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体验、也是挑战。交出你身上所有财物，没有现金、没有卡片，只有简易的生活物资。选择从事一种底层劳动，例如举牌工、粗工、贩售杂志、清洁等，挣得一天七、八百元台币（约两百元港币上下 ）的工资， 你该花钱住网咖？还是省钱露宿街头？你愿意用两天一夜的时间在街头求生，实际体验无家者的境遇吗？
本文由端传媒和台湾公共电视《独立特派员》共同编辑、发布，公共电视为非营利机构，本文亦免费开放阅读。电视报导于五月二十三日晚间十点于台湾公共电频道首播，也将于《独立特派员》网站完整发表。
2017年11月25日凌晨02:30
原本应该是入睡的时间，台北万华区“人生百味”工作坊的灯火逐渐明亮起来。
“你早餐吃了没？”阿柱站在门口跟每个进门的学员打招呼。
在华人文化里，“吃过没？”是一句很日常的招呼，对阿柱来说却是生活里最重要的事。
“我第一句话都先关心他们有没有吃。”阿柱说，“因为他们不知道肚子饿的痛苦”，后头这句话，多带了一份语重心长的意味。
曾经在街头漂流的阿柱，“饿肚子”是他情感资料库里最深的烙印，虽然在贩卖《大志杂志》 ( 编按：《The Big Issue》 中文版 ) 维生后，让他脱离街头，租下一处栖身之所，但是“吃过没？”依然是他在与人互动中发自内心深处的问候。
这一天，第九届“流浪体验营”活动开场。流浪体验营由长期关注、服务街友的“芒草心协会”主办，协办的“人生百味”早先是一个推动募集即期食品供无家者食用的社会计划，之后成了关注并协助街卖者的NGO。
举办这场体验，希望透过实际看见、体验无家者的生活样貌，进而认识、同理无家者的处境。两天一夜的体验活动从此开始，采小组分组方式，每一组皆由一位有过街头生活经验的“流浪导师”带领。
05:00艋舺公园，流浪者的落脚地
“我们今天准备给大家求生的物资就是，雨衣、暖暖包、还有一张储值50元的悠游卡。”连同基本物资，工作人员同步发下塑胶袋，参加者必需将身上的财物全部拿出，“身无分文”是体验无家者处境的第一步。
“我们先去龙山寺。”拿著纸板，流浪导师元瑞带著小组成员熟门熟路的穿过窄巷，到了龙山寺旁的艋舺公园。
元瑞所带领的小组将以举牌工来赚取未来两天一夜的生活所需。
“有人问我为什么来台北，我说，我参加路跑来的。路跑是甚么？就是跑路( 台语：意指逃避、逃跑 )上来的。”刚坐定，元瑞开玩笑的说起他流浪街头的源起。
这时大约清晨五点，小组成员围著元瑞坐在纸板上，周围是还在睡梦中的无家者以及大大小小用塑胶袋或旅行袋装著的家当。公园檐廊上还滴著水，这两天是下雨天。更不要说前两天台北才创下十一月夜间最低温，16.2度。
“很冷的时候，你一定要一直动，这是保命的方法，不要睡一直动，才不会冻死。”低温里元瑞低语。
2007年元瑞带著2000块钱与一张写著提供宿舍的粗工征人广告北上，没想到却领不到工资，最后在台北街头流浪。
“找工作哪有那么简单，我刚来台北时，没有钱、没有认识的人，连车都不会坐，那时候是冬天，很冷，一直待在新光三越附近，渴了就去228公园喝水。”元瑞轻描淡写的说起他一开始的街头生活，“我永远感谢那一对吵架的小情侣，在新光三越旁边，我坐在那边，他们就在旁边吵架，那男的手上拿一个蛋糕，两个人吵一吵，啪一声，把蛋糕摔地上，我就等，等他们走，他们吵一吵，分开走，我就去把蛋糕捡起来，打开来，里面蜡烛21岁。那个蛋糕救了我，那时我饿三天了。”饥饿三天，元瑞没提起蛋糕的滋味，只记得蛋糕主人那年21岁。
“起来了，起来了。”天微亮，公园保全开始叫大家起床，依照规定，六点半以前整个场地必须清空恢复原状。
06:30，招临时工的工头来了
在公园初醒时刻，一群人来到现场，手中拿著签名册。
“今天要举牌跟发传单。”工头说著今天的工作，开始有醒来的无家者上前报名。
