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件关于中港两地法律制度差异的事，近来较受舆论关注：一是《国歌法》在港立法；二是高铁实施“一地两检”。关于前者，有流传广泛的网络笑话说“一旦《国歌法》在港立法，第一出被禁的香港电影，将是1990年风行一时的《表姐，妳好嘢！》”原因是戏中有一幕讲大陆公安郑硕男（郑裕玲）跟定居香港的国民党老兵（林蛟）各不相让，对唱两地国歌互相比拼。
作为香港流行文化的主要模式，香港电影一直都被视为香港人集体心理的投射。《表姐，妳好嘢！》中对大陆公安的刻划，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六四以后香港人的集体情绪。而如今这则笑话，则揭示出一种深植香港人集体意识底层的“恐共情结”，原来可以追溯至1990年代香港人对大陆法制的片面想像里。很多香港人深怕一旦两地法律制度失去了缓冲间隔，唯一赖以维持香港人信心的“一国两制”便会崩溃，香港亦将在制度上全面内地化。时至今日，香港人仍然普遍不信任内地制度，既不接受内地法律条文和刑责，亦怀疑内地警察会否依法行事。这种不信任本长期存於香港想像中国的情感结构里，如今再被提及，暗示当下港人的“恐共情结”已变得具体化：较表层的恐惧是害怕法律对文化艺术创作的箝制；更深层的，则是担心“香港电影”再无法作为香港的“政治寓言”，而香港文化亦失去了一种重要的表述方法。
“警察／公安”的二元想像反映了香港人对两地警察系统和法律制度的比较，继而投放了香港人对两地政治关系的辨认。
“公安”是香港电影中十分常见的符号，作为内地法制的象征。“公安”一词本身就包含了鲜明的文化差异想像，事实上在内地警察制度，“警察”跟“公安”在概念上并非完全对等，涵盖范围也略有差异，但港治以至海外华人却长期视“公安”为“中国警察”的代名词，背后指涉着一系列对中国司法制度和警察的污蔑想像：如贪污丶人治丶不依法办事甚至知法犯法；此外亦连系到更为文化维度的想像，如粗鄙丶没文化；或部份如《表姐，妳好嘢！》这类喜剧中更对其贴上各种文革标签，像文革服式丶口号等。
然而“公安”并非香港电影的母题之一，它往往是依附在描述香港警察的“警察电影”（或“警匪片”）之内，作为突显香港警察特征的对照物，投射香港人对中港差别的想像。但这种投射不只是文化想像，更有鲜明的政治寓言色彩，“警察／公安”的二元想像反映了香港人对两地警察系统和法律制度的比较，继而投放了香港人对两地政治关系的辨认。本文将重溯“公安”在香港电影中的嬗变系谱，以侧写作为政治寓言的香港电影跟香港人“恐共情结”之间的张力。