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暧昧的公共空间”，它的存在没有得到制度化的保障，随时可能被一阵涌来的细浪淹没，但可以在彼此不断试探中小心翼翼地达到彼此都能容忍的动态平衡。
1月31日，季风书园上海总店清场，宣告这家曾被誉为“上海文化地标”的书店在经历整整二十年的风雨之后正式谢幕。这其中的波折，不仅仅是一家书店的起落，更被广泛解读为国内公共空间生存的象征与缩影。
它是一家书店，但又不仅仅是一家书店——无论是书店的经营者、读者，以及若隐若现涉入其中的主政者，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事实上，如果它仅仅是一个“卖书的地方”，那它的关张也不会受到如此多的关注、被赋予如此多的意义，甚至恐怕也不至于在这个口口声声喊着要建设文化事业的“国际大都市”里无处容身。
并非只是一家书店
季风书园成立于香港回归的那一年：1997年。当时的中国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正是社会氛围空前自由的年代，而在改革开放二十年的积累之下，新的城市中产阶级也开始浮出地表。对知识分子而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相比起此前的年代，当时有充足得多的资源，但消费主义洪流却也已开始冲刷中国；尽管人心浮躁，精神生活匮乏，但当时的管控远不及后来严密，更不必面临强大的市场力量和网络技术冲击——1997年1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一次统计报告，全中国仅有62万上网用户。
理所当然地，那成了季风书园的黄金时代：从第一年在陕西南路地铁站下面41平米的书店，到次年底就扩大为938平米，全盛时期在上海一度拥有八家门市店，是当之无愧的文化风景线。据说董建华任香港特首时，每年去北京述职后，会来上海住上一个星期，每天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都会从下榻的老锦江饭店步行到季风书园，待上两个小时，然后回去吃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