“现在景气不好啦，以前一天平均大概有70到80个工作，现在一天大概只剩20到30个。一般来说，发传单分拦车、拦人、或是塞信箱，不然就举牌。”前来点工的工头说，工作不好找并非一般社会大众才有的感受，对无家者来说，连举牌工都需要竞争。
“这种工作没办法存钱，是说要买个饮料、买个烟，方便而已。一周只能做两天三天，大部分周六、周日工作较多，平常较少，大家轮流，今天你，明天他，用轮流的。”工头介绍了一套潜规则：因为人多事少，无家者们得自动分享工作机会。
广告工(举牌、发传单)，以及粗工与资源回收，是街头生存的三大工作项目。不过工作机会不稳定，薪水也不高，以广告工来说，一天薪资大约在800元左右，工作8小时，固定有人来巡视，看看传单发完了没，发完再补。
“她们两个说，可以两个拿一支牌子吗？”元瑞小组里有两位女性成员，一方面为了争取工作机会，另一方面也顾虑安全，元瑞提出两个人算一份工的提案。
提案一出，现场立刻有人反对，不过工头最后还是同意。
“我就算一个人头钱，你们要十个人拿，我也没意见。”工头这么说。
而在分配工作的同时，公园周边已经停了货车和厢型车。
细雨中，几位无家者走上一台货车，货车后斗关上开走，人与货物的界线在那一瞬间显得模糊不明。这样的画面令人不禁想起：货车不是只能载货，不能载人吗？
开始工作
“拦车就是红绿灯时发个五、六台车，就回来红灯这边，路边有栏杆可以坐著休息，绿灯结束，红灯你再过去。定点就是，你整天都站在这边，他如果从这边过去，就发给他。举牌就是顾牌子。”由于元瑞小组的成员，没有相关工作背景，工头简单做了工作介绍，也算完成职前训练。
元瑞小组里的岑家忻与另一位女性伙伴共同分担一分举牌工作。两人与其他工作者坐进厢型车里，工头最后一次点名，同时发给想预支工资的人200元。
“你几号？”工头问著预支工资者的号码，见对方只回答姓名，查看签名册后，“你22号啦，你要记好。”工头不断叮嘱著。
车上的每一个人都被简化成一个号码，而岑家忻与他的伙伴在这一天只有一个号码，13号。
箱型车沿途放下人力，在最后一站放下岑家忻与他的伙伴，工作人员帮忙将广告牌绑在柱子上，车子便扬长而去。
在接下来的八个小时里，岑家忻唯一要做的工作就是站在绑著广告牌的柱子旁边。
“路口附近的所有的东西，就是包含每一个字就是招牌啊，或者是街上的一些甚么字，我足足花了三四个小时才把所有的东西都看完。”岑家忻事后回想，举牌的八小时就是这样打发掉的。
她也说：“举牌非常的无聊，就是一个很无聊的工作，你站一天大概是八个小时吧，一个小时会休息十分钟，中午会休息一个小时去吃饭，其他时间你就站在那边一直顾牌子。你就会感觉到你的生命整个时间都耗在那个牌子上。”
午餐，有人匆匆用个面包果腹。无家者能吃到什么，也取决于“流浪经验”。比较“资深”的无家者会熟悉慈善团体供餐的地点与时间，知道如何获取食物，所以饥饿时间与机会并不高。反而是“资浅”的无家游民，受冻挨饿是常态。
在车流喧嚣的街口，不知怎么的，只觉得立著广告牌的一角显得时间胶著、相对沉默。
而岑家忻用流逝的生命来守护售屋广告牌，广告上的房屋价格是668万，以举牌工一天800元的工资计算，必须要风雨无阻、不吃不喝举牌23年才能买到。
17:00“下班”了
“你站这里，手放柱子上。”当车灯与街灯缓缓亮起，箱型车来到街角，工作人员帮岑家忻与广告牌拍了一张合照，作为一天的工作证明。
工作人员拆下广告牌，载著广告牌离开，留下岑家忻与伙伴，他们必须自己回艋舺公园领这一天的薪水。
回到公园，岑家忻领了薪水，同时与小组成员一起用了晚餐，简单的一餐花了一百多元，是他这一天所得的四分之一。
21:00 回到落脚处，今晚睡公园
“应该是这样子，就是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还是把它转过来？”四人小组摆弄著纸板，讨论著应该怎么铺设。
四个人还在讨论方案的时候，周围的无家者已经熟练的打理好晚上的栖身之所，还有讲究的人用纸板搭起迷你房间。流浪导师元瑞则在一旁观察著四人的一切。
