一句:“既然你是记者,要不要来我们这边,为高中生开一场工厂里的采访写作课?”

难以点头的理由在于,我一直不认为自己在记者这份工作上,有什么可以“教”别人的。我喜欢平原走马的闲聊,更胜正襟危坐的采访;对生产线劳工的兴趣,又超越日进斗金的大老板;更别提我总是用最笨、最没效率的方法,把数小时的闲聊全都缮打为逐字稿。在对时事反应速度近乎苛求的主流媒体中,我时常因此感觉格格不入。这样一名不依循正规军作战方式的记者,实在没有太多职场上可靠的存活技巧能够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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