“就这样吧！”最后四个人决定两人一组并排与另两人头对头，四人脚朝外的方式铺设，却忽略了脚朝外后，将对到旁边无家者的头。
“你们这样不行，脚不能对人家的头，这样会把人家踩衰。”四人兴高采烈地铺设好纸板，元瑞出声纠正。
最后四人调整头脚方向，终于能躺下休息。
事实上，街头睡觉的学问，在稍早元瑞就有许多分享。
“睡觉的时候，鞋子最好不要离开。因为你睡著了，鞋子会被拿走，拿去跳蚤市场卖。”
“如果一定要睡公园，这里(艋舺公园)是最安全的，因为灯整夜亮著，还有保全。”
“这里(艋舺)相对单纯啦，因为大家都穷，没人有钱赌博甚么的，黑道就不会来。”
“最危险就台北车站。下雨没地方遮雨，而且门关著，虽然有铁路警察，但是你外面发生甚么事，他也不管。”
“有些地方你别看有监视器，发生甚么事，没录影。”
“我印象很深刻，那时我们选择睡骑楼，然后就有巡守队来驱赶我们，我们老师有跟他们解释，睡公园会有危险，结果一个大婶就说，‘既然要体验，就该知道会有甚么风险。’我觉得很惊讶，就是，说这句话的人，就是我们平常会接触的阿姨婶婶，可是他们却能说出这么冰冷的话。”朱冠蓁说。
无家者的体验，尝出了什么滋味？
公园，不是无家者过夜的唯一选择，小平(化名)跟著另一群人选择了网咖。这里聚集著沈醉线上游戏的人们，无家游民零星夹在他们中间，两种人处在同一个屋簷下，目的却不一样。小平他们是找个栖身之所而来，有些网咖，低到一百元就能过一夜，店里冬暖夏凉，不明究里的人看，觉得应该是个好地方。但待了一夜才发现，事情不是那么回事。
小平的感受是，在网咖里，灯光是亮的，电脑萤幕是亮的，线上游戏传出各种音乐、效果，参战者呼来喝去。小平在会后分享时说，网咖根本不是一个可以好好休息的地方，一天、两天，乃至于长时间得不到正常的休息，到白天怎么可能好好工作。
另一位参与体验的学员阿中(化名)，是人称“铁饭碗”的公务员。露宿街头，一觉起来后，芒草心协会带学员参观一位阿伯的住处，他经济条件稍稍好一点，能租得起一个房间。
这房间约莫1.3坪大，还有一部分是违章建筑。参观者边走边感觉水泥地板似乎在晃，房东说“没有办法”，不知道甚么时候会倒。这样的房子，月租得要五千元。
看著屋里缠绕著的电线，阿中的公务员直觉告诉他：“这个不安全！”但跟著他想起了前阵子新北市政府强力执法，拆除顶楼加盖违建的争议。阿中想，如果因为“不安全”就拆了这些建物，这些原本的无家者岂不是连栖身之所都没有了？自己一向认定的“安全”，对这些无家者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朱冠蓁是社会企业“人生百味”的创办人之一，他参加了第八届流浪体验，提起那次的夜宿经验，除了街头的冰冷无情让他记忆深刻外。他记得那次在白天，自己连工作都找不到，因为举牌、发传单这种工作，需要早早就去排队，排在前头的才能得到。晚到的他，只好试著去做资源回收赚点钱，但他根本不知道到哪里找一部推车。
朱冠蓁感慨地说：“我们都相信每个人独一无二，可是为什么却在认为有些人，就是适者生存这个时代里面要去认为说，有些人的淘汰是理所当然的。”
朱冠蓁谈著台湾的“贫穷”与“底层生活者”，反思著“剩余”与“淘汰”：
朱冠蓁谈著台湾的“贫穷”与“底层生活者”，反思著“剩余”与“淘汰”。她说当我们看待一个人，如果不是以一个“立体的人”来对待，只把人当成某种“生产力”、“生产工具”，这就会让无家者被遗忘、忽视，因为“当他生产力不够的时候，当他的外表外观不再那么的所谓完好无缺的时候，那就会像东西一样被抛弃掉。”
听朱冠蓁谈著话，脑中浮起的影像是准备“上工”的无家者上了货车、货车车斗关上、往前开走的影像；岑家忻守著招牌，站在穿梭的车潮中那个相对沉默的街角；深夜里亮著大灯的公园廊下，里头一个个整齐的纸板床位；这些影像构成了一幅无家者的印象，然而在无家者眼中，他们眼中的风景又